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襄阳地区交通与文化上的地位（梗概）

——伍子胥故里碑和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

[日]东北学院大学 谷口满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千万先生是我的老好朋友。我们多次一起考察过襄阳地区各个出土文物的单位和遗址了。本文以“伍子胥故里碑”和“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这两件文物为例，对先秦时期襄阳地区交通与文化上的地位，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如果陈先生没有赐给我看到这两个文物的好机会，我自己应该不能做以下的议论。在此，我衷心地感谢先生。

一 从伍子胥故里碑说起

几年前，陈千万先生和我一起访问老河口市博物馆，考察安岗楚墓、九里山秦汉墓等出土的铜器、漆木器、陶器等，考察结束之后，在保存库一楼平台发现一块碑石。虽然碑铭不清晰，但是可能看读“十六年辛未……伍子胥故里……”的部分。这就是留存在冷集镇（现谷城县北）的乾隆十六年（1751）刻立“伍子胥故里碑”。据陈先生说，光绪《光化县志》等文献和当地的流传说：“光化富村乡是伍子胥故里，他被杀后，故里官宦、士绅、乡亲，把他的尸骨运回故里安葬，所以伍子胥墓仍在光化，位于今老河口市付家寨镇陈家港村铁匠沟村。旧时光化县西关（现三岔口）有明天启年间刻立‘伍子胥故里碑’，冷集镇（现谷城县北）有清乾隆十六年刻立‘伍子胥故里碑’。”乾隆的故里碑现在保存在老河口市博物馆，那么，天启的故里碑现在在哪里？当时疏忽没有向陈先生请教非常可惜。残留在乾隆故里碑的谷城冷集镇是在老河口对岸汉水西岸，残留在伍子胥墓的老河口付家寨镇陈家港村铁匠沟村是丹江口市老河口市交界地点的汉水西岸，从老河口码头上船，两地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到达。站在河风微微的老河口码头，突然涌起访问冷集镇和铁匠沟村的念头了。然而遗憾的是那时候没有时间，就不得不放弃了。

伍子胥故里，众所周知，一说是在监利县黄歇口镇伍场村，他的衣冠冢在现在的黄歇口镇邹家场。他的后裔伍氏历代住在黄歇口镇而供奉伍子胥神灵，而且监利县城早年建立伍公祠，其旧址在现在的建设大道。换言之，黄歇口镇的人们以为这里是伍子胥的故里，他被杀之后，他们的祖先们建立衣冠冢而供奉伍子胥的神灵。又黄歇口镇的“黄歇”，民间流传说春申君黄歇曾寓居在此而得名。

此外，伍子胥的祖父伍举封于椒，所以他叫作“椒举”。那么，椒在什么地方？其位置，杨伯峻先生说在今钟祥市北宜城市东南大洪山西麓，郑威先生说在淮水以北今阜阳至凤台一线附近。[1]因此，父伍奢和伍子胥自己从孩子时期到成年的时期住在椒邑也很有可能性，于是，不论椒邑在汉水中游或者淮水以北，后世都有可能发生伍子胥故里在春秋时期椒邑之地的传承。

又《太平御览》卷一八零所引盛弘之《荆州记》云，宛城有伍子胥宅。据传，伍子胥封于申，申城是后代的宛城（今南阳市）。此传说表示的不是伍子胥的故里而是他成年时期的旧居之地。那么，吴都姑苏等地方当然也有伍子胥旧居的传承。

像伍子胥那样著名人物的故里或旧居的传说，中国各地到处都可能发生。这些传承是不是历史上的事实不清楚。但是，即使不是事实是传说，假如毫无缘故，也不可能出现。换言之，传说发生的地方就该和伍子胥有某种关系。那么，我自己所看到的伍子胥故里碑出现在谷城冷集镇一带，又会是什么关系呢？站在河风微微的老河口码头，这样的疑问也油然而起了。

