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陈三五娘”戏文音韵的历时比较

近年来，近代汉语的研究更多地从古代丰富的韵文资料中去挖掘和厘清语言事实，古代丰富的诗词曲等文献中使用的严整韵律格式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保证了这种研究能够科学、客观、较为准确地把握各个历史语言的特征，继而为整理和书写语言发展脉络提供条件。这种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陈三五娘”系列剧本的语言研究。“陈三五娘”这个故事编写成的剧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完整本子是明嘉靖年间（1566）“潮泉重刊”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清顺治本（1651）的《荔枝记》、清道光本（1831）的《荔枝记》和清光绪本（1884）《荔枝记》4个本子，都是用泉州地方方言记写的地方戏曲的原唱本，原创性、草根味十足，其间不乏低俗俚语，另外，从嘉靖本到光绪本这四个本子自成系列、各有特色，从中不难看出不同时代的泉州方言变化。

此外还有明万历本《荔枝记》，其书题中标署“乡谈”，虽曾由福建建阳南阳堂与与耕堂两个书坊刊印过，但注明由“潮州东月李氏编集”体现出“潮腔”的鲜明地方语音特色，潮汕方言也是闽南方言的地域分支，明代的“潮腔”还是与“泉腔”有所差别，这可以从嘉靖本《荔镜记》中得以发现。本章注重语音史的分析，主要选择反映泉州方言的四个本子进行了语音学上的梳理，体现戏曲文本的流播，也为地域方言语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因而没有对万历本《荔枝记》做全面的描写、分析。

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渐变过程，尤其是语音和语法，发展变化相当缓慢，但四百余年的长度对于语言发展变化时间来说也不算短了，足以发生一些变化。因而，郑国权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荔镜记荔枝记四种》的出版概述中说：“‘明清刊本四种’是研究闽南方言及简体字历史的宝库。”[40]

不仅如此，关于南戏的讨论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南戏的体制、用韵、科目等以至南戏的起源问题，都可以从语言角度入手，去寻求蛛丝马迹，这离不开对早期戏曲文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嘉靖本《荔镜记》到光绪本的《荔枝记》的四个本子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能，这是一个故事的沿革，也是一个戏剧的沿革，其中的发展比较或许能够从语言的角度给我们提供对南戏研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