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词筐承载的新“中国文学”

总而言之，文学是一个名词，具有名词共有的属性。汉语“文学”在先秦文献里就已出现，经历代人们的使用之后，变成了今日社会中高频率的词汇类型。据汉语词典及学术研究的收录统计，“文学”包含的义项已达十种以上，而由于生活中的语词使用不受词典及学术限制，未被列入的实际用法还不知有多少。

明清以后，受西学东渐影响，文学发生了较大的语词变异。在西方传教士、日本汉学家及晚清留日学人的交互作用下，“文学”始与英语的“律德来久”（literature）关联对应，渐变为后者的译介符号，也就是变为《汉语大词典》收录的第八义项后面的新添之物。

此后，“文学”借外来词之力使原本的汉语古义逐渐隐退，同时用“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99]“艺术地表现思想和感情的文字”[100]乃至“游戏的事业”[101]、“苦闷的象征”[102]及一种“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103]或“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104]等现代新义填充其中，通过对既有词符的占据，让具有外来新义项的“文学”一词在literature隐含能指促进下——播向社会，继而派生出标志新思想、新事物的多种能指，在实践中促成了一项影响广泛的宏大事业。

“文学”在近代的含义转型涉及复杂，进程漫长，转折的关键点在于“晚清词变”。该词变并非一朝形成，也不仅限于“文学”，而是与诸如“科学”、“民主”及“国家”和“革命”等新词一道，在汉语世界此起彼伏、相互交替，汇集为波涛汹涌的语言大潮，一方面改写、重装或替换旧有词符，甚至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反推往事，重写历史；另一方面又朝向当下，将新义项转为新所指，不断催生对现代中国的整体改变。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晚清词变后的文学一词便在频率增强的使用中，[105]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群体政治特征——不是朝向社会就是关涉国家，与此同时则与本有的个体面向日趋远离，也就是即便意指作为“语言的艺术”时，文学更多的意味着与政治群体——党派、民族、国家关联的宏大事业，而较少被视为单一的个人行为。

在语用学意义上，如果可借物象来比喻的话，每一个词都是语言编织物，彼此的词义皆不自明，要依赖语词间的相互印证才能产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样的义项，等于说“A是B的C”。于是，为了理解“文学”，你就需要掌握“语言”和“艺术”的含义，也就得进入彼此互证的语词循环，即用语词解说语词。在这样的循环中，每个单词都是语言编织的容器，能够对事物及意义加以装载或覆盖，而不只是像“能指—所指”理论所说的那样，仅仅表达单一直接的对应。

语词编织物的正向功能可称为“词筐”，作用是为需要表达或有待新生的事物及意义提供承载空间，通过语词符号获得命名，也就是成为人际交往中合法及有效的现实存在。另外，若把编织好的“词筐”反过来使用，用以覆盖既往的存在物象，体现的功能则可称为“词盖”。作为编织物的“词盖”作用也不小，它可通过伸缩自如同时又边界明晰的词语盖子，将以往貌似杂乱无章、自在无序的散漫之物罩为一体，汇成被重新命名的总类。

在晚清词变的过程中，这种“词筐”与“词盖”的功能在“文学”一词的转换里几乎同步地体现出来。当作“词筐”时，使用者便依照“文学”的新词义而把小说、诗歌、戏剧及散文等类别装入筐中，同时将不被视为“文学”的类型剔除出去。而当作“词盖”时，“文学”之筐便被翻转过来，将腾出的空间盖向被认为需要涵盖的即存事物，比如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直至明清唱本小说等在内的古代文典，以此汇集出前后贯通的（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史”。在前一功能里，由于词筐乃新造之器，里面的承载之物最初会显得空空如也，于是产生加紧创造以确保载满的需求动力，而这，也就为新诞生的“能指的文学”呼唤等待出场的“文学的所指”开拓了空间，也就是为标志着新艺术、新思想的社会实践提供了登台的前提。

