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礼记》称名考释

《礼记》成书，长期诸说纷纭。“礼记”一词，汉时所指内涵亦混淆不清。《后汉书·祭祀志》 “古者师行平有载社主，不载稷也”，刘昭注曰：“《周礼》为礼之经，而《礼记》为礼之传。”[5]陆德明亦曰：“此记二《礼》之遗阙，故名《礼记》。”[6]《礼记》其书其名，实与《周礼》无甚关联，《礼记》得名由来，实须辨之。

王锷认为，汉时“礼记”一词涵义有五：《史记·孔子世家》所言“礼记”，实即《仪礼》; 《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言“礼记”，是“诸儒记礼之说”，即《汉志》所载“ 《记》百三十一篇”一类的文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所载出于孔壁中的“礼记”，就是《礼古经》五十六篇；《汉书·韦贤传》中所提《礼记》，即今《礼记》四十九篇；张揖《上广雅表》所言叔孙通撰《礼记》，实即《汉仪》[7]。如下文所论，《大戴礼记》亦曾称名“礼记”。梳理两汉魏晋相关文献可知，“礼记”一词，尝为《仪礼》《大戴礼记》 《小戴礼记》等之共名，而最终成为《小戴礼记》之专名，不仅体现出《小戴记》与二者有着密切联系，还体现其学术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

一 “礼记”:《仪礼》之别名

最早明言“礼记”一词者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 《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 《礼记》自孔氏。”[8]此“ 《礼记》”实指《仪礼》。又《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9]此“ 《士礼》”，即《孔子世家》所言“ 《礼记》”之残本。杨天宇认为此“ 《礼记》”为“《仪礼》的初本”，是孔子所编订用作教材的：“至于当初孔子究竟选定了哪些礼来用作教材，今已不可得详。但可以肯定，它必包括今本《仪礼》而又远不止今本《仪礼》的十七篇。”[10]吕友仁认为，《礼记》有些篇与《仪礼》无关，即在于“ 《记》所要解释或补充的对应的《礼》没有流传下来”（《〈礼记〉五讲》）[11]。二家推断颇为合理。

其后《汉书·河间献王传》亦明言“礼记”一词：“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 《尚书》 《礼》 《礼记》《孟子》 《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12]颜注曰：“ 《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13]因此，“河间献王所得古文《礼记》，盖指有关礼的《记》文，非指专书”[14]。此说与《汉志》合：“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 《论语》 《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15]云“凡数十篇”，自非成书，仅系“诸儒记礼之说”。

故《史记》 《汉书》言“礼记”，皆不可轻视为今《礼记》一书。时至汉末、魏晋，“礼记”一词仍不乏指代《仪礼》者。有趣的是，作《三礼解诂》的卢植、遍注“三礼”的郑玄，于《仪礼》 《礼记》二者之名，时有混用。《后汉书》卢植本传载其上书谏言刻石经事：“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时多回冗。……合《上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16]熹平石经于“三礼”仅选刻《仪礼》，此称“礼记”。郑玄《毛诗笺》引《仪礼》亦曰“礼记”：

《诗·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笺云：“《礼记》:‘主妇髲髢。'”

孔疏：笺引《少牢》之文，云“主妇髲鬄”，与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读为髲鬄。古者或剔贱者、刑者之发，以被妇人之紒为饰，因名髲鬄焉。”[17]

晋人言《仪礼》曰“礼记”者，如《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陆机《洛阳记》: “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书》 《周易》 《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18]郭璞《尔雅注》引《仪礼》亦称“礼记”[19]，表明“礼记”在东晋仍可指代《仪礼》。皮锡瑞曰：“‘三礼’之名，起于汉末。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20]《仪礼》十七篇中，有十一篇经后有《记》，是对经的补充说解或阐发，《仪礼》又名《礼记》，是合《记》而言[21]。