关于伍子胥的竞争对手范蠡的故里，《越王勾践世家》张守节《正义》所引《会稽典录》和《吴越春秋》云本是楚宛三户人。虽然三户的确切地望是不清楚，但是在今南阳市近郊是没有疑义的。南阳的西面淅川也有是范蠡故里的传说，具体地望就是丹江沿岸的今淅川县李官桥。淅川人们信之而不疑，刘国胜先生的《一代商圣范蠡故里趣闻》[2]是表示淅川老百姓这种心理的代表性著作。[3]此外，例如《水经注·夏水注》华容县条云：“王隐《晋书·地道记》曰：‘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检其碑题，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详其人。称蠡，是其先也。’”陶朱公范蠡之墓，一般认为在他的终焉地定陶一带。然而《晋书·地道记》所传陶朱冢也许不是尸墓而是衣冠墓，换言之，华容是范蠡故里，他死后，华容的民众建立衣冠冢，供奉范蠡神灵是不无可能的。虽然《晋书·地道记》所传陶朱冢是把范君墓误以为范蠡墓有可能性，但是，当时的华容也可能有范蠡故里的传说。南阳三户、淅川李官桥、旧华容，这些地方发生范蠡故里的传说并不是偶然，应该有某些关系。

经过梳理伍子胥故里与旧居的传说以及范蠡故里的传说，谁都容易联想到两者传承地方比较邻近。从伍子胥故里谷城冷集镇、墓地老河口付家寨溯上汉水，于丹江口入丹江，马上就到范蠡故里李官桥。一方面沿着汉水，于襄阳入白河，马上就到范蠡故里南阳三户，而三户至近有伍子胥旧居，都在襄阳地区以及其附近。不仅这样，今监利黄歇口镇与过去的华容县也非常邻近。这些地点的华容在今潜江市西南，与黄歇口镇极近，都在故夏水河道流域。两个竞争对手的故里与旧居的传承地方非常接近，是很有兴趣的事情。

活跃于吴越抗争故事的其他人物是：孙武，齐人，一说曰吴人，著名兵法家，在吴国玩弄权谋术数；伯嚭，楚人，伯州犁的孙子，楚诛伯州犁，亡奔吴国而为大夫；华登，宋人，华氏败北之后，亡奔吴国，用力于富国强兵；大夫种（文种），曾经任宛令（南阳之宰），和范蠡一起到越，帮助越国取得胜利；计倪（一作计然等），晋人之子孙，一说曰蔡丘濮上之人，范蠡之师，献策越王勾践；申包胥，楚王族成员，作为楚国使者来到越国，献策越王勾践。

如果孙武不是吴人，他们都不是吴人越人，除阖闾、夫差、勾践之外，吴越抗争故事的主要角色大部分是他国之人。因此，于这些传承的背景，有吴越与各国之间人员和物资的恒常性来往的事实，可想而知。由于春秋时期长江下游的开发进展，吴越新兴并渐渐地具有经济性实力与政治性强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商人为了求得财富，诸子为了求得显贵不断地走入吴越，是容易联想到的。一方面，吴越之人也为了吸收古老传统文化而取得作为中原世界成员的地位，积极地出游国外各国，贤人季札回巡诸国的故事是其例之一。

如此人员和物资的来往促进了吴越与诸国的全国性交通道路的形成，同时全国性交通路线的形成也越发促进人们和物资的来往。陆路水路之中，尤其全国性水路通道的积极地形成是没有疑义的。吴越本来是水上之国，三江、五湖、松江、吴故水道以及海路等的水路纵横走行，给两国的交通与经济发展提供十分方便的环境。利用这样水运的优势，他们向北方和西方伸开水路网。北方方面，众所周知，开凿邗沟连接长江和淮水是其代表性工程，可以形成长江→邗沟→淮水→泗水·鸿沟→定陶地区的东部大纵断水路。更进一步可能形成海路→济水→定陶地区的海上水路，这是当然可以推定的。西方方面，不用说形成长江→汉水→济水·丹江的西部大纵横断水路。尽管吴与越、楚与吴、楚与北方诸国、吴越与北方诸国连续地抗争，这个南方大循环水路也许有时能够越过边防线而发挥其作用。到楚国占有吴越地域的时候，此大循环水路可完善地发挥其作用。

在这条南方大循环的水路上，不仅来往着人员和物资，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传说。吴越抗争故事就是这些传说故事中的代表性故事。因而，关于伍子胥、范蠡等著名人物的传说故事当然在各地流传，于是，关于他们的故里、旧宅的传说就发生在南方大循环水路上的各地据点，这很有可能性。所以，所传的伍子胥、范蠡、大夫种、计倪等的故里、旧居、任职地都在这样南方大循环水路上并不是偶然的。襄阳地区是南方大循环水路的出发点和终站点。换言之，是水运西站，伍子胥故里的冷集镇，范蠡故里的南阳三户和淅川李官桥，大夫种任职的南阳市区都在襄阳附近的汉水或者其支流的重要水运码头，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例子。定陶地区是南方大循环水路的出发点和终站点。换言之，是水运东站，计倪故里的蔡丘濮上在定陶邻近，也不是偶然的例子。不仅如此，伍子胥故里的监利黄歇口镇和有可能性的范蠡故里故华阳县都在故夏水河道的流域，也不是偶然的例子。因为故夏水是连接汉水与江陵地区的重要支线水路，在当时充分发挥了其水运的作用。又黄歇口的地名，楚国领有吴越地域的时候，春申君黄歇封于吴都姑苏，于是，关于黄歇的传说从苏州地方上溯传播到夏水流域，因此出现黄歇口的地名，是很有可能的。[4]

