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科学”到“实证”

从词源上来说，“科学”这个词汇很明显是外来词。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即使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了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但是却没有诞生出“科学”这一概念。因此，当来自西方的客人携带着先进器物和技术来到中国时，我们至少需要在语词上找到一个“Science”的对应物。从徐光启时代的“格物”[6]到洋务运动前后的“格致”，再到清末民初的“科学”，这不仅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历史，也是作为话语之“科学”在中国的建构之路。

“科学”在中国成为话语的历程中，法国的身影虽然从未缺席，但是常常被当下过度英语化的民众忽视。当西方科学被视为“格物”之技的时候，法国传教士就曾经带着他们的望远镜、西药等稀罕之物来到大清朝堂之上，甚至成为康熙皇帝的侍讲和钦差。当西方炮舰震惊国人之时，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亦深受法国影响，并在法国人的直接参与下建立了福州船政学堂。该学堂从1875年起派遣留学生留学英法，探究格致之学理，其中不乏严复、刘步蟾、陈季同、郑清濂、魏瀚等名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科学”话语对中国的影响虽然常常被人们忽视，但这是连接“福州船政学堂”和“赴法勤工俭学”两个事件的蛰伏时期。而且，对该时期法国天主教会“科学传教”活动的影响也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识。至1912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不仅进一步确立了“科学”的话语，甚至培养了一批职业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当“科学”在近代中国完成话语化的时候，它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因为与务虚的中学相比，西方科学是“实证”之学。在中学与西学的交锋中，自然就暗含了儒释道传统的玄学和西来的科学（含自然及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锋，也暗含了“务虚”与“实证”的交锋。伴随着科学全面话语化的过程，实证亦成为近代中国不容忽视的话语。在此过程中，法国的“实证”话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在孔德那里，“实证”之学本指经验科学，而在中国，人们似乎只是关注“实证”哲学中的“实”字。

一 西方的“科学”话语与中国

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中国之于西方便越来越近。元明两朝，中国与西方的实力差距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因此，尽管利玛窦的西洋钟表、三棱镜和世界地图等科学物品吸引了时人的兴趣，但这不过是好奇而已。虽然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徐光启等知识分子亦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传教士身上看到了某些长处，如历法、数学、天文等，但是大明王朝无人承认与西方存在差距。后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也知道，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坚信自己的文明要比来自西方的文明更加先进。[7]在这一态度面前，西方的格物之学也只是被当作匠人之能而已。

中法之间最早的官方交流发生在清初，时间上稍晚于利玛窦。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选派了一批耶稣会士（他们同时也是当时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前往中国，并向康熙皇帝敬献了当时欧洲更加先进的天文仪器。这批肩负宗教使命的传教士并非以传播科学为己任，同时，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大清帝国也没有把西方的科学视为进步。前者渴望让皇帝及其臣民皈依天主，而后者则更愿意把西方传教士编入自己的官僚团队，在历法、技术、语言和艺术等诸多领域中利用他们的知识。[8]各怀心思的接触最终必然导致决裂。“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禁教令，言明西方洋人都是小人，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大理”。为了免生事端，皇帝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9]当时，康熙皇帝可谓最了解西方和天主教的中国人之一，从“小人”与“大理”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法国传教士如何博学多才，兢兢业业于皇帝之事，甚至有救驾之功，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天朝上国”的观念。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颠覆了大清朝对西方的看法。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西方世界的距离。林则徐是承认中国与西方存在差距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器良技熟”。与林则徐联系紧密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进一步总结和阐述这种“器良技熟”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可见，此时中国对“科学”的认识实际上是军事实用主义的立场。而这种军事实用主义归根结底就是承认大清王朝在军事科技上已经落后于西方。当时，中国开明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科学”并非形而上的道。或者说在中国，“科学”远未成为观念和话语。

后来，随着外语教学的发展和翻译事业的进步，晚清国人已经认识到西方的科学不仅仅是技艺，而且包含着学理，因此，对西方“科学”一词的翻译也就重“格致”而轻“格物”，从1895年京师同文馆把“格物馆”改名为“格致馆”可见一斑。现代译入词“科学”中的“学”字包含理论、原理和学理之意，因此，当中国建立起效仿西方的学科制度后，“科学”也就取代了原生词“格致”[10]。从“格物”到“格致”，再到“科学”，这既是中国认识西方之路，也是科学成为话语之途。

即便刚刚跃升为话语的“科学”还只是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伴随着政治和社会革命高涨的呼声，科学话语也就自然延伸进人文社会领域。洋务运动的失败和进化论的科学观念让康、梁等人看到了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从此，科学就不仅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当中，如严复所言：

名、数、力、质，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1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认为，政（社会科学）和艺（自然科学）都属于科学，科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名、数、力、质都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且，“中国之政”的问题就在于它不讲科学。因此，如果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全面地掌握西方的科学知识。

