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翻译历程

据本节内容删减、修订的论文《林语堂英译〈红楼梦〉之文化历程》刊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4期。

《故纸》除文物照片外，还收录了 10 篇未署名的文章，其中《红楼疑云：林语堂为什么要到日本出版〈红楼梦〉?》一文抄录了林语堂写给陈守荊的有关《红楼梦》翻译的信件，明确回答了该问题。[82]但学界对此知者甚少，因此笔者撰写本节，一是向学界详细介绍这批书信；二是参考这批书信，并结合钱锁桥、郑锦怀等学者的研究及笔者的调查，在37则材料的基础上，梳理林语堂翻译《红楼梦》的来龙去脉，并分析个中缘由。

一 尝试阶段（20世纪30年代）

林稿序言末尾标注了“February,1954 New York”（1954年2月于纽约），林语堂在序言里提到：

材料1:Over a dozen years ago, I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central story, and found it was quite possible to make such a version, without destroying the essential atmosphere or its grandiose effect. （p. xix）

十几年前，我分析了核心故事，发现在不破坏这部小说的基本风格和宏伟效果的前提下，产生一个编译本是完全可能的。

此则序言表明林语堂在正式翻译《红楼梦》的“十几年前”尝试过翻译。现有材料表明他至少尝试过两次，分别是1935年与1938年，放弃翻译后，取而代之的是两部名作《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与《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的相继问世。

1933年10月，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与林语堂初次见面，同月向美国出版社庄台公司（John Day Company）老板华尔希（Richard J. Walsh,1887—1960）写信推荐林语堂。庄台公司于1931、1933年先后出版了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与《水浒传》译本All Men Are Brothers。华尔希收到推荐信后写信给林语堂，并附上庄台刚出版的《水浒传》译本。林语堂于1934年1月4日，在《中国评论》周刊（The China Critic）上发表题为“All Men Are Brothers”的书评，介绍该译本。赛珍珠后将译本的许多英文书评转给林语堂，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83]于1934年3月10日，以《〈水浒〉西评》之名刊载在《人言》第1卷第4期，此文开头谈及王际真的《红楼梦》编译本。

材料2：王际真译《红楼》，虽然译笔流利叙述贯串，但是只能算为重编，全书约四百页，在分量上只保存原书六分之一罢了。实际上，非这样删削，把一百廿四回（笔者按：应为一百廿回）小说的全部译出，西洋书局决没有刊行之勇气。但在介绍翻译中国文学的方面，我们总引为遗憾。幸而白克夫人有此勇气，又因她已享文坛盛名，书局愿意出版，白克夫人又译笔高雅，态度极负责，中国第一流作品居然得保存真面目与西人相见。[84]

卜杭宾率先据此指出“林语堂翻译《红楼梦》的念头可追溯到1934年”[85]。但材料 2 从行文看来，仅是林语堂赞颂赛珍珠全译《水浒传》的引子与铺垫，难以据此断定他本人已有了翻译《红楼梦》的念头。

华尔希于1934年2月抵沪与林语堂相见，同年4月与林语堂签订出版合同，即1935年9月出版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书稿一完成，林语堂即开始考虑写作下一本书。材料3是钱锁桥调查了林语堂与华尔希的通信后所指出的，这是目前所知的确切记载了林语堂最早尝试翻译《红楼梦》时间的材料。

材料 3：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书稿一写完便开始准备下本书。在1935年4月12日给华尔希的信中，林语堂讨论了几个方案。他首先想到的是翻译《红楼梦》，这得到赛珍珠的鼓励，但他自己犹豫不决。《红楼梦》是世界名著，理应被译成英文，但他要确保第二本书不能比第一本书差（亦即他怀疑《红楼梦》在美国不会有销量）。[86]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之后写作的第二本畅销书即《生活的艺术》，其次女林太乙指出：

材料 4：林语堂在写给陶亢德的信中曾经提及他本无意创作《生活的艺术》，而是想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的，但华尔希认为应该先作《生活的艺术》，再译名著。[87]

材料4与材料3在翻译文本上存在出入，翻译《红楼梦》与翻译中篇应该包含在“几个方案”之内。两则材料能互证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出版后确实考虑过翻译中国名著，这类似赛珍珠先创作《大地》后翻译《水浒传》的模式。该方案虽获赛珍珠鼓励，但华尔希并不赞成。作为一名职业出版家，华尔希非常了解美国出版市场。赛珍珠1931年出版的《大地》“许多版本和重印本累积起来的总和最后超过了200万册”,1937年，还被改编为电影，“根据其制片商的统计，大约有2300万美国人和4200万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在随后的几年中观看了此片”；相比之下，《吾国与吾民》虽受到好评，但其“普通版销售了5.5705万册，重印版销售了2.6万册”[88]。此时的林语堂并未如赛珍珠般在美国出版市场站稳脚跟，而只是崭露头角，第二本书理应趁热打铁，而不是不温不火。无论是华尔希还是林语堂都不会去冒险。