在承担传播这些传说的人们之中，应该有从事水运交易的商人们，所以我们不可不注意范蠡、大夫种、计倪等的思想特色。众所周知，他们的思想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因顺循环与变化。以这样的特色为主的思想，据浅野裕一先生的研究，是范蠡型思想也是黄老思想的重要成分。[5]像因顺循环与变化那样的思想情况，宛如乘舟在河上航行。然而仔细看读《吴语》《越语》《越绝书》等他们的言论，我自己也可能想起其中存在某种“商人精神”。《越语·上》云：

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他们思想中的这样的因顺循环与变化的思想特色和商人精神特色，与从事水运交易的商人们传播他们传说故事的事情，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6]

我们必须更加注意于南方大循环水路上襄阳地区和定陶地区的特殊地位。襄阳地区和定陶地区都是从水运换乘陆运的转换点。从襄阳地区北上越过方城到洛阳，西北上越过武关到咸阳，都是重要的陆路干线。从定陶地区向西越过郑境到洛阳，北上到卫境，之后，越渡河水到邯郸，也都是重要的陆路干线。换言之，两个地区是水运站和陆运站。所以襄阳地区和定陶地区是北方物资与南方物资、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北方风俗与南方风俗的直接相遇点。在此意义上，相比南方大循环水路上的其他各地，襄阳地区和定陶地区更具有其特殊的地位。这种异质性的东西的直接相交，诞生了优异的人物，产生了优异的文化、优异的风俗，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优异性，亦陆亦水，亦北亦南，不陆不水，不北不南，换言之，是扬弃了异质性而产生新质东西的精神。西鄂之人张衡就是其代表性的优异人物。据陈伟先生的说法，《鄂君启节》的鄂是西鄂，而先秦时期西鄂是水运的起点和陆运的起点。虽然西鄂不在襄阳地区，但是是可以推想襄阳地区交通与文化功能的有效例子，虽然张衡不是先秦时期的人物，但是他亦是推想先秦时期那样优异性能力人物的有效例子。伍子胥、范蠡、大夫种、计倪等，关于这些优异人物的故里与旧居的传承发生在襄阳地区和定陶地区必然有相应的关系。虽然不能提出确切的事例，但是他们的思想特色之中或许有扬弃了异质性而产生新质东西的思想要素。

先秦时期襄阳地区是南方大循环水路的出发站和水陆的转换点，也是新文化的产生点。这种先秦时期襄阳地区的交通与文化上的地位，虽然任何人都希望做出结论，但是遗憾的是证据的资料，除极少的文献传承和考古资料之外，几乎没有。在这些数据之中，伍子胥、范蠡、大夫种等，著名优异人物的故里与旧居传说发生在襄阳地区的事情，也许是别一形式的证据吧。这就是对于几年前于老河口码头油然而起的问题，我自己的目前答案。

文献如《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越绝书》《吴越春秋》《吴语》《越语》等，他们的传承是不是历史事实不清楚。如果是事实，直接地证明本文的说法，即使不是事实是传说，这些传说的背景事情间接地证明本文的说法。本文依据后者的看法，试试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传说什么时期发生的也不清楚。如果发生于春秋末期，直接地证明上述南方大循环水路当时已经形成了。即使发生在战国以后或者秦汉时期，间接地证明先秦某些时期这个大循环水路已经形成了。

二 从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说起

几年前新修开馆的襄阳博物馆，众所周知，以昭明台为馆舍。那么，以台榭为博物馆，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结构，无论如何也要参观。开馆半年之后，我和武汉大学刘国胜先生一起访问了这里。那时候陈千万先生和王先福先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襄樊考古十年》（湖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一本是《襄樊博物馆文物陈列》（湖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两个小时参观之后，于车中打开两本书，后者40页发现非常清晰的彩色照片（附录二图1）。这就是1976年襄阳地区宜城楚皇城遗址出土的鳖形铜带钩。那时候楚皇城遗址发掘与调査的内容，其中有这个鳖形铜带钩的实测图。[7]30年以来忘记这样重要的考古资料，实在是一个大的粗忽（此铜带钩的年代，我自己目前认为是战国时期，详细从略）。