戊戌变法后，政体改良的愿景落空。维新派知识分子纷纷流亡国外，这促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同时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大量士人无法继续追求功名，其中众多有识之士前往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留学，从而发现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在西方诞生，是因为西方拥有民主制度和科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话语的意义就不仅是学习知识，而是中华民族全面地走进现代时间。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一词也开始具有观念化的色彩。换言之，在这一时期，“科学”成为一切进步事物的修饰词。它不仅指先进的装备，也不仅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上升为一种哲学、精神、观念和社会意识。

这一把科学视为哲学和精神的观念亦与法国紧密相连。1912年，李石曾、蔡元培等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成立“华法教育会”。在谈及为什么要组织青年赴法国留学时，该会明确指出，“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12]。蔡元培也强调法国科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先进性不仅仅体现在科学原本的领域里，而且在哲学领域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拥有所谓的“科学之哲学”[13]。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正是把法国的科学当作榜样，并试图通过教育和报刊的方式在中国培育起科学精神。到后来，如胡适所说：

这三十年来有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和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将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诽谤“科学”的。[14]

从此，就思想深度来看，科学也就被话语化。它已经从原来的语词演变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和具有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

二 法国的“实证”话语与中国

科学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无益于解释科学的定义，反而会让人们去追问到底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科学。尤其是当科学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哲学之后，那么如何才能把它与其他的哲学区分开来呢？这不仅仅是西方近代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也是“科学”变成中国自己的话语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必须有边界，或者说有标准去鉴别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知识和思想。

当甲午战争埋葬了洋务运动的理想，拯救中国的“科学”话语就必须升华，必须从“形下之器”上升为“形上之道”。在维新派知识分子看来，中西学的最大区别就是“道”之不同，而这不同之处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向来穷理，俱虚测，今西人实测”。[15]这种实证（即康有为的“实测”）的方法不仅仅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如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所说：“凡纪一事，立一说，必于实测二字，确有可据，众见歙同，其文乃定。”[16]康有为甚至开始把这种“实证”的方法和精神运用到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当中。吴熙钊等在评论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一书时说，该书特别强调追求“实理”，甚至把自然科学实证的方法完全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这样做虽然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这并不影响康有为抛弃旧思想，尝试建立新理论和新思维方式时所起的作用。[17]严复在论及西方强盛之命脉时也提出“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8]。在此，严复亦认为西方科学（即严复所用的“学术”）的重要特征是“崇真”之精神。后来，在阐述西方科学知识时严复又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提出要“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因为西学的优势在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19]，同时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强调“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20]。这些文字表明，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崇真”之精神外，在方法上，西方科学讲求“必验”。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自维新以来，中国知识界认定的西方科学就是一种“实证”之学，或者说就是“实测”、“崇真”和“必验”之学。

从上文中，我们发现自维新以来，“科学”的定义就具有了求实的意义，因此，“科学”的地位也就上升为形而上之“道”，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形而下之“器”。然而，当“科学”上升为“实证”之道，那么它必然要面临中国几千年文化和哲学（尤其是玄学）的挑战。1923年，玄学与科学之间的论战终于爆发了，这场论争最终以“科学”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论争中，“科学”至上论的两种不同思想也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最终通往了“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论”[21]。

如上文所述，首倡“实证”方法与精神的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然而，在这些维新派知识分子的笔下，翻译和表达“实证”时所使用的词汇并不统一。康有为使用的是“实测”“实理”等语词，严复使用的是“崇真”“试验”等语词。他们之所以用语不同，不仅仅是因为语言翻译的个人偏好，而且还因为源自西方的实证哲学也不尽相同，于是这些留洋知识分子所受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只有了解西方实证哲学在中国的译介，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实证”精神与方法在中国的话语化过程。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哲学主要有四个流派，按照来到中国的时间顺序，大致是英国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哲学、法国孔德的实证哲学、美国杜威的实证哲学和德国马赫的实证哲学。[22]

目前，国内学界一致认为，严复是译介西方“实证哲学”的第一人[23]，“早期实证主义者的著作正是通过严复的译介才同中国思想界见面的”[24]。严复最早译介的西方“实证哲学”乃是以赫胥黎、穆勒和斯宾塞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实证哲学”。严复最先翻译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实证哲学著作《穆勒名学》。该书原名“A System of Logic”，严复只翻译了该书的前半部，其原因在于这一部分重点介绍的是西方逻辑中的归纳法和经验论，而且严复认为这种逻辑归纳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光……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25]。作为最早引入西方实证哲学之人，严复把归纳逻辑视为实证哲学的核心，把实证视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把它们推向了救国图存的前沿。可见，在严复的时代，人们谈论西方的实证终究还是重方法而轻精神的。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实证哲学”，严复的译文还没有使用“实证”一词。从思想意义上看，在严复之后崇尚“实证”方法并首次使用“实证”译词的学者应是王国维。1905年，他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首次提出了“实证”一词。他说：

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26]

王国维先生的这段自述不仅指出了“实证哲学”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也表明了他个人对“实证哲学”的态度。王国维并非以哲学研究闻名，但他是最早在史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方法的学者之一，并且依据这一原则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王国维并没有成为实证论者，但是在中国近代实证哲学思潮的历程中，他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严复之后，王国维大力介绍实证方法，并从哲学的角度对实证方法进行认真的思考，最终将这一方法提升到方法原则的高度。[27]