林语堂听从华尔希的建议写作的《生活的艺术》于1937年11月出版，“成为1938年整年度全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就中国作家在美国的成就来说，这一纪录乃前无古人且至今仍无来者。从各个方面来讲，林语堂在美国可算是‘成功了’”[89]。林语堂此时又想到了翻译《红楼梦》。其长女林如斯记载：

材料5：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相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90]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局部侵华；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社会对中国产生了关注、同情、钦佩，继而是同仇敌忾之情。但此时吸引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是反映现实中国的作品，如1937年，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出版；1938年，赛珍珠的《大地》等系列描写中国的小说与传记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等。林语堂在此时翻译古典文学《红楼梦》显然非明智之举。而且就林语堂个人而言，他虽身在海外，也在积极抗日。1937年8月29日，他在《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刊文《中国能阻止日本侵占亚洲吗？》（“Can China Stop Japan in Her Asiatic March?”）力主中国能战胜日本；1938年4月抵达法国后，目睹了欧洲战场的二战时局，家国情怀也促使他以笔为戎来抗日，因此有了1939年11月《京华烟云》的诞生。他在给华尔希的信中称“我是以《红楼梦》作为我的模板。《红楼梦》有取之不尽的灵感”[91]。赛珍珠称此书为“林语堂最伟大的小说”[92]。

除材料3与5有具体时间记载外，材料6显示赛珍珠或许曾与林语堂尝试合作翻译《红楼梦》。

材料6：将《水浒传》译为英文出版后，赛珍珠又决心和林语堂合作将《红楼梦》译成英文，可惜的是，由于难度太大，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实现。赛珍珠后来解释说，中国的旧体诗词，吟咏起来十分好听，但翻译起来却很难，那些律诗讲究对仗、排句、押韵，译成英语，往往走样，也不能把诗情、意境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来。他们俩试过很多次，但最终因无法传神解读而作罢……[93]

材料6对合作一事何时、由谁提出，语焉不详。“试过很多次”的前提应是二人有充足的面对面交流时间。赛珍珠1933年在上海与林语堂相见后回南京，不久即开始了亚洲之旅，1934年回美国定居，1935年与华尔希结婚，其间与林语堂交流机会不多，因此合作发生在林语堂赴美后的可能性较大。林语堂于1936年10月抵达美国后在赛珍珠和华尔希家住过一段时间，尝试合作翻译或发生在此期间。赛珍珠翻译《水浒传》是与一位龙姓的老学者合作，这位龙先生“主要负责为她解释书内所描写的古代风俗习惯、服饰、兵器及古代专有名词”，并在翻译完成后，与赛珍珠一同对照原著校对译文[94]。林语堂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与人合译的经历，合作一事由赛珍珠首先提出的可能性较大。此事留待后考，但赛珍珠全译《水浒传》启发、鼓舞了林语堂翻译《红楼梦》，此点是无疑的。

二 专注翻译阶段（1953—1954年）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十余年的笔耕不辍，林语堂已在美国出版市场站稳了脚跟。此时，他又想起了《红楼梦》的翻译工作。材料7出自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所作注释：

材料7：本来世界各国每种文字都各有其特点。例如中国的“歇后语”和英文里的许多riddles就几乎无法翻译。五十年代之初，林语堂先生正在翻译《红楼梦》。我问林公，那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受笞挞”中，宝玉向个老妈妈说：“老爷要打我了……要紧，要紧！”谁知这老妈妈是个聋子，她听成“跳井，跳井”，因而宝玉未找到救兵而被爸爸大大地揍了一阵。这故事如何翻译呢？林先生说他是这样译的：宝玉对老妈妈说“Very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老妈妈听成“Very innocent! Very innocent! ”所以宝玉就被打得皮开肉绽，累得“老祖宗”也要回南京去了。[95]

材料8是钱锁桥调查了1953年12月9日，林语堂曾致信宋美龄：

材料8：我现在正忙着译《红楼梦》，几个月之后可以脱稿，也许明年秋天出版。翻译真非易事，比创作还难。开始翻译时，脑筋里用中文思考，完了得花许多功夫修改润色，让英文读起来流畅。我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删减，不然没有可能出版。就目前译文来看，印出来得有七百多页，厚厚一本书了。[96]

