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意谓卑琐无价值的言谈，非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里的“小说”方指篇幅短、旨趣微、传播广的叙事文体。小说流派的出现，是在小说类型形成的南北朝、唐宋之后，志怪小说、传奇、话本等类型的小说创作渐趋活跃，经明代拟话本创作的繁荣，至明清始出现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小说流派。但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流派是在近代才出现的。

现代小说流派多指于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思想内蕴、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相同或相近的小说家自觉形成的小说流派，其存在多依托近代印刷技术、传媒发达而形成集群发展的特征。正是群体呼吁的冲动，使近代作家既传承“士好议论”的特质，亦改变古代小说家个人劝诫的创作习惯，转而形成集体吁求，发出谴责之声，以期警世、启蒙。这是谴责小说流派的主要价值。既然明白政府不可期待，官场一片黑暗，何处寻找社会良心？何人保障社会公平？小说家在公案小说、侠义小说、武侠小说中寻找载体，于是寄托百姓愿望的清官、豪侠成为承载理想的符号，在清官微服私访、屡破奇案的阅读中，在侠客行侠仗义、笑傲江湖的潇洒里，获得想象性满足。社会情感有了寄托，个人幽怀何以抒发呢？千古文人所艳羡的之“红袖添香夜读书”“小红唱歌我吹箫”的美妙境界，在世俗生活中难以寻觅，便到妓院、梨园追寻，从名妓、名优处获得精神满足，从而建构起名士的休闲生活。无缘或不屑到欢场休闲的民初青年，欣然拥抱来自西方的自由恋爱思潮，在学堂里痛饮爱情美酒，回到家庭则遇父母阻挠，于是哀怨之情萦绕胸怀，形诸笔端便是哀情小说。随着社会发展，家庭阻力已不能阻止其爱情时，作家们便将其情感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酝酿出社会言情小说，成就了鸳鸯蝴蝶派。

无论谴责之声多么高亢、清官侠客多么尽力，无论名士名妓的休闲如何自得、民初青年的悲剧如何难以避免，归根究底都是社会机制出了问题。怎样改革社会呢？近代作家们选择向外、向内两个维度寻求启蒙的资源。向外者，发现侦探小说蕴含的法制思想和科学精神，塑造的体魄健全、智力发达的侦探形象等，是中国社会改革亟需的文化内蕴；而其善恶有报、正义必胜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亦极为契合。于是，由翻译到创作，侦探小说逐渐兴起。与这种从形式到内容整体借鉴的流派不同，科学小说、翻新小说则以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演绎近代文化理念。向内寻求资源的主要是历史小说流派，无论是聚焦刚刚过去的历史重大事件，还是描绘历史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抑或是选择古代历史以影射中国现实等，均凸显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警醒世人、反思现实的创作目的。

理性思考近代小说的创作情况，就不会为其众声喧哗所眩晕，也不会为其缺乏大师而遗憾。处于社会边缘的作家们以各自的文本反映出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将其做整体观则可以概括出近代社会的风貌，进而体悟到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当我们研读一个个文本时，可以从中领略到作家的个体意识、文化选择及其与时代的关系，进而勾勒出中国小说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发展轨迹。

应该看到近代小说流派众多、各有特征之处，这就制约着研究者不可能选择同一标准对其进行阐释。学界认为：“类型研究绝非仅是分类贴标签，为每部作品寻到其所属的‘家族’。在某种意义上，分类的结果并不十分重要，要紧的是分类的‘过程’——在将某一部作品置于某一类型背景下进行考察时，你可能对作品的创作个性有更充分的体验和了解。”[1]因此，我们的研究策略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设计章节，可以是几个相近的流派一起论述，如第2、3、5章均如此；也可以是一个流派一章展开。若发现了个流派间可比较的问题较多，即展开比较研究，如第4章第4节；若发现散点透视后有集中论述的必要，则在最后一节展开论述——对侠的创作状态和历史小说的流派特征即如此。与此相对应，论述时域的确定也以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合理性为准，而不受制于历史时段的限制。如旧派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鸳鸯蝴蝶派的高潮均为20世纪20—40年代，其代表作家、作品是30—40年代出现的。若囿于历史分期，则无法呈现其全貌，故将其全部纳入研究视野。对小说流派溯源时，我们也尽可能将其发展轨迹勾勒清楚，论述时域兼及古代小说。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的存在已逾百年，现当代小说受其影响，不仅小说创作取得巨大成就，小说流派的类型也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学界尚未有完整论述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出现，对于出现众多流派和诸多小说家的近代小说而言，是很不公平的现象。笔者积聚多年所得，一一呈现在此，希望得到方家指正；也是抛砖引玉，期待能够看到更加精到的论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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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平原：《类型等级与武侠小说》，《千古文人侠客梦》附录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