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代地域文化特征

文学来自文化的土壤。研究金代文学，自然会涉及金代的地域文化。北方文化是金代文化、金代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国历来有地域文化之别。一些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陈寅恪先生在分析南北朝士族的不同命运时认为：“南朝商业城市发达。士族喜居都邑。都邑一被攻破，士族也就被摧毁。北方宗族与农业土地有关系，不在都市，所以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续下去，这影响到隋唐以后的历史。”[2]陈寅恪先生是从我国全域疆土的角度，区别南北朝士族文化的不同。尽管北方士族的生存能力很强，受战争影响相对有限，但在唐宋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北方文学成就始终不及南方。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录，宋辽金时代的文学家，共1168人，有籍贯可考者1079人。其中辽、北宋时期有文学家404人，有籍贯可考者385人，其中，南方226人，北方159人。金南宋时期有文学家764人，有籍贯可考者694人，其中，南方505人，北方189人。辽北宋时期，南北文学家的比率为5.8∶4.2，金南宋时期，南北文学家的比率为7.3∶2.7。

辽金文学的整体水平滞后于中原儒学文化发达地区，是与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女真民族的生活习俗、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

与两宋同时的北方辽金政权，为契丹与女真贵族建立的以游牧文化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时期，长城以南，“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长城以北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3]。

女真族早期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具有原始社会的特征。女真“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骑马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其乐惟古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其疾病无医药，尚巫觋。病者杀猪狗以禳之。或用车载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4]。同时早期的女真部落没有礼教约束，而有民主平等的表现。“生女直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诸父、部人皆不悦，欲坑杀之。”[5]“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6]早期女真族具有多元宗教信仰，除萨满教之外，还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其中佛教、道教最为盛行。“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7]同时金朝“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8]世宗朝以后，全真教盛行关中、山东、河南等地，渐呈蔓延全国之势，其发展兴盛直至元朝。金代社会多元信仰显示出金代文化思想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色，也形成了适合金代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良好文化生态环境。

在女真口承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萨满教的“巫歌”。从“巫歌”发展为“民谣”“诅咒词”“解纷歌”和各种各样的“自度歌”，这是女真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径路[9]。萨满教除了表示崇敬外，也有诅咒。诅咒的对象最初是恶魔、恶神，后来发展到诅咒人。《金史·谢里忽传》中有一段记载：“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婉，若篙里之音。既而以刃划地，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萨满（“巫觋”）假恶魔之需索而将杀人者之“畜产财物”劫走，这实际上是女真早期部落中对杀人者的一种公开的家族性惩罚。

《金史·景祖昭肃皇后唐括氏传》云：“景祖（乌古乃）没后，世祖（劾里钵）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颇刺淑）皆从。会桓赧、散达偕来，是时已有隙，被酒，语相侵，不能平，遂举刃相向。后起两执其手，谓桓赧、散达曰：‘汝等皆吾夫时旧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与小儿子辈忿争乎？’因自作歌。桓赧、散达怒乃解。”世祖和肃宗都是景祖乌古乃和唐括氏的儿子。桓赧、散达还是兄弟二人，居住在完颜部的邑屯村，是乌古乃生前的属下。乌古乃死后，他们和反对乌古乃诸子的跋黑勾结。唐括氏为了争取他们亲到邑屯村，当他们与随去的劾里钵、颇刺淑“言语纷争，遂相殴击，举刃相向”时，唐括氏竟用唱歌“亲解”了这场决斗。

上述女真口传文艺充满萨满色彩。其内容大致有两种：通过宗教的力量向对方诅咒报复，或者在当事者之间调解和合。熙宗、海陵时，女真口头文学遂在女真社会上层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只能在女真老人和下层女真人中保持着。

在女真族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民主平等观念与战争时期的上下一心形成有机的结合，使女真民族具有鲜明的家族观念，从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女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10]。金代立国之初，“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11]。

自然生活环境、生存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女真国俗。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护社会，犹恐不给。”如果说简朴尚武的生活方式、重巫信命的人生态度，为胡姓家族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那么，以部为氏、家国一体的生存意识，则为北方少数民族家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女真建国初期还处在原始奴隶社会形态的同时，长城以南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汉族地区早已进入成熟的封建社会阶段。所谓金境“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12]。从家族观念上看，金代汉人家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皆有“恋本”[13]的家族观念。史载，“北土重同姓”，“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14]。“虽三二十世，尤呼为从伯从叔”，“行路相逢，便定昆季”[15]。南朝的家族观念则相对淡薄：“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其间不可称数。”[16]

“北人恋本”形成的原因，辛弃疾认为是由于北方家族生存方式的不同。他说：“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17]北方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生产方式单一，贫富差距不大，家族之间可以各自独立生存，家族成员内部没有利害关系。南朝“人竞商贩，不为田业”。[18]工商业比北方发达，嫡庶异计殊产。财产兼并导致贫富不均，家族成员内部容易形成相互争斗，最终影响家族凝聚。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世以同宗族为骨肉。……予观南北朝风俗，大抵北胜于南，距今又数百年，其风俗犹尔也。”南、北方家族文化一直到宋代并没有改变。而与宋代同时期的金代汉族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家族观念，即“恋本”的民间习俗。

金朝立国之后，以中原儒学忠孝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女真汉化政策将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融为一体，从北宋灭亡到绍兴十二年，黄河流域大批人迁往南方，而金朝又将东北女真、奚、契丹大批迁往中原，立屯田军。由于宋金间真正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不如两汉之际、隋唐之际、安史之乱等，再加上金朝入主中原后，调整了政策，社会经济很快恢复，人口下降幅度并不大。[19]人口的快速增长又为金代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为金代家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女真汉化政策也使北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和汉人聚居区）强烈的家族意识进一步由民间形态发展到官方政策。北方的伦理本位、家族本位意识使不少家族断而复续，遗传不绝，并使敬宗收族的儒学文化传统得以传承。中原、河陇地区在南北朝、五代、两宋、辽、金时期朝政更迭、战乱纷扰，正因重视忠孝传家、以礼治家、并扶危济困、造福一方，所以不少家族才能壮大，谱系才能延续。

金代从游牧文化、渔猎文化转向农耕文化、定居文化的过程中，女真政权强化了伦常秩序，促进了社会政治的稳定，并为家族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创造了条件。金代的家族文化与六朝的家族贵族文化不同，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方向。

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导致民族文学形态的差异。在女真政权汉化政策影响下，金源地域文化加快了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进程。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金代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艺术创作、文学趣味的积极营造与有效培育。这期间，家族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