林稿序言结尾处记载的时间是 1954 年 2 月，这一时间可以和材料 7与8互证。这两则材料能将林语堂专注翻译的时间确定在20世纪50年代初，但具体时段尚待明确。据钱锁桥研究，“林语堂整个1952年都在写作另一部小说”。当年5月，他把已写好的书稿前七十页寄给华尔希，华尔希不看好这部作品，先是回信表示放弃出版，后又写信建议重写。7 月，林语堂写信告诉华尔希他已决定从头重写，重新写作的小说即《朱门》（The Vermilion Gate），于1952年12月交原稿给华尔希。[97]这说明1952年期间，林语堂不可能集中精力翻译《红楼梦》。他1953年只出版了1952年创作的《朱门》,1954年仅发表了一篇短评，考虑书籍出版周期可知，1953年是空白期。作为一位职业作家，林语堂的著译工作在时间上颇具计划性，且效率很高，1953年的空白期与其一贯作风不符，唯一的解释就是1953年在专注翻译《红楼梦》。这在他和宋美龄的通信中也能得到证明。

林语堂在1973年3月26日写给陈守荊的信中称“这回重细读以前1953年所译红楼梦稿”[98]（见下文材料11），时隔20年，还能清晰记得具体年份，证明1953年的确是林语堂专注翻译《红楼梦》的年份。而且，正是在1953年，林语堂与华尔希发生了矛盾，他认为庄台公司从其作品的海外版及外文翻译版的版税中抽取50%是不公道的，当年5月，他与庄台公司交涉，要求收回所有绝版书的版权，后又“请律师办手续将他所有书的版权划归自己”。[99]11月27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林语堂与普伦蒂斯-霍尔（Prentice-Hall）出版商签约出版一本探讨现代生活的哲学书[100]，这意味着他与庄台公司彻底分道扬镳。与华尔希的矛盾导致了林语堂在美国的一段创作空白期，从而给了他一段集中精力翻译《红楼梦》的时间。

1954年1月，林语堂接受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邀请，同意担任该校校长；10月抵达新加坡上任。他在南洋大学的工作并不如意，1955年4月，辞去校长一职，举家离开新加坡，前往法国戛纳。郑锦怀调查指出，林语堂在临行前，接受了《南洋商报》记者采访，这则题为“林语堂昨日乘荷机飞法，将永远不忘新加坡”的报道刊登在《南洋商报》1955年4月18日第6版上，其中林语堂谈到了自己的《红楼梦》翻译：

材料 9：每读《红楼梦》辄有编成英语，传诸欧美，使我国文艺杰作能流播海外之念，故近数年间，稍有余暇便从事翻译此书，大部分已竣工，只余黛玉葬花一章，认为有特殊价值，窃拟待一适当心情，然后处理，不图竟于客星期间，予以草成，亦可圆了一心事。全书虽已译完，但属初稿，尚待复校修正，故付印之期未能决定。[101]

郑锦怀据此指出，“林语堂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英译《红楼梦》，经过数年努力，至1955年4月基本完成了《红楼梦》英译初稿，但仍有‘黛玉葬花’一节留待以后处理”[102]。此处林语堂的意思应是黛玉葬花一章在去新加坡前没有完成，但在新加坡期间已草成，而不是留待以后处理。因此据这段材料和林稿序言落款时间，我们可知林语堂的初稿于 1954 年 2月大体完成，最终完成时间应是1955年4月前后，但其集中精力翻译的时间应是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2月。1952年9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此书是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的修改版；1953年9月，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亦在棠棣出版社出版，被称为“红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103]”。1954年1—4月，俞平伯的《读红楼梦随笔》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其间还先后发表《我们怎样读〈红楼梦〉》（《文汇报》1月25日）、《曹雪芹的卒年》（《光明日报》3月1日）、《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东北文学》2月号）、《红楼梦简论》（《新建设》2月号）等文，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同年9月，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文史哲》9月号发表，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看到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后，于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国内随即展开了一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 [104]。林语堂虽身在海外，但对国内掀起的《红楼梦》研究热潮与紧随其后的批判运动不可能不闻不问，其专注翻译《红楼梦》的时间与这股红学热潮及批判运动的时间重叠，并非偶然。

三 搁置译稿阶段（1955—1973年）

1955—1973年，林稿一直处于搁置状态。搁置原因推测如下。

第一，尚未定稿。日藏林稿上的修改笔记达760余处，包括词语层面的增、删、换，句子层面的增、删、缩、换、语序调整，语篇层面的增、删、缩及标题修改等，验证了材料9所言“尚待复校修正”。《故纸》显示林语堂自1973年2—6月，用4个月时间修订完毕译稿，修订时间不能说很长，但翻译《红楼梦》是林语堂出于个人爱好的自发行为，未与他人约定，因而也没有时间约束。