不仅如此，由语词编成的“词筐”成形之后，一旦置于社会生活的交际空间，还会转化成能为思想创新提供用武之地的“词场”。对新词“文学”而言，这样的“词场”已不仅只是去遮盖杂乱的既往旧物，或单单把有限的新物装入筐中，而是具有无限可能的观念舞台和思想场域，让形形色色的社会在其中发挥创造，构建以“文学”为名的新理想、新主张，以此营造改变历史、影响国民的“文学世界”和“文学时代”。

于是，经晚清词变后的汉语“文学”就这样一步步与西方的literature关联在一起，汇入多语言、多能指的全球表述，亦即并列到以民族—国家为根基的“世界文学”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新开辟的“文学”词场仍保留着固有的汉语特点，还能在自身语言传统中伸缩变形，故而就像其他非英语的系统一样，隐含着对literature译用后再作补充和挑战之可能，从而为创造普适于人类全体的“文学”共名——如果需要并可能的话——提供汉语的贡献。

检讨一下晚清词变中用“文学”对接英语literature的做法，应当说有利有弊。如果以该词在英语中的狭义所指——belles-letters（美文、纯文学）为准，更接近的汉词似乎应选“艺文”而不是“文学”。“艺”“文”二字，既恰好与belles-letters对应，与古汉语“艺文志”等既往用法又不至于离得太远，而且以“文”为词根，以“艺”作限定的指向不仅使“文”的意涵得到突出，同时也避免了与“学”相连的误解。遗憾的是，这样的努力在晚清后虽有周氏兄弟及郁达夫等做过尝试，可惜效果不显。[106]其中缘由，或许是因为在强调文以载道的汉语传统中，就像民间的“诗”要被编纂为“经”一样，从艺的“文”敌不过治世的“学”。对此，亦有学者做了相关论述，认为将已经失去“学”之含义的“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与literature对接定型，“真正的原因也许是‘学’通向中国文化的文的体系”。[107]的确，在晚清词变的大格局下，由于受到“数学”、“化学”及“群学”、“哲学”等的整体映照，选择用“文学”指代“语言的艺术”，显然已造成了解读上的干扰和误会，难怪时至今日仍有人坚持认为这样的用法是一个“语言错误”。[108]

无论如何，用“文学”与literature对应，同时体现了汉语词变中的妥协和进取。在此意义上，与“维他命”、“巧克力”及“番茄”、“蒸汽机”乃至“律德来久”等都不同，与其把晚清词变中的“文学”简单列为“外来词”（物）或“翻译词”，不如视为“对译词”或“组合词”（物）更恰当。它在实质上已成为汇集了英汉古今多层词义的复合体和对应物。一方面，作为具有新意涵的总名，“文学”将诗歌、小说和戏剧等囊括为一体，并入“艺术”之中，开启了“小说救国”及“以美育代宗教”等现代面向，同时又通过把屈原、李白、关汉卿……与歌德、易卜生、莎士比亚那样的域外作家一并装入“文学之筐”而使本土创作获得融入“世界文学”体系的对等身份；另一方面，由于汉语新词对“学”字的暧昧保留，又使已被视为艺术门类的文学继续沿袭“理”和“道”的面向，从而拥有高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掌控特权，以至于在后来的汉语中容许“文艺”——“文学艺术”之简称这样的矛盾词组出现。

总体来说，汉语“文学”在晚清发生的词变，还反映出特定的时代之需。一方面，受西方艺术观念及literature自身的词变影响，“小说”由汉语传统的“说部”边缘陡然转到中心，开始取代“诗”的宗主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在语言（白话）、诗文、小说等门类都纷纷转型之后，需要一个更高层级的语词范畴将它们总和起来，以获取更为集中的总体力量。于是，“文学”新义项应运而生，赢得了出场之机，进而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后作为总括性范畴，引领出更上一层的“文学革命”。然而也正因如此，作为囊括诗歌、小说、戏剧等门类之总名的文学，其实只具有抽象的词义，好比名词的名词，与实际事物不能产生具体对应。在实际生活中，你可以听一首歌、写一篇诗、看一出戏或买一本小说，却无法听、写、看或买一个文学。作为抽象名词，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找不到切实的对应物，是不存在的存在。因此，相比诗歌、小说或戏剧而言，文学的词义更不宜界定，也留下了更大的解说空间和实践余地。