二 “礼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之共名

“礼记”一词，两汉时可指《仪礼》，还可指大、小戴《礼记》。范文澜曰：

两汉称《礼记》之文，不一而足。《汉书·郊祀志》王商、师丹、翟方进等引《礼记》曰“燔柴于大坛，瘗薶于大折”，为《祭法》文。王莽引《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为《曲礼》文；又引《礼记》曰“天子藉田千亩，以事天地”，为《祭义》文；又引《礼记》曰“王者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则《王制》文。《韦玄成传》又明引《祭义》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今为《丧服小记》及《大传》文。刘歆引《礼记·王制》 “天子七庙”，又引《礼记》 “祀典曰‘圣王制祀’”，今亦为《王制》 《祭法》文。《梅福传》引《礼记》曰“孔子曰丘殷人也”，为《檀弓》文。《后汉书·桓郁传》窦宪引《礼记》曰：“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习，习与知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注云：“皆《大戴礼》之文。”今《保傅》篇详之。《曹褒传》 “褒传《礼记》四十九篇”,《桥玄传》 “玄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然则大、小《戴记》之号，并不始于魏晋。[22]

可见，“礼记”于西汉时已指今《礼记》，也指《大戴礼记》。吕友仁《〈礼记〉成书管窥》进一步指出，刘歆引《礼记》书名篇名并称凡六次：“ 《礼记》书名篇名并称，始于刘歆。然则，在刘歆笔下出现的这六次《礼记》书名篇名并称，意义就非同小可，它意味着在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中都著录了小戴《礼记》一书。……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礼记》一书之得名，始于向歆父子的《录》 《略》。”[23]所论具有一定合理性。

三 “礼记”:《小戴礼记》之专名

故知“礼记”一词，汉时乃《仪礼》与大、小《戴记》三者共名。黄以周曰：“自魏晋号四十九篇为《礼记》，亦谓之《小戴礼》，而东汉十七篇之名《礼记》、名《小戴礼》者，又为四十九篇《戴记》所夺，于是别号之为《仪礼》。”[24]所论符合史实。吕友仁论述其因曰：“从内因上讲，主要是由于《仪礼》和《礼记》二书的内容紧密相关。论其本源，《礼》 《礼记》《小戴礼》之称，本属于十七篇之《仪礼》，后来渐次为四十九篇之《礼记》所夺。”[25]

这里还涉及大、小《戴记》成书问题。可从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以及《礼记》《大戴礼记》的编纂者与《仪礼》之关系寻找其共名的答案。《仪礼》残存十七篇，内容大多为《士礼》，仅有《觐礼》记载了诸侯朝觐天子、天子接见诸侯的礼仪。郑玄《仪礼目录·觐礼》: “觐，见也，诸侯秋见天子之礼。”[26]杨天宇曰：

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天下大一统的西汉王朝来说，欲建立一整套朝廷礼制，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当时礼学家便采取了三个办法来加以弥补。其一是“推《士礼》而致于天子”（《汉书·艺文志》），即从十七篇《仪礼》所记诸士礼以推导出朝廷天子之礼。其二是经师自撰礼文或礼说。……叔孙通曾撰《汉仪十二篇》（见《后汉书·曹褒传》），魏张揖在其《上广雅表》中还称他“撰置礼《记》，文不违古”。而后仓撰《曲台记》（《汉志》载有“《曲台后仓》九篇”）亦其显例。其三是杂采当时所可能见到的各种《记》文，以备朝廷议礼或制礼所用。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后仓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这些《记》文当为礼家所习见，而且具有实际上不亚于经的权威性，故在石渠这种最高级别的议论经义的场合，能为礼家所公开引用以为议论的依据。今所见《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戴圣抄辑而成的。[27]

此论令人信服。孔颖达《礼记正义序》: “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俱以所见，各记旧闻。错总鸠聚，以类相附，《礼记》之目，于是乎在。”[28]《正义》卷首解题又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29]《丧服四制》孔疏：“郑云‘旧说’，案《别录》无《丧服四制》之文，唯旧说称此丧服之篇属《丧服》。然以上诸篇，每篇言‘义’，此不云‘丧义’而云‘丧服四制’者，但以上诸篇皆记《仪礼》当篇之义，故每篇言‘义’也。此则记者别记丧服之四制，非记《仪礼·丧服》之篇，故不云‘丧服之义’也。”[30]所谓“以上诸篇”，指《冠义》 《昏义》 《乡饮酒义》 《射义》《燕义》 《聘义》六篇。可证杨先生所归纳的第一、第二种办法。郑玄《礼记目录·奔丧》: “名曰《奔丧》者，以其居他国，闻丧奔归之礼。此于《别录》属《丧服》之礼矣，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汉兴后得古文，而礼家又贪其说，因合于《礼记》耳。”[31]此系第三种办法。