第二，林语堂对译稿能否出版没有足够把握。钱锁桥认为，在20世纪50 年代，“林语堂这本简缩译本没能找到出版商，当时英美出版社似乎对林语堂自己的小说（如《红牡丹》）更感兴趣”[105]。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是否为译稿寻觅过出版商，不得而知。在与华尔希绝交前，林语堂只用专心创作，不用管市场；但绝交后，再也没有像华尔希那样精通西方出版市场的出版商或经纪人为他谋划。译本不像创作，受众面窄，销量有限；大篇幅又意味着出版成本高，亏本生意自然无人问津。林语堂本人深知此点，早在1934年就称西洋书局没有勇气出版《红楼梦》全译本（材料2）；在给宋美龄的信中又称“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删减，不然没有可能出版”（材料8）；在林稿序言里也指出全译《红楼梦》最大的障碍是印刷出来将有1000页，没有出版商会冒这个风险（见附录二）。他于1951、1952年先后在庄台公司出版的《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三篇小说集》（Widow, Nun and Courtesan: Three Novelettes from the Chinese）、《英译重编传奇小说》（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页数分别为266、299页，远不及林稿的859页。从林稿的修改笔记来看，林语堂修订译稿时仍在努力减少篇幅，如整页删除译稿、精简句子等，这表明他心中一直有控制译稿篇幅这根弦。

第三，数种《红楼梦》英译问世。1958 年是“《红楼梦》英译史上的重要突破，同时有三个译本问世”。麦克休姐妹（Florence McHugh and Isabel McHugh）依据库恩（Franz Kuhn, 1884-1961）德文译本的英文转译本在英国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Routledge and Keagan Paul）、美国众神殿出版社（Pantheon Books）、加拿大麦克莱兰与斯图尔特出版社（McCleland and Stewart）同步出版。1929年王际真英文编译本的增订本亦于当年由美国特温出版公司（Twayne Publishers）出版，共60章；同年美国的道布尔迪出版公司（Doubleday & Company, Inc.）出版了该译本的缩写本，共40章。[106]1958年后，林稿要在欧美出版就不那么容易了。

第四，林语堂作品畅销的国际政治背景不再。哈罗德·伊罗生指出美国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如下变迁：崇敬时期（18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1937—1944）、幻灭时期（1944—1949）、敌视时期（1949— ）[107]，林语堂作品驰名国际正是在美国对华仁慈、钦佩时期。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 23 年是中美关系的敌对时期，林稿的搁置正处于该段时期。这20余年间，林语堂虽笔耕不辍，但再也没有一部作品的畅销能超出《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了。

不过，搁置并不意味着忘记。1957年7月9日[108]林语堂完成的长文《平心论高鹗》就是将其在翻译过程中形成的对《红楼梦》一书，尤其是对后40回文学价值的零散认识经客观、理性的思考后写作的研究论文，该文于 1958 年 11 月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9本 [109]。1958年10月，林语堂夫妇应邀访问中国台湾，蒋介石夫妇在士林官邸会见了二人，林太乙回忆蒋介石与林语堂“竟大谈起《红楼梦》之译述问题来”。[110]这一谈话应该涉及了林语堂翻译《红楼梦》的工作，不然不会具体用到“译述”一词。此次访问，林语堂还受邀在台湾大学就《红楼梦考证》问题发表演说，认为120回均为曹雪芹所作，反对高鹗续书说。1966 年，林语堂到台北阳明山定居，《红楼梦》是其晚年著述活动的关键词。1964年，应台湾“中央社”之邀撰写特约专栏“无所不谈”[111]，自1966年至1967年，在《“中央日报”》专栏及《联合报》等发表10余篇红学文章。1966年发表的《论译诗》一文收录了他的《葬花吟》译文，与林稿译文大体一致。

四 修订译稿与联络出版阶段（1973—1976年）

在与陈守荊的通信中，林语堂最早提到《红楼梦》译稿是在1973年2月23日；最早提到译稿出版是在1973年3月26日。

材料10:（1973/02/23）红楼梦英文稿再十天可打出来。[112]

材料11:（1973/03/26）这回重细读以前1953年所译红楼梦稿，以前搁置旧稿中，实可此时寄交 Targ[113]。以今日西书之重视中国（如易经、针灸、阴阳及一切中国事物），实可为畅销书之一。已交相如令人重打几份，十天内可寄交Targ，此为极好机缘。英译红楼梦亦可为一大贡献。[114]