在穆勒的实证哲学之后，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实证哲学也传入中国。1906年，《教育世界》上刊登了一幅孔德的相片，抬头取名为“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这应该是中国近代期刊最早使用“实证哲学”一词之案例。[28]同时，这一细节也表明，当时国人对西方实证哲学的接受并非只有英美的实证方法。而且，与英美偏重方法的实证哲学（如上文所论的严复和王国维）不同，孔德的实证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哲学的。如1903年，王师尘翻译的《西洋文明史之沿革》一书中就曾指明，孔德不仅是法国哲学最重要的学者，而且是社会学的创建者。他还重点指出孔德所创立的“实验哲学”（今译“实证哲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系统。遗憾的是，由于是从日文转译的，“孔德”的名字被错译为“康德”了。[29]此外，它还提到了孔德的两本著作《实验哲学》（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和《实验政治学》（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此外，1906年发表的《刚德之学说》一文还重点介绍了孔德的“三阶段说”，指出该说是孔德实证主义的重要贡献，它把人类观念的发展分成了“神学时代”、“任臆时代”（今译“形而上学”时代）和“验事时代”（今译“实证时代”）。这种分类虽受进化论的影响，但它更倾向于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因此，该文作者认为，孔德的实证哲学也就是最先进时代的核心思想。[30]在后来的玄科大战中，这一“三阶段说”成为科学派手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然而，由于当时关于孔德哲学的内容往往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所以译名也并不统一，有“康德”“刚德”“孔特”“孔德”等不同译法。再加上并没有一本有关孔德的专著或译著问世，相关译介都是散见于当时的期刊或综合性的西方学术论著中，所以学界对这一时期孔德“实证”话语在中国的影响也就不甚明了。然而，必须要指明的是，法国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它把“实证”从早期的方法意义提升为一种哲学，并且对应的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最先进时代。从这个角度上看，孔德的“实证哲学”是“实证”话语从语词译入观念形成的过渡阶段，它的“三阶段论”为下一阶段的话语普及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因为孔德的“实证哲学”在中国必须担负起由下而上、从方法到哲学这一话语提升的使命，所以它在中国也就成为强调“实”的、形而上的观念。然而在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恰恰是一种眼光向下的哲学，它提倡一种经验科学。从“经验”到“真实”，法国“实证”话语在被译介到中国的时候也发生了变异。

下一个研究西方“实证哲学”的高潮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其中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从英国留学回国的王星拱和从美国留学归国的胡适。先来谈谈王星拱，他最早把德、奥等国的实证哲学马赫主义引入国内。1920年，王星拱通过他撰写的《科学方法论》一书，正式把马赫主义介绍到中国，但是由于源自德、奥的马赫主义与源自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哲学趋向上非常相近，二者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让它们在进入中国后，很快便趋于合流，彼此认同了。[31]胡适师从美国著名的“实证”哲学家约翰·杜威，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严复重视实证方法、王国维运用实证原则不同，胡适实实在在地在哲学领域里讨论“实证哲学”，不仅仅把它当作科学精神，甚至还把它上升为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尽管在胡适的笔下出现的并不是“实证哲学”或者“实证主义”，而是“实验主义”。最为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西方实证哲学的“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相互联合，借着“赛先生”之势，将实证的话语推广到全国，正如陈端志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运动的时代，实验主义是最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的一种主义，而且也正是通过“五四”的高潮，实验主义之风气才弥漫全国。[32]至此，实证无论是从内容深度还是从影响广度上来说都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一种话语，影响着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到了1923年“玄科大战”期间，“实证”和它的朋友“科学”一起获得了胜利，牢牢地确立了自己作为思想话语的地位。

综上所述，“实证”话语在中国被确立起来之历程中，各种不同的实证思想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严复译介的英国实证哲学到日本留学生们从日语转译的法国实证主义，再到胡适提倡的美国实用主义，这也是“实证”话语自我完善的过程。简而言之，英国的实证哲学为“实证”话语提供了方法论的意义，法国实证主义为“实证”话语提供了真理论的意义，而美国的实用主义其实是前两者的集大成者，为中国的“实证”话语提供了“世界观”。而在这一链条中，法国实证主义最早从哲学史里谈“实证”，也最早把“实证”确立为先进的思想时代，所以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尽管实证哲学在国内的译介曾经用过“实测”、“崇真”、“试验”、“实用”或“实验”等其他词汇来表达，但是借助为科学证言的方式，“实证”哲学终究还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扎下根来。沿着从实证的方法、实证的原则、实证的哲学和精神之道路，来自西方哲学语境的“实证”一词最终也在五四运动期间完成了话语化的过程。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科学领域，甚至于整个文史哲领域都要受到它的指导，而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如果没有实证的精神，热衷于空谈，就变成了王星拱所批判的“变形的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