楚国楚文化有没有鳖神崇拜，相关资料非常欠缺，所以楚皇城出土的这个鳖形铜带钩是极其贵重的资料。重新翻看《襄樊博物馆文物陈列》所收的彩色照片，有如下两点的思考。

第一，作为崇拜神的鳖神，一般是治水神。楚皇城一带汉水、蛮河等河川，历来是洪水反复发生、水害极甚的地域。这样地势的地点发现鳖形神铜器，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孙华先生说：楚王所有的熊某称谓的“熊”就是《尔雅·釈鱼》所载的“三足鳖”、楚王的祖先是崇伯鲧，他可能化为三足鳖，所以楚王的神格就本来是鳖神。[8]鳖形神铜器的发现也许部分证明孙华先生的说法。

就鳖神传承而言，谁都知道的是开明始祖鳖灵的传说。那么，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与鳖灵传说有没有关系？我坐在深夜行驶向郧县的车中，这样的问题油然而起了。

鳖灵传说的主要要素是以下四点。

一、荆人鳖灵死，其尸化西上。“化”是把人类的身体化成别的东西的意思，此场合鳖灵的尸当然化为鳖的身体。

二、鳖形的鳖灵之尸到蜀地岷山之下而再生，变化复为人类的身体。

三、鳖灵服事帝杜宇，从事治水事业。

四、鳖灵以治水功绩代替望帝杜宇而立，创立开明王朝。

以鳖灵为首领的氏族集团就是以鳖为崇拜物而以治水为职能的集团，是没有疑义的。那么，他们上溯长江到蜀地，由于治理洪水有功，代替杜宇而立开明王朝，这些是不是历史事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性资料，只有两件青铜器。一件是成都市三洞桥出土战国青铜勺的底部图案（附录二图2）。[9]如果中央图案是鳖的话，这件铜勺表示战国时期蜀地开明王朝人们的鳖崇拜。其鳖崇拜当然就是来源开明王朝始祖鳖灵。别一件是涪陵小田溪出土战国青铜钲衡部图案（附录二图3）。[10]中央的动物图案，形状非常奇怪，无头而三足。关于无头，谁都会想到是“夏耕之尸”。《大荒西经》云：“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孙华先生认为楚王的鳖神神格来源崇伯鲧的三足鳖，虽然《大荒西经》的无首之尸是夏耕不是崇伯鲧，但是夏耕是崇伯鲧的子孙，是有意思的。因此，虽然身体细小，但是涪陵小田溪出土战国青铜钩的奇怪动物是三足鳖，很有可能。于是，形成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涪陵小田溪青铜钲三足鳖→成都三洞桥青铜勺鳖形图案，这样的迁徙路线，可能表示以鳖为崇拜神的楚国的治水集团从襄阳地区到江陵地区，之后，上溯三峡到蜀地而代替杜宇王朝创建开明王朝的历史事实。涪陵小田溪青铜钲的三足动物，宛如悠然地溯流而上长江三峡。

然而遗憾的是如此说想有资料上的龃龉。这就是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是楚国楚文化的青铜器，可是小田溪出土青铜钲和三洞桥出土青铜勺不是楚国楚文化的青铜器而是巴国巴文化的青铜器。以不同的国属不同的文化的青铜器为证据，推想某个集团的迁徙情况，在证据上其性格是矛盾的。小田溪出土战国青铜钲与其他巴文化青铜钲形状完全同一，刻有图案都是常见于整个巴文化青铜器的图案。三洞桥出土青铜勺底部周围的四个图案也都是常见于整个巴文化青铜器的图案。两件青铜器是巴国巴文化的青铜器，是明白的事实。众所周知，楚皇城是楚国重要城市之一，那里出土的青铜器一定是楚国楚文化青铜器。对于这种证据的特殊情况，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虽然没有确信，但是敢于提出一些己见。