林语堂重拾译稿契机，应有如下几点。

第一，晚年得闲以整理著述。1972年10月，耗时五年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林语堂视此为“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词典出版后，他对林太乙说“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115]林太乙回忆此后林语堂夫妇“在台北香港之间来来往往，后来他们住在香港的日子比住在台北的多”。林语堂“退休”后，“练字，画画，看书以消磨时间。……他想整理他的作品。出版《林语堂全集》”。[116]应是在悠闲度日、整理毕生作品时，林语堂重拾《红楼梦》译稿并做了修订工作。

第二，判断译稿出版时机成熟。上述材料 11 所言“今日西书之重视中国”的背景应是中美建交。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7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2月28日发表，标志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由此带来的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可想而知。林语堂于2月28日写给陈守荊的信中提及此事，并称“影响世界大局甚钜”[117]。

第三，香港中文大学的《红楼梦》热。李晶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林语堂、潘重规、宋淇（林以亮）等齐聚香港中文大学，掀起一阵红楼热[118]。1967—1972年，林语堂受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研究教授。1971年，宋淇筹办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1973年，与乔志高（高克毅）携手为该中心创办《译丛》（Renditions）杂志。余光中1974年4月撰文《庐山面目纵横看——评丛书版英译〈中国文学选集〉》，文末特意提到“欣闻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出版英文《译丛》季刊一种，行于国际。汉学英译，英美学者已经贡献不少，该是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了”。[119]这是对当时潮流的回应。林语堂为《译丛》顾问之一，该刊第1期收录了由他所译的《苦瓜和尚画语录》。第2期，即1974年5月出版的春季号为小说专号，刊登了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林语堂赏析〈红楼梦〉》（Lin Yutang's Appreciation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并《红楼梦》第一回自“作者自云”至“兼寓提醒阅者之意”的英译“Genesis of a Book”，及1842—1973年产生的8种《红楼梦》英译本的书目信息，其中含霍克思全译本第一卷[120]。《译丛》上刊登的林语堂对《红楼梦》的赏析和翻译均出自林稿，且是1973年修订后的版本，只是赏析删除了与翻译相关的内容。

第四，霍克思英译本出版的刺激。1971年，霍克思辞去牛津大学教职专心翻译《红楼梦》[121]，其译本第一卷于 1973 年 12 月由企鹅出版社出版。[122]1974年1月18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即刊登了霍克思英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的书评[123]。《译丛》第2期之所以对《红楼梦》大书特书，或是对霍译本出版的响应。宋淇于1974年6月即在《明报》刊文《喜见红楼梦新英译》介绍霍译本：

材料12：听说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霍克斯（David Hawkes）辞去职务，以便专心埋首于全部红楼梦的英译。这消息我们听说了很久，仿佛是一个即偿的心愿，但又不敢信以为真。最近终于看到了霍克斯教授的石头记（他不用红楼梦而用石头记书名，即可见他的眼光不同）第一册，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刊行，不由得大喜若狂……[124]

《故纸》书信中未提及霍译本。但《译丛》上刊登了霍译本的信息，宋淇为此写了书评，作为《译丛》核心成员，林语堂不可能对霍译本出版的消息置若罔闻。进一步推测，林语堂后来之所以辗转在日本出版译稿，而不是再次静候时机在欧美出版，除对自身时日不多的预判，应该也跟霍译本出版带来的紧迫感有关。他委托佐藤亮一用两年时间翻译出来在日本出版即是此种紧迫感的体现（见下文材料26）。

林语堂在寻觅出版社之前，于1973年2月至3月底，先整理了手头20世纪50年代的旧稿，重新用打字机打出来一份后，再让三女林相如请人打印六份。在打印六份期间，他修订了最先打印的译稿，并在林相如和林太乙长女妞妞（黎志文）的协助下，校对了打字员的打稿，后又让打字员将修改誊写到新打印的六份稿件里。在稿件寄出之前，他的手头应该有8份《红楼梦》译稿（旧稿1份+自行打印1份+打字员打印6份）。1973年2—6月，除上述材料10与材料11所示信件，还有9封他写给陈守荊的信件提及打印与修订经过。

材料13:（1973/03/28）拟出英译红楼梦。此稿已齐，拟打六份，由相如找到一家，每页二元港币，全书850页，约费港币约1700元。因为赶紧，台北往返不便，所以在港打出以便寄交Targ及英国、北欧等出版家。四月十三日即可打完。已经成议交去。我想此书可成名著，先此奉闻。我在此地天天无事，只好等此事成功。[125]

