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金代家族在农耕—游牧文化融合中的作用

金代家族文化、谱牒文化中的忠孝伦理思想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起到了民族融合、社会和谐的巨大作用。官方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并将其作为统治思想，既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又使得金代家族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家族的发展又为文学注入了持久而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谱主要是为选官、联姻服务。北宋建立后，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社会政治功能已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谱牒不仅仅记载家族规模、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家族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还记载了本家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展现家族内部的家学家风，强化家族内部的敬宗亲亲之道。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指出：“唐以上谱之用二，于官则助选举，于私则佐婚；宋以后则所存效用，惟敬宗收族。”欧阳修在《衡阳渔溪王氏谱序》指出：“余惟族谱之作，所以推其本、联其支，而尊尊亲亲之道存焉。”

辽金两朝虽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都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宣扬儒家忠孝伦理观念，体现出家国一体的统治思想。对于民间忠孝伦理观念的推行，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法律上制定家族聚居制度，这无形中推动了谱牒文化的发展。辽圣宗统和元年（983）下诏：“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81]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以奚人达鲁三世同居，赐官旌之[82]。据王善军先生统计，《辽史》所载被旌表的数世同居家庭共有6家，其中汉人家庭就有5家。辽州张庭美六世同居、仪坤州刘光胤四世同居、庆州靳文高八世同居、锦州张宝四世同居、天德军田世荣三世同居。[83]金代也制定法律，鼓励父母与子女兄弟同居。“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止出雇钱。进纳补官未至荫子孙、及凡有出身者。出职带官叙当身者，杂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出职者，子孙与其同居兄弟，下逮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后免杂役。”[84]金代杂色仪制有中，列有“三代同居仪”，规定“三代同居孝义之家，委所属申覆朝廷，旌表门闾，仍免户下三年差拨”[85]。

女真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解放奴隶，恢复其人身自由，使其从奴隶变为自由的平民。这有助于普通家族的发展与壮大。

太宗天会三年（1125），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七年，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86]天会十年正月，针对从前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太宗下诏曰：“其悉均之。”[87]熙宗皇统四年（1144）十月，陕西、蒲、解、汝、蔡等处因岁饥，流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88]。辽人佞佛，多以良民赐诸佛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谓之二税户。世宗大定二年（1162），诏免二税户为民[89]。

熙宗至世宗，金已逐步封建化，但仍保有奴隶制的残余。金朝的法律一方面对女真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对驱奴与良民的不同地位作了法律规定。对于家族财产的继承分割，金世宗也有专门的诏令。太子詹事赵隇子孙、司徒张通古子孙皆不肖淫荡，破赀产，卖田宅。世宗闻之，诏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没，子孙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卖。”[90]为了维护家族聚居，世宗在多次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极力强调忠孝伦理的观念。他专门对宰臣强调：凡士民之孝弟婣（同“姻”）睦者，举而用之；其不顾廉耻无行之人，则教戒之。不悛者则加惩罚[91]。有一次，他还对皇太子及亲王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际，多因妻妾离间，以至相违。且妻者乃外属耳，可比兄弟之亲乎？若妻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非理也。汝等当以朕言常铭于心。”[92]

著名学者许烺光认为：“中国人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基本准则的外部表现形态”，是“情境中心取向”，“情境中心取向最基本的心理基础是相互依赖”，以一种持久的、把近亲连接在家庭和宗族之中的纽带为特征：“以情境为中心的中国家庭，培养了中国人一种向心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人际关系中的基本表现是相互依赖。它使中国人能够轻松自如地在内心的中国宗族结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完全调和’这一理想的框架内满足其社交、安全和地位的需要”[93]。深厚的宗族观念等在金代社会封建化发展中，发挥社会影响。金代河北、山东、山西出现不少聚居一方的世家大族。刘若虚大定十一年（1171）所作《闻喜裴氏家谱序》记河东闻喜裴氏，自秦朝后，“宗族繁衍昌大，迄于近代。其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世不乏人”[94]。明昌时人黄晦之《济宁李氏祖茔碑》记当地李氏家族：“自唐迄今，五百余户。阡陌连接，鸡犬相闻，大率俱以力田为业，生产温厚，衣食充羡，且知礼让，重廉耻，尚节操，孝友而慷慨。”[95]唐代散文家樊宗师之后，有一支居临晋之董村，族中有樊二员外者，“金代以赀名举。家千□，乐振施，修德好礼，乡党称为善人。有子曰德□，□泰和末年，甫三十，遭壬辰之乱，保族完家，不离乡土，人以为难”[96]。可见金代中期汉人家族注重敬宗收族与家族发展。一些家族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利，又能教育子孙、积德为善、尊崇礼义、护佑一方，而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推崇。章宗时文人鹿汝弼《成氏葬祖先坟茔碑》记成氏家族为山东嘉祥绵延长久的地方大族。天会之乱，四方云扰，居民逃难解散。是时成氏之族已数十余户。成氏家族成员据山险为堡寨，推族内成进、成宝为寨长，安老幼于中，驱少壮以守，群盗不敢向视。几年后，天下休兵，四方安静，得全者万口，皆为成氏家族之力致。当地官员具功申覆，成进、成宝俱受进义校尉。成宝“诸侄暨诸孙，或有行迹，或隐德不仕，或以农□□勤俭有节，或通儒学；见父之执、兄之友，常加肃敬，况于事父兄之礼乎！”“乡人皆以成氏诸子孙孝悌之道悉为标杆。”诸女亦百数，皆适殷富之家。大定、明昌时，成氏家族中，先后有四人因年寿获补官。“成宝玄孙至百数，未名者数十人，自梁唐以来，未有如此之巨族也。上下十世间，相继家风，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遵依八义，师慕五常，姻睦族系。”成宝教其子孙曰：“我自先祖之下，治家勤俭，好礼义，施仁德，畏刑罚，避凶暴，以是全身远害而已。”[97]

自然经济的社会结构，安土重迁的桑梓情结，使金代家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由此形成的家族门风、理念追求、功业构建影响社会各个方面。从生存必需的物质条件到上层建筑的灵魂塑造等，无不打上家族文化的印记。在金朝社会发展中，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汇聚和发散，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家族形式来实现的。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对一个家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往往历时长久才能发挥作用。杨万里《人才下》云：“士之幼而壮，壮而老，父兄之所训诲、君师之所长育，不知其几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试之世务，以出其能，不知其几何？事或昔之过而今补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济之以长，尝险易而涉风霜，不知其几何？变阅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应变之熟也，而其才犹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则上之人当如何而爱惜之？故曰才莫难于成。”[98]在金代复杂、多元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只有进一步强化家族观念，凝聚家族力量，才能有效延续家族的生存、推动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