此外，作为组合了英汉古今多重意涵的组合名词，“文学”还具有中间性，既代表小说、戏剧和诗等次级门类的组合总名，又只是上级范畴——“艺术”的种属之一，因此一方面它的种类意义需要由“艺术”决定，一方面文学内部的小说、诗和戏剧等门类又各有所指。这样一来，作为“中间词”的文学便被悬在半空，其意涵不由自己，无法自明，只能靠位于两头的“艺术”和“小说”、“诗”等的出场方可相对显现。于是，文学的词义往上看可被视为“语言的艺术”，朝下说则相当于“小说、诗歌、戏剧……的总和”，因而不但要随世人对“艺术”的界说而定，而且依赖于“小说”“戏剧”等门类的各自阐发。在这意义上，福柯揭示的“文学是一个悖论”即得到印证。所谓悖论，是指文学存在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中，而且尽管没有年龄，又还可因“文学”一词的出现而回溯性地存在几千年了。[109]

由此可见，晚清词变的整体运行中，文学其实充当的是“结构词”功能，为西风东渐交汇下汉语表述体系的结构转型发挥新的分类作用。对于本土既有的诗、小说、戏剧（戏曲）等类别而言，文学之新，并不新在内涵意义上，而在于为进入全球体系的汉语中国展开（西学主导的）跨文化对话提供一套不同于从“言语—德行—文学—政事”到“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在这样的方式中，文学以小说为核心，把诗歌、戏剧等创新组装为一体，整合为艺术的重要部类，以便在被新知识、新话语再度视为整体的社会系统中发挥必要作用。晚清以降，与“文学”相似和对应的“结构词”还有许多，其中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然而与同期涌现的另外一类可称为“思想词”的关键词如“人文”（humanity、liberal arts）、“自由”（freedom）等相比，作为结构词的“文学”更多负载的是工具功能，尚不具有突出的意义取向，因而起不到与思想词相当的价值作用，甚至缺乏西学话语中有关艺术能使人抵达“自由的自我实现”，也就是从康德“为自身立法”[110]到席勒“自立游戏规则”[111]那样的意涵及境界，[112]亦即哈贝马斯总结的“审美乌托邦”。[113]正因如此，便可理解为何汉语世界不但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论争容易困在结构表层，而且就“西学东渐”意义而言，近代之后仅靠结构词为基础而缺少相应价值配套的“文学革命”会格外艰难。这就是说，文学是需要思想并表现思想的，但文学本身不具备思想，需要与其他的思想搭配和填充方可完成，否则就只是空洞的词筐。

通过对晚清词变从语词、语义和语用相互关联的过程辨析即可见出，包括“文学”在内的语词含义非但不是圣人独创或由词典定夺，并且也不是自古如此，四海一律。无论汉语还是英语，与其他众多表达观念和指涉事物的语词一样，作为表达观念、指代事物的能指词符，“文学”的含义由每一个使用者支配并在众力交互的实践中达成，人人皆有界定和解说“文学”的可能和权力，也就是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编织文学之筐并承载所需之物。作为词符，你可选用汉语的“文学”、日语的bugulu（ぶんがく）、英语的literature及德语wordkuns、俄文slovesnost或其他；对其词义，你可指代“学问”“典籍”亦可专指“语言之艺术”或另造其他；至于将其推至实践中的词用，更可任你大显身手，各显神通，既可把它作为独善其身的路径亦可变为兼济天下或沟通神灵的大业。

之所以能够这样，在于语词是人所发明的符号，从来就不存在标准恒常的定义，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也实现不了单一对应。恰恰相反，表面一致的文学“词筐”“词盖”其实关涉数目繁多的所装与所盖，彼此交叉，重叠并置；不同的义项平等并存，没有高低优劣，也无所谓对错是非。判断的标准——如果一定需要的话，顶多只是不同语境中使用者们以各自目标达成的实际效用。