材料14:（1973/04/15）这几日专工校红楼梦打稿，很有趣。[126]

材料 15:（1973/04/21）或看英文打稿，打稿页数多，须下礼拜才交齐。[127]

材料16:（1973/04/26）英文红楼明日始能打完，又我的改正又须由打字生照抄六份（英美等国）。[128]

材料17:（1973/04/29）我一星期来专心看红楼英文打字，觉得很值得做，因为英文尚无好的翻译，而红楼经我删节成一个，成为篇幅较不泛滥，而中心故事却能保存。自然以后四十回为中心。真正的结构全在后十回[129]。前八十回是好，但不外闺阁闲情、吃蟹赏菊而已，未能将宝黛二人之情事变幻悲戚及贾府之败落为全书之结构。无论畅销与否，这样的巨著是有世界文学的价值。[130]

材料18:（1973/05/08）英文打字红楼梦至今日仍未交稿。共780页，昨日付与1500港币。今日是打字员应该交齐。我天天细校，以后就可寄英美各处，希望大成功。要几个月才得消息。[131]

材料19:（1973/05/11）这十天来专做所打红楼梦。这打字员打出常有错处，极平常不该有的，如both作bot, no作not, though 作thought之类。而又屡次延期，所以我全作此事。其中更换汇（?）齐分卷，你可代我分劳不少。现全稿已交来，相如在校对一回，尚须十来天才能寄出。等你来信，要紧。[132]

材料20:（1973/05/26）英文红楼趁两天抄录打字之错（共六份），因为打字很幼稚，错字多，最迟也须十天才完毕。妞妞校阅很精细，现往星加坡休假，下礼拜回来，再有一部分尚未改，只好等她来。[133]

打印、修订、校对工作完成后，1973年6月初，林语堂开始联络出版商。

材料21:（1973/06/03）现在红楼打字已改完了，两月以来的辛勤已完工。今明两天即写信与 William Targ。此外五份寄给英国， Sud-america 南美、意大利、德国、瑞典、芬兰，[134]这些都有相识的书店。Targ（Putnam）并可有 paper back（纸装本）。现在的纸装本如畅销，也可一二万本看运气如何。打字生很幼稚，许多不应该有的错，如hime（him）、the（they），亦the（then）、whe（she），实在不该。现已改好，不去管她。[135]

但林语堂寄给西方出版商的信件一直未得到回复，1973年11月17日写给陈守荊的信中透露了他的担忧。

材料22:（1973/11/17）Red Chamber Dream尚无消息，或纸张普遍缺乏，已去信询问英国Heineman[136]，当有来信。[137]

林语堂的担忧很快被验证，他于1973年11月25日写给陈守荊的信中提到：

材料23:（1973/11/25）《红楼梦》英译逢世界纸装[138]缺乏，闻此项情形可延长一二年，美国来信，此书已有三种英译，书局以纸量太大， 850页不敢出版。英国来信相同，虽云尚待Unwin[139]其他书局试探，但我意可作罢论，不要理他。[140]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加盟国的海湾六国为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2美元，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危机事态愈演愈烈，使西方经济遭受重创。油价飙升导致运输成本提高、各类原材料供应不足、物价上涨等连锁反应，纸荒席卷全球。《纽约时报》自 1973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有140条报道涉及纸张短缺，各报纸杂志社纷纷减少发行量、缩减版面、休刊、停刊等应对纸荒。[141]

材料24明白指出了欧美出版社婉拒出版的三个理由。但如果时间倒退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或者林语堂身边有一个有能力的出版经纪人，也许译稿出版不会如此艰难。此后，1973年12月3日、1974年1月3日的信件透露事情有所转机：

材料24:（1973/12/03）近日红楼又有转机，英国来函要求美国与之合并出版以救纸慌[142]（世界性的）之缺，不知是否可行。又日本也有译者拟重以新译重版及日本译文问世。总之，此书页数甚多，适逢纸慌，尚有问题，只好听之而已。[143]

材料25:（1974/01/03）有大好消息，红楼梦美国英国都因为纸慌不肯接收。昨日日本Tuttle 公司居然来函欲出此英文本，心中极快活。约正月可订合同。先付一千美金。我可能给他大英帝国范围。我想日本印刷必良，又Tuttle专出画册，可请他特别设计。[144]

就《红楼梦》译稿出版一事，林语堂信件中最早提到日本的是1973年12月3日（材料24）。佐藤亮一在日文转译本的译者后记中提到林语堂写信委托他翻译的时间是1973年11月。