第一，值得注意的是鳖崇拜与虎崇拜的互换现象。众所周知，巴国巴文化青铜器的图案是以老虎为中心，于周围配置不同各种各样的图案。万县出土虎钮于的图案是其代表例子（附录二图4）。[11]一见图2与图4就会明白，周围的图案没有变化，只有中央的图案有变化，就是錞于的老虎化为铜勺的鳖。三洞桥出土的青铜勺是作为治水集团的鳖灵集团创设开明王朝的东西，所以中央团案不是别的，正是鳖。那么，鳖灵集团创设开明王朝以后，虎崇拜消失了吗？并不是这样，因为开明兽、昆仑门神兽等来源开明集团的神兽，都是虎形神，鳖灵化为老虎吧。传广汉出土战国青铜钲（附录二图5）[12]与小田溪出土战国钲形状完全同一，一见图3与图5就会明白，中央图案有变化，小田溪的无头三足动物化为传广汉的老虎。

在巴国人们的宗教信仰中，作为代表性崇拜图腾的虎，有的时候有的场合化为鳖，相反地，作为一个崇拜动物的鳖，有的时候有的场合化为虎。不论以虎图案为中心的青铜器的巴国人们，或者以鳖为中心的青铜器的巴国人们，本来都有虎崇拜与鳖崇拜。这样崇拜神互换的宗教心性现象，宗教学上叫“融即”。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于楚国楚文化之中也有虎崇拜与鳖崇拜。虎乳子文传说等的传承和虎座鸟架鼓等的器物表示楚国楚文化中有虎崇拜，是没有疑义的。一方面，像上述那样地目前提供的鳖形铜带钩等表示楚国楚文化之中有鳖崇拜。虽然不能提示确切的证据，但是楚国楚文化中虎崇拜与鳖崇拜的融即关系，并非毫无可能性。提示一个参考事例，这是淅川徐家岭9号墓出土青铜神兽（附录二图6）。[13]据报告者说，此青铜兽是龙头、虎体、亀足。虽然这样的关系是合体不是融即，但是却仿佛是融即的关系。从虎体与亀足的合体推想，虎体与鳖足的合体当然地也可能推想。

于是笔者想到，承担楚国楚文化的人们与承担巴国巴文化的人们，本来都有虎与鳖的融即关系性动物崇拜信仰。换言之，楚国人与巴国人的民族系统与文化系统本来就是非常亲近的。虽然楚国与巴国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楚国吸取中原文化而企图政治上中原化的过程中，这样的古老信仰崇拜习俗渐渐地消失了，但是不仅在巴国巴文化，而且在楚国楚文化的某些地方与某种习俗之中，也还残留保有这样崇拜信仰的集团。我们认识的楚国楚文化与巴国巴文化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所以从这样不同的国家与文化的表现看，那些居住在楚国国内的信仰崇拜集团也许不是巴国的成员巴文化的保有者，而是楚国的成员楚文化的保有者。然而，从楚国楚文化与巴国巴文化的本来渊源看，他们不是楚文化的保有者而是巴文化的保有者。因此，我们可以把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看作楚国中的巴文化系青铜器，换言之，可以把小田溪出土战国青铜钲、三洞桥出土战国青铜勺、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看作巴文化青铜器。于是，我们避免于上述的证据上产生龃龉与矛盾。

这就是对于上述资料我自己目前提出的意见。因此，我自己认为以鳖神为崇拜神的楚国治水职能集团，上溯三峡到蜀地而以其治水功绩代替杜宇创办开明王朝，一定具有历史的事实性，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小田溪出土战国青铜钲、三洞桥出土战国青铜勺以及鳖灵传说可能表示这些事实性。在鳖灵传说中，把鳖灵叫作“荆人”并非没有缘故。王毅先生说鳖灵开明族的治水技术受到楚民族的治水技术影响，可能性很大，[14]王先生的看法可能与我自己的意见相互证实。关于这个集团什么时期迁徙，推想非常困难。一般地认为楚国历史与文化的展开过程中，春秋中期是一个转变时期，以若敖氏为首的老旧政治势力衰退而以王族为首的新兴政治势力强势，以楚式鬲为首的古老楚文化衰退而以青铜器为首的中原式楚文化愈趋发展。在这样政治与文化的转变之中，以鳖神为崇拜神的、自古以来的治水职能的集团，离开楚国而上溯长江上游，很有可能性。目前可能提出的，仅此而已。

