第一章 王阳明及心学概说

第一节 王阳明其人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明代是具有思想转型意义的朝代。明代前期程朱理学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权力拥有者建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依然是一般士人用来与权力进行交换的知识”[1]。

明代中期开始，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思想格局被悄然打乱。一方面，理学思想依然作为官方统治哲学存在发展着；另一方面，被称为“异学之说”的“王学”的影响逐渐扩大。王阳明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的学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建立心学，并使之逐渐成为明中后期风靡思想界的重要学说。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祖籍浙江余姚，曾修学于越城附近的阳明洞，人称阳明先生，是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的一生极不平凡，以文才武略著称于世。他的哲学运思与他的曲折人生互相交织。在《王阳明全集》的《年谱一》中曾有对其祖先的追溯：“其先出晋光禄大夫览之裔，本琅琊人，至曾孙右将军羲之，徙居山阴；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寿，自达溪徙余姚；今遂为余姚人。寿五世孙纲，善鉴人，有文武才。国初诚意伯刘伯温荐为兵部郎中，擢广东参议，死苗难。”[2]这位祖先对其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被王阳明敬仰，并特意拜谒其先祖的祠庙。少年时的王阳明常静坐宁思，思考人生，曾问他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3]塾师曰：“唯读书登第耳。”[4]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5]在少年王阳明看来，成圣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在其人生的早期阶段即已萌发。

在王阳明17岁那年的秋天，娶了表妹诸氏为妻：“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6]这一年开始王阳明曾潜心练习书法，从“对摹古帖”始，直至“通其法”，其间王阳明“凝思静虑，拟形于心”。在不断的内省中：“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7]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中“格物致知”的早期萌芽。按照《年谱》的记载，王阳明18岁时开始“慕圣学”。“先生以诸夫人归，舟至广信，谒娄一斋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8]娄谅是崇仁学派理学家，此时已年近古稀，他的学术思想据理学家胡居仁认为接近陆九渊。在《明儒学案》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娄谅“少有志于圣学，尝求师于四方。夷然不屑曰：‘率举子学，非身心学也。’”[9]此次拜谒，从学娄谅，是王阳明对其学问的敬慕所致，同时这次见面也使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受了娄谅的启发，与娄谅有了关联。

1490年，王阳明的父亲因外艰归余姚，让其弟、妹婿为王阳明讲析经义，目的是期望科举考试及第。对此王阳明一改以往的“和易善谑”，代之以“端坐省言”，虔心研读：“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10]王阳明用这种刻苦勤奋体认着理学家的修身功夫。

1492年，王阳明参加了浙江乡试，后来到京城参加会试未中。为亲身体验宋儒的格物之学，王阳明“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11]，因为想到先儒所说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12]，恰巧官署中有很多竹子，于是决定格竹，结果是“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13]，由此王阳明认为要成为圣贤不是都要走这一条路的，他转而回头研究“辞章之学”。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终于中了进士，授刑部、兵部主事。1505年，王阳明34岁时第一次倡导身心之学，开始招收门人。1506年，因上书为戴铣申冤而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谪贵州，做了龙场驿丞。在龙场期间，王阳明开始悟“格物致知”之理，提出“知行合一”说。正德五年（1510），在结束被贬生活后，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次年迁南京刑部主事，后任南京鸿胪寺卿，开始了心学的宣讲。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升任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等地。此后平定了一系列的叛乱，其中有名的是平定宗室贵族宁王朱宸濠叛乱。1521年，王阳明在白鹿书院讲学，提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哲学命题：致良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整个心学体系。最后官至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于1528年57岁时去世。

作为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文治武功十分了得，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卓有成就，是真正的内圣外王的人物。在构建心学完整体系的过程中，王阳明从早年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素质，对于其一生的评价，历史上有“三变说”和“五溺说”之分。

“三变说”是王阳明弟子钱德洪对其师的学术思想历程的总结。钱德洪的《刻文录叙说》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14]

少年时研习辞章，并把读书成圣贤作为第一等事，结合当时社会上朱子学还是“登第”必须要研读的圣学的背景，我们知道阳明心学的学术背景还是建立在对朱子学的研习上的。此后王阳明遇到了娄谅，在从师娄谅的过程中，王阳明大量阅读了各种宋儒典籍，在《年谱》中，对此时“驰骋于辞章”有如下记载：

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15]

格竹未格出朱子所说的理，使王阳明受到了打击，再加上两次登第未果，王阳明把兴趣转向了辞章之学。这是王阳明学术思想中的第一变。

第二变是指王阳明对佛老二氏的追慕。求圣至道一直是王阳明的追求，但在泛滥辞章的过程中，他没有找到成圣的路径，加上落第的打击，使他转而向佛老中寻求解脱和答案，《年谱》中记载：

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16]

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17]

沉浸于佛老二氏，对阳明来说使他更多地悟到了仙、释二氏之非。这一阶段是其归学正本之前的第二变。

第三变是得圣贤之旨而至道，真正回归了儒学的精神立场，完成对身心之学——心学体系的建构。在辞章研究和佛老二氏中都没有找到至道的答案，王阳明转而研究圣贤之学，期待能为曾经不解的格物之理找到注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关键的事件使其“恍若有悟”，洞开了通向儒学真谛的大门，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35岁时王阳明因得罪了宦官刘瑾而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做了龙场驿丞。龙场艰苦的环境和当年少数民族言语不通，再加上王阳明已身心俱疲，客观上为他“悟道”创造了条件，《年谱》中对这一段经历是这样记录的：

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何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8]

此次经历促成了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重新思索，也为早年一直困扰他的朱子之学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创立了“知行合一”说。钱德洪从王阳明创立心学的思想和经历入手，归结的这“三变”，可以说是较清晰地梳理了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脉络。

“五溺说”在历史上也广为流传，湛若水总结了创立心学之前的种种行为——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湛若水写了与王阳明定交的过程：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19]

可以说，这“五溺”之说从王阳明生平的生活经历切入，梳理出其归本正学前学术思想的演变：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早年对这五个方面沉迷之后才悟出正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