材料26：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香港の林博士から、十余年の歳月をかけて翻訳された英文のThe Red Chamber Dreamが届いた。つづいて数ヵ月後に訂正箇所を示した包みがまた届き、林先生はこれを二年ぐらいで翻訳して日本で出版してくれるようにとのことだった。[145]

1973年11月，我收到了林博士从香港寄来的包裹，是他耗时十余年英译的The Red Chamber Dream。几个月后，又一个指出译文更正之处的包裹寄过来了，林先生希望我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翻译出来在日本出版。

佐藤夫人在日藏林稿上面附了一纸留言（见图0-20），时间是1999年11月12日。留言全文翻译如下：

材料27：这是最初寄来的稿子，不久又寄来了修订稿。修订稿同其他书一起寄到了台北市的林语堂纪念馆。

如果去台湾的话，请一定要去一趟林语堂氏的纪念馆。

结合以上材料，可推测林语堂是在1973年11月下旬，收到美、英等出版社婉拒出版的回信后，从香港写信给深得他信任的佐藤亮一，委托佐藤在日本寻觅出版机会，并随信邮寄了译稿。日藏林稿有大量不同颜色的修改笔记，如有的脚注原是用黑笔删掉的，后又用蓝笔写了“keep”一词以示保留。修改内容主要是增删词汇、更换句子等，拼写错误的修改并不如材料19、20、21所言的那么多。林语堂将1973年自行打印的1份译稿和请打字员打印的6份译稿寄给了欧美的出版社，手头应该只剩下1953年的旧稿，佐藤亮一收到的应是这份旧稿，稿件序言所标时间是1954年2月，亦证明了此点。如果是1973年的修订稿，序言时间理应改成最新的。佐藤亮一的记载和佐藤雅子的留言均显示林语堂后来又寄了修订稿过去，这应该是婉拒林语堂的某家出版社寄回给林语堂的稿子，邮寄时间可推测是1974年初，刊载在《译丛》上的赏析和译文或出自该份修订稿。

林语堂在写信给佐藤亮一的同时，应该也联系了塔托公司（Charles E. Tuttle Cornpany）。塔托公司由美国人Charles E. Tuttle（1915—1993）于1948年在日本东京创立，主要面向西方出版介绍日本、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文化的英文书籍。1952年开始兼营书籍进出口业务。1978年，该公司的版权科独立，成立塔托·森版权代理公司（タトル·モリ エイジェンシー, Tuttle-Mori Agency, Inc.），创立人为森武志，是日本最大的翻译版权代理公司，占据日本60%的翻译版权代理市场。从林语堂作品日译本的版权页来看，其著作在日本的翻译版权最初是一位叫George Thomas Folster的人代理的；自1954年的《朱门》（『朱ぬりの門』）开始，即由Charles E. Tuttle 商会代理。

1974年1月2日，林语堂收到塔托公司有意出版英译稿的来函（见材料25），所以在翌日的信件中提及给他们大英帝国范围的版权，及对该公司印刷质量的认可。塔托公司后又因何不能出版英译稿，从目前的信件无从得知。理由也许与美、英出版社所给的相似。原日本通产省事务次官杉山和男回忆：日本自1950年以降，对石油的依赖急剧上升，1970年达至48%，原油进口量达 2.8 亿千升，为世界最大规模。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正处于二战后高速发展期的日本经济遭受重创。物价飞涨导致日本国内陷入不安，11月在大阪发生了因厕纸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带来的抢购潮，且迅速波及全国，其他日用商品也面临供应不足与价格上涨。物价上涨于1974年2月达到顶峰，消费物价上涨了30%[146]。

林语堂仅在1974年1月3日的信件中提到了塔托公司，此后3个多月未有信件提及林稿出版事宜，直至当年4月22日的信件提到“日本译者决定以一年内译成日文”（材料28），而且此后也没有提到在塔托公司出版英译，而只提佐藤亮一的日译了。这意味着在1974年1月至4月间，他收到了塔托公司回绝出版的信件，这一时段正是日本经济最糟糕之时。且塔托出版英译本的对象是欧美读者，而彼时已有三种《红楼梦》英译和霍克思正在陆续翻译的全译本。

材料28:（1974/04/22）又英译红楼梦已经有日本译者决定以一年内译成日文（彼已有日译[147]，此以我所译之本为根据）。[148]

材料 29:（1975/11/23）日本译者左藤亮一[149]信来报告，七月可以译完《红楼梦》，我已经去信请约书局可以出版，未复。[150]

材料30:（1975/12/02）将来英译①德文②王际真所译③林译后来居上，而林译细心考虑，又有全书人名索引，又英文流利，信达兼到，定必人人居家必备。[151]