于是，我们可能说想在先秦的某些时期，以蜀地成都为水运西站而以襄阳地区为水运东站的南方大循环水路已经形成了。襄阳地区—定陶地区的南方大循环水路，可以说是“东方”的南方大循环水路，那么，这条南方大循环水路，可以说是“西方”的南方大循环水路。尽管楚与巴、楚与其他南方民族、巴与其他南方民族连续地抗争，这条西方大循环水路也许有时可能越过边防线而发挥其作用。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大循环水路网上，从襄阳地区到江陵地区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襄阳流下汉水而西进到江陵地区的水路，一条是从襄阳地区直达江陵地区的陆路。后者襄江走路和所谓随枣走路是先秦湖北地区的代表性陆路，所以楚国首先苦心经营襄江走路，之后费尽心血地掌握随枣走路。不论如何，襄阳地区不仅是东方大循环水路的起点，也是西方大循环水路的起点。其交通上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那么，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西方大循环水路的作用与性质。虽然这条西方大循环水路能发挥交易的作用，但是比襄阳—定陶的东方大循环水路，其程度也许要小得多。恐怕在其交易的作用，还不如各民族之间交通道的作用。此大循环水路以及丹江、堵水、沮水、漳水、清江、乌江、嘉陵江、岷江等的支流，先秦、秦汉时期巴民族、濮民族等各民族在这些水路上反复来往迁徙。作为水路的作用，东方大循环水路是以交易作用为主，西方大循环水路是以民族交通道为主，是令人感兴趣的对比。伍子胥、范蠡、大夫种、计倪等像从事交易商人那样人物的传说发生于东方大循环水路，像民族迁徙传承那样的鳖灵传说发生于西方大循环水路，或许是与这些对照有关系。

襄阳西北、西南的西部群山也是各种各样民族的流动地区，他们的某些部分有的时候搬迁到襄阳地区，另一方面，襄阳地区的人们有的时候搬入到其他民族地区，是当然可能推想的事情。襄阳地区这种民族流动地区的东端，换言之，襄阳地区就是最东的民族交错地方。虽然先秦时期襄阳地区基本上是周文化与楚文化的展开地区，但是各民族文化相互的影响不无可能性。这样的情况，也能反映先秦时期襄阳地区的文化上的地位。笔者推想，不仅巴族本来是这种西部山群中的民族，楚族本来也是这种西部群山中的民族。虽然楚国发展过程中其本来的民族习俗渐渐地消失，但是本来民族习俗的一部分可能留传到后代。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或许是这种本来民族习俗的遗物，也表示民族文化交错那样的先秦襄阳地区的文化上的地位吧。

上述的先秦时期襄阳地区交通上与文化上的地位，虽然任何人都希望做出结论，但是遗憾的是证据资料，除一些考古资料之外，几乎没有。这样的资料之中，楚皇城出土鳖形铜带钩、小田溪出土战国青铜钲、三洞桥出土战国青铜勺以及鳖灵传说，可能是极少贵重的资料。

这就是对于几年前于车中油然而起的问题，我自己提出的目前答案。

附录一

长江流域地图

附录二

相关出土文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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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郑威《西周至春秋時期楚国的采邑制与地方政治体制》，《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

[2] 刘国胜：《一代商圣范蠡故里趣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3] 众所周知，《左传·哀公四年》记有三户，此三户，一般认识在淅川县西方。我自己目前认为此三户不是南阳近郊的三户，也不是李官桥的范蠡故里。详细从略。

[4] 伍子胥传说与水运交通路形成的关系，参见[日]石黒ひさ子《「伍子胥」の意味するもの》，明治大学《駿台史学》118；范蠡传说与水运交通路形成的关系，参见[日]大川裕子《范蠡三徙说话の形成——水上交通路上の关系を中心に》，日本女子大学史学研究会《史草》47号，后收入[日]大川裕子《中国古代の水利と地域开発》，汲古書院2015年版。

[5] [日]浅野裕一：《黄老道の成立と展开》，創文社1992年版。

[6] 范蠡传说与商人精神的关系，参见[日]滨川荣《范蠡と荘生——「史記」越世家小考》，《福井重雅先生古希·退職記念論集：古代東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汲古書院2007年版。

[7] 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査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8] 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時代》（第十七、十八篇），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吴怡：《记成都市出土的几件雕有图腾纹饰的青铜器》，《成都文物》1986年第3期。

[10]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卷13《巴蜀》，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11]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图二一八，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12]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3卷《巴蜀》，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1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图一八二，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14] 王毅：《从考古发现看川西平原治水的起源与发展》，载罗开玉、罗伟先主编《华西考古研究（一）》，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