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及相关研究
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即由原来从古典学、语文学角度对史诗文本与作者所作的静态研究，扩展为从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角度对史诗从神话到口传文本与口传作者进行动态的程式研究。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史诗的传统认识。这种研究思路的变革，对中国史诗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首先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方面。
史诗概念源于希腊语，一直在西方学术界通行。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最早见于郭嵩焘1879年出使英国时的日记。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6号《谈丛》中介绍欧洲史诗并讨论中国神话。1918年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评介荷马史诗。1923年郑振铎在《文学周报》第87期发表《史诗》一文，开始讨论中国史诗问题。这些讨论都集中在汉语史诗问题，却一直未有进展。
反而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后来居上。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并融入国际史诗研究的大潮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西北、西南地区的民族大学中，一批中青年学者（有些本身即为少数民族出身）如朝戈金、巴莫曲布嫫、仁钦道吉尔、降边嘉措、郎樱、尹虎彬等人，一方面主动走出国门学习、对接、引入西方史诗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深入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现场调查。通过他们的努力收集统计，我们得知，在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上千种民族史诗在流传，其中有名的即有：
藏族：《格萨尔王》
蒙古族：《江格尔》
苗族：《亚鲁王》
彝族：《勒俄》
瑶族：《密洛陀》
纳西族：《东巴经》
柯尔克孜族：《玛纳斯》
事实证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数量丰富、形态多样、传承悠久，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研究对世界史诗研究有特殊贡献。
其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可以为西方“史诗口传程式理论”提供中国的丰富资料。例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与蒙古族的《江格尔》，本来是同源的，由于在不同地区流布，演唱人员不同，因而出现了内容上有同有异，情节上有变化，最后出现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藏族本《格萨尔王》与蒙古族本《江格尔》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文本在不同地区的流传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地方文本，如土族的《格塞尔》、图瓦族的《克孜尔》。另外在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中还有不同的口传手抄本和木刻本。甚至在境外的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地还有不同的传本流布。朝戈金教授指出：“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和族群之间，演唱艺人用各自的母语共同讲述着格萨尔的丰功伟绩，这样的文化共享现象，在全世界也是比较罕见的。”格萨尔王故事在跨越族群和语言壁垒的流布过程中，“又在各个民族传统中得到了个性化的发展”。[10]这种现象与帕里、洛德在南斯拉夫田野调查的口传史诗情状相同，而具体过程更丰富广阔。
我国学者一方面努力收集编辑出版《格萨尔学集成》，提供格萨尔主题史诗的各种口传文本，另一方面又编辑出版相关的研究丛书，如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论》（1994年），降边嘉措的《格萨尔论》（1999年），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1995年），仁钦道尔吉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2001年），郎樱的《〈玛纳斯〉 论》（1999年），刘亚虎的《南方史诗论》（1999年）等。这些资料不仅会促进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研究，而且极大开拓了国际史诗研究的新视野，提供了中国的活态新资料。
其二，发展了世界史诗理论概念。按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界定：“荷马史诗”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高级阶段的“英雄时代”；其特点是父权制开始建立，社会组织表现为军事民主制，部落首领便是男性英雄，战争是其常态；因此，“荷马史诗”就其内容而言，便是“英雄史诗”。这就是西方史诗概念的外延。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中，通过对其具体内容的分析，学者们发现，除了“英雄史诗”之外，还有“创世史诗”“迁徙史诗”等，形成了中国的史诗系统。而且这些不同主题的史诗还组成了由“创世史诗”到“英雄史诗”再到“迁徙史诗”的三部曲，如彝族史诗《勒俄》即包括“创世史诗”（《阿赫希尼摩》《尼苏寺节》《洪水纪》）、“英雄史诗”（《俄索折怒王》《支嘎阿鲁王》）、“迁徙史诗”（《六祖史诗》）三种；纳西族的《东巴经》也可细分为“创世史诗”《创世纪》和“英雄史诗”《黑白之战》等。这说明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实际材料，总结概括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11]
在史诗的口传艺人方面，如同西方有南斯拉夫歌手阿夫多，卡尔梅克歌手奥夫拉，非洲西部歌手斯索阔，中国也有藏族歌手托尼、桑珠，柯尔克孜族歌手玛玛伊，蒙古族歌手冉皮勒。不仅如此，在中国藏族口传歌手中，还有托梦神授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园光艺人、掘藏艺人之分，这些都为世界史诗所不具备。中国提供的少数民族史诗材料，可以为世界史诗研究提出新的理论思考。[12]
综合起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成绩斐然。这些突破主要表现在以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一大批有民族抱负、有国家担当的学者在移译、转换西方史诗前沿成果的同时，加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资料的整理、分类、研究，并从中提炼概括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理论与术语，最终实现了由西方史诗理论的“消费者”，而转换成中国本土史诗理论的“生产者”[13]。他们还对外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资料，宣传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理论，既赢得了世界同行的尊重，又融入了世界史诗研究的大潮。正如朝戈金先生所总结：
一批以民俗学个案研究为技术路线，以口头诗学理论为参照框架的史诗传统理论成果相继面世。表明中国史诗学术格局的内在理路日渐清晰下来，尤其是在田野与文本之间展开的实证研究得到提倡，且大都以厚重的文化深描和细腻的口头诗学阐释来透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传承及其口头传播，在族群叙事传统、民俗生活实践及传承人群体的生存状态等多向性的互动考察中，建立起本土化的学术根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