材料31:（1975/12/12）已飞（?）信日本之佐藤亮一，令其速将所译之本寄下（?）以便细心考订，亮不日必可寄来。[152]

材料32:（1975/12/27）日本红楼梦7月译完，甚望可以出版，重要。[153]

材料33:（1975/12/27）「红楼」日本译者来函，当有Tuttle或较好的书局。[154]

材料34:（1975/12/28）得日本左藤亮一来信，拟即将彼处尚剩一份寄来，以便校勘或更改，并拟速改完，以便今年 1976 出版，可以告慰。[155]

材料35:（1976/01/05）1976末日本的红楼梦将出版。[156]

材料36:（1976/01/13）昨天我收到日本寄来之佐藤亮一《红楼梦》底稿，不胜快活。以前翻译的名字，如“鸳鸯”还是 Jay，佐藤亮一还加日本注释，非常慎重，又前后次序都井井有条，共64章。又我自己的英文非常优雅，所以快活。我看十天八天，就可寄还。[157]

材料37:（1976/01/14）上信告诉你日本底稿已经收到，大约经过十天八天，阅后可以送还。[158]

从上述信件来看，佐藤亮一在转译之初，并未敲定日文转译本在何家出版社出版，应该是一边转译一边寻觅出版社。1975年11月，他去信告知林语堂预计次年7月能完成翻译，林语堂回信“请约书局可以出版”;1975年12月27日，他回复“当有Tuttle或较好的书局”，意味此时尚未敲定出版社。1975年12月28日和1976年1月5日的信件均提到1976年出版，但并未言及出版社，可见仍未敲定出版社。1976年1月，林语堂去世前两个月，仍在校对佐藤亮一寄来的译稿。当年3月26日去世，未能看到日文转译本问世，实乃憾事。

转译本直到1983年方由六兴出版社（而非塔托公司）出版。可知林语堂去世后，佐藤亮一一直在为译稿寻觅出版社，直至六兴出版社同意出版。六兴出版社委托塔托·森版权代理公司与林语堂夫人廖翠凤签订了版权合同。佐藤亮一在后记里指出“几个月后，又一个指出译文更正之处的包裹寄过来了”（材料26）。意味林稿最终定稿是在1974年，因而六兴出版社的版权页标注的林语堂完成翻译的时间即1974年。

林语堂既然写信让佐藤亮一把英文底稿寄来，意味着当时他手头已没有译稿，也即他寄给英、美等国家或地区的译稿绝大部分没有再寄还给他。他称佐藤亮一将“彼处尚剩一份寄来”（材料34），意味着佐藤亮一手头曾有两份译稿，证明了佐藤夫妇所言为实。1976年1月12日，林语堂收到的译稿（材料36）应是他1974年寄给佐藤亮一的修订稿，林语堂校对完毕后也应寄回给了佐藤亮一（材料37）。1988年，佐藤亮一夫妇将这份修订稿连同其他与林语堂相关的书籍、信件、照片等寄回了台北林语堂故居，笔者曾去故居调查，未见此稿。[159]

综上可知，林语堂的《红楼梦》翻译经历了四个阶段：1935年、1938年先后两次尝试翻译并放弃→1953—1954年专注翻译、1955年完成初稿→1955—1973年搁置译稿→1973—1974年修订译稿兼寻觅出版社，最终1983年在日本出版转译本。

林语堂虽是自发翻译《红楼梦》并为译稿寻觅出版商的，但纵观整个历程，时代影响甚大，是小事件折射大历史的典型代表。正如赛珍珠所言“任何伟大都不是孤星独照，都是时势造就的”[160]。林语堂、赛珍珠创作上的巅峰期均是20世纪30年代，中美关系较为友好这一国际政治背景既催生了王际真的《红楼梦》编译本、赛珍珠的《水浒传》全译本，也令林语堂对《红楼梦》的翻译跃跃欲试，但是考虑到出版市场对反映现实中国作品的需求，林语堂只能两度放弃翻译而选择创作。20世纪50年代，他集中精力翻译《红楼梦》，完成初稿，但又处于美国对华幻灭、敌视时期，译稿生不逢时。直至1972年中美建交，他于1973年修订旧稿，而此时他本人在国际出版市场的影响力已不及20世纪30—50年代，况且已有霍克思的全译本等数种英译出版，又偏逢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纸荒，译稿出版再度受挫。

从《故纸》收录的信件来看，林语堂高度重视自己的《红楼梦》译稿，也对此充满信心。他曾称“要做作家，必须能够整个人对时代起反应”。[161]时代成就了林语堂，也让他的《红楼梦》翻译与出版历经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