汉时大、小《戴记》最初是采自众多的关于礼的《记》文，一般称《记》或《礼》，而且又与《仪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另一方面，二戴本问学《仪礼》,《汉志》: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32]戴德、戴圣起初皆以《仪礼》学名世，并称“二戴”。据“ 《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可知汉代本以“大戴” “小戴”指二人所传之《仪礼》学。此与郑玄《仪礼目录·士冠礼》合：“士冠礼于五礼属嘉礼，大、小《戴》及《别录》，此皆第一。”[33]又《乡饮酒礼目录》:“ 《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别录》此皆第四。”[34]郭嵩焘曰：“郑君本习《小戴》，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为郑氏学。又注《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是郑君于三家之书会通抉择，始注而传之。于礼为颛门之学，而用心尤勤。”[35]此《小戴》（《仪礼》）与《小戴礼记》并举。杨天宇曰：“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称之为《大戴礼记》。”[36]此论极是。

不过，后世又以“大、小《戴礼》”混称其编纂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大戴礼》十三卷”条：“汉信都王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圣次君皆受《礼》后仓，所谓大、小《戴礼》者也。……诸家所记，殆数百篇。戴德删其繁重，为八十五篇。圣又删为四十九篇。……今《小戴》四十九篇行于世，而《大戴》之书所存止此。”[37]显然将大、小戴《仪礼》学误作大、小戴《礼记》学。故《礼记》之名，实为大、小《戴记》借《仪礼》之名而用之。郑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记》 《礼》互文，当指《大戴礼记》 《小戴礼记》，已非《仪礼目录》所云《大戴》 《小戴》。《毛诗·出车》笺曰：“遣将率及戍役，同歌同时，欲其同心也。反而劳之，异歌异日，殊尊卑也。《礼记》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义也。”孔疏曰：“ 《玉藻》云：‘赐君子与小人不同日。'”[38]郑氏引《玉藻》云“ 《礼记》”，亦明确称《小戴礼记》为《礼记》。

称《小戴礼记》为《礼记》并非始于郑玄，然其遍注“三礼”的重大成就与影响，是《礼记》成为《小戴礼记》专名的重要原因之一。皮锡瑞曰：“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记》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39]范文澜曰：“自郑玄注《小戴》，与《周礼》 《仪礼》合称‘三礼’，于是《礼记》为《小戴记》专名，而《大戴记》则渐至亡佚。”[40]《小戴礼记》专名《礼记》被学界普遍接受，本附属于《礼经》的《记》，随着后世地位的不断提高，喧宾夺主，夺得《仪礼》正经之名。《礼记》曾为《仪礼》之名号，则逐渐被淡忘，而《大戴礼记》后世问津者无几，散佚过半，已无资格号称《礼记》。

四 《礼记》之别名：《小戴记》《小戴礼》《礼》《记》《戴礼》《戴记》等

还要指出的是，《小戴礼记》除称名《礼记》外，又有《小戴记》《小戴礼》《礼》《记》《戴礼》《戴记》等名。而且，《礼》《记》《戴礼》《戴记》四者亦称呼《大戴礼记》。至于《小戴礼》，上文已指出，原指小戴《仪礼》学，其指《礼记》，自在《礼记》成书并广泛传播之后。此外，《礼记》还尝称之曰“《传》”：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引《礼记·表记》言：“ 《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41]司马迁《报任安书》引《曲礼上》云，“《传》曰‘刑不上大夫’”[42]，以《传》名之者，盖“传” “记”皆系解经之体。

总之，“这些名称，或同一时间而单行，或同一时间而共行”[43]。加之《仪礼》及其大、小戴《仪礼》学与《大戴礼记》的混称，可谓乱如丝麻。《礼记》称名的演变，体现其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的进程。东汉后，《小戴礼记》学者渐众并逐渐成为显学，不仅压倒了《大戴礼记》，而且以记之身份夺取《仪礼》经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