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性与鲁迅的文学选择

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艰难历程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袂提出。在这之前，关于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通常分为近代、现代与当代三个阶段，对文学发展史的相对独立性认识不足。“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界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概念、原则与格局。它激活了近百年文学的研究。贯通近现当代文学的努力也持续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孔范今、黄修已等分别主编的几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相继问世。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随着学界对百年历史及文学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入，“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不断得到新的阐述或补充，但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谭桂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和吴炫的《一个非文学性命运——“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连这一概念提出者之一钱理群也对当初关于这一概念诠释的不足进行了反思、检点。质疑和反思集中在这一概念的包容性上，主要是认为，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和美学特征分别概括为“改造民族的灵魂”和“悲凉”，是以偏概全，难以反映百年文学发展的各个方面及它的丰富性、复杂性[1]。应该说，这样的重新审视、检讨是相当深刻、有力的，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原始诠释的欠缺。但因此而完全否定和摒弃这一概念，则是不足取的。任何新的文学史概念、文学研究理念、方法、原则的引入，总是针对既往文学研究的陈旧、僵化模式而进行的。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从某一角度来纠正以往研究的不足，这也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应该做的是重新诠释或补充这一概念，寻找它确立的合理性。

二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确立，意味着将百年文学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对百年文学历史纵向发展作一整体把握，找到贯穿这一百年、一世纪的共同的某些文学现象或内在精神。而这样纵向把握的东西又具有足够的横向方面的包容性、涵盖力，能够照顾到百年文学发展中各种力量的横向关联，把现代性概念引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使百年文学研究获得了一个新的阐释角度。在这一概念的观照下，百年中国文学史被看作是一种称为现代的(相对于古典的)文学新质，是随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生长发育的动态过程。

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一百年，早在鸦片战争，中国第一次被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在整个世界大背景中越来越暴露了落后的真面目，古老的中国传统文明第一次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20世纪中国历史就是努力从世界文明汲取养料、寻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简言之，就是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文学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贯通百年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1896年以后，中国文坛相继兴起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这些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中国古典文学的自救运动。由于中国古典文学体系与西方现代文学体系的不相容，中国文学没能经过自我的合理调整而迈向现代化之路。但由此产生的文学新质，却是催生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必不可少的准备，所以有的研究者称之为被压抑的现代性，断言没有晚清的“三界革命”就没有“五四”新文学[2]。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酝酿期、准备期。

“五四”新文学运动则选择一种接受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先进文化而反思传统文化的方式，使中国文学真正迈出了通向现代化的第一步，这是中国文学一个辉煌的新起点，五四运动开启的中国文学有三项基本任务：一、终结漫长的传统文学，建立起现代文学体系；二、打破孤立封闭的状态，加入世界文学阵营；三、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争取文学的独立性与此相应。所谓文学的现代性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反传统态度；二、开放的世界视野；三、文体独立意识。这些特点具体体现在文学自身的主题意向、倾向、价值观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与传统古典文学诀别，中国文学并不是立刻就获得了现代。现代性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全到完全的总体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以现代性为目标而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它是在各种现代的非现代的多种矛盾冲突中发展的。贯穿20世纪文学发展的主要矛盾大致有三。

第一，传统与反传统。这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对重要矛盾。从晚清的“三界革命”始，中国文学就试图挣脱传统，但仅仅迈出了半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彻底的反传统姿势吹响了进军现代化的凌厉的号角，但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传统阵营的阻击，所谓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立、抗衡时隐时显，在20世纪中国始终没有停止过，怎样对待文学和文化传统，至今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更有意味的是，激烈的反传统作家，恰恰骨子里受传统影响最深。鲁迅就感叹过“自己却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郁达夫也充当过反传统的猛将、斗士，又最后程度不一地回归传统。另外，许地山对佛家文化的钟情，沈从文对楚巫文化的偏爱，老舍对民俗文化的倾心，赵树理对民间艺术的喜好，汪曾祺对人伦传统的关切，贾平凹对士大夫心态的描摹等，都表明20世纪中国作家的内心深处有着浓重的传统文化情结。20世纪中国文学摆脱不了与固有的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不管是作为创造的根基，还是作为因袭的重负，总在制约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学意识。

第二，民族性与世界性。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开放的大背景下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晚清的“三界革命”就是在西方文化刺激下进行的，“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之所以有了质的变化，无疑得益于横向的借鉴，得益于异域文学的移植。但不能认为这是由于与中国民族传统断裂的结果。实际上，民族传统总存在于作家心灵，外化于他们的作品中。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就开始扭转此前过于“西化”的倾向，30年代多次展开的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的讨论，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反映出了与民族文学传统认同的趋势。40年代以后，新文学在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上成绩斐然，但以“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作为文学发展方向，在关注文学对于现实人生的政治效用的同时，不免在文学的横向借鉴方面有所忽略，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不无隔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重提“走向世界”的口号，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相继涌入国门，“唯外是从，唯新是从”成一时风尚。但文学的先锋性与大众化、探索性与民族性矛盾，又引发了诸如意识流问题讨论、现代派问题讨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寻根”热，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昭示出文学皈依民族传统的趋向。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全球化”问题，而在文化界通常又把本土化和中国化作为对抗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一种策略而提出。中国文学既要保持民族特色，同时又与世界文学潮流相通，怎样走出一条新路？这一问题仍然续接着20世纪初的“中学”和“西学”之争的话题。

第三，政治与文学。20世纪文学是在中华民族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中发展的，这使文学注定难以获得相对自由的独立的发展空间，总摆脱不了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文学又总在顽强地摆脱外在的重负而回归本体，找回自身。“五四”前后的文学没有脱离启蒙主义范畴，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中心任务由启蒙转向救亡，新文学也开始由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自此，不同政治力量的对峙与抗衡，导致了左翼与右翼的尖锐对立，文学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待到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从属政治”的主张，文学与政治开始走向“一体化”,1949年后逐步完成。新时期以来，这种“一体化”日渐松动，文学先是找到了文化，于是有了“寻根”文学的兴盛，后又专注于文本的建构，文学在向自身回归但同时出现了种自我封闭现象，搞一些自足自恋式的“文字游戏”。摆脱重负的文学似乎又有些失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学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总要负载些什么，无论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伦理的，才会避免尴尬的失重状态，变得丰实充实和博大，有了精神依托的作品才有可能是持久的。

以上三对基本矛盾贯穿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又派生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矛盾，例如，个体与群体、理性与非理性、雅与俗，等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在众多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中不断生成增长的，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

三

通过前面两节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现代性概念的引入使“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获得新的诠释。“20世纪中国文学”正可以看作是文学现代性特质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五四”新文学运动使中国文学获得空前的变革，开始由古典文学体系向现代文学体系转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当然的起点。但“五四”文学革命并非从天而降，1896年以后，梁启超等人倡导的“三界革命”就开始以西方文学为参照，进行文学的改良，将这一阶段文学与“五四”文学联系起来观照，更能全面、清晰地把握百年文学现代历程。中国文学现代化则肇始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之前。而从此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有三对基本矛盾贯穿始终，至今没能很好解决，这决定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基本性质，这也充分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原载《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