由此来看，人们在现实交际中发生的大部分文学论争，首先即由对文学名词的歧义引出，与其说争辩的是力求一律的“文学”词载，不如说是各显其能的“文学”词筐。实际上，正是借助词筐内外的交互功能，人们不但可以把文学的词筐载物加以扩展，组合出“古代文学”、“当代文学”、“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乃至“民间文学”、“口头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及“诺贝尔奖文学”等；再进一步，还可把文学形容词和动词化，构建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章程”与“文学学科”，组建“文学社团”、“文学学院”，掀起“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乃至发动“文学革命”，通过成长壮大的文学“词场”，改变现实存在的社会人生。

可见，文学没有定义，不可定义，不需要定义，有的只是多元互补且演化变动的义项选择。因此，有关“文学”的言说与践行，无论针对词筐还是词载，非但没有终结，且将一如既往地持续演变下去。此后，如果有人再问“文学是什么”，若想有效对答的话，你就得先问一下：你问的“文学”义项是哪条？是被叫作“文学”的“词筐”，还是被装入其中的“词载”？

从晚清到今日，在一百多年的演变历程中，“文学”词变引出了层出不穷的实践结果。人们一边把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的载物投放到文学词筐之中，同时也在对词筐进行各取所需的伸缩调整，其中最为显著的调整有二。首先是破除文字中心，把口语实践放回筐内，恢复“口头”与“书面”二元互补的文学格局，通过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114]“白话运动”，引出与“小说理论”等并立的“口语诗学”以及被重新视为“精英文学”源头与根基的“俗文学”“白话文学”。其次是把“文学”新词的时代转型视为汉语之变，从而开放出能使其他语种及其相关论述加入参与的空间及可能。

这样一来，近代中国发生的文学转型就不仅只是汉语“文学”同英语literature的语词对应，而将进入更为广阔的交互空间。在其中，不仅会有蒙古语的ypahoxиол、藏语、朝鲜语，还会有维吾尔语的及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其他突语族的Edbiyat等。它们不仅堪与汉语的“文学”并置，而且指向与“汉文学”不同的特定实践，既是书写文本，亦是口传和仪式，直至融入人神互补的信仰之中。

以此观照，晚清词变后的“中国文学”走向便一方面呈现为汉语新词如何从语言到思想直至社会的全面落实，一方面则意味着如何与其他未曾受汉语新词影响的非汉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相对接，并在对接中形成新的多元整体，即伴随现代国家一同诞生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在多语言和多文化的整体结构中，以汉语叙事为例，“中国多民族文学”意味着如何以汉语的“文学”词筐去承载作为整体的中国各民族文学，或把蒙、回、藏、苗、维吾尔等不同表述体系的语言艺术装入“中国文学”的词筐之中。这样的承载与对接不但将引出多元并置的母语文学，而且会涉及相互有别的“文学”母语，亦即各母语中与汉语“文学”及英语literature等对等并置的语词交流和对话。这样的交流对话虽然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文学条目里受到遮蔽，却已在新版的《中国百科全书》词条里得到了确认。该书由刘再复、周扬合写的“中国文学”条目首先界定“中国文学，即中华民族的文学”，继而在承认中华民族是汉民族和蒙、回、藏、壮、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集合体”的基础上，强调“中国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由此做出了更为丰富完整的如下判断：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有各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和成就，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和交融。[115]

这样的判断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及政界的开拓胸怀，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如此多元包容看法的正式登场则还有待于晚清词变之后，“文学”从语词到语继续经受民国至新中国的“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解放文学”等的系列洗礼才有可能。

在迈入21世纪头一年之际，出版于北京的《文学评论》刊发了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论述全球化时代文学演变的专文。文章也对文学在西方历史语境中的词变进行总结，强调即便在西方，literature的现代义项也只是最近出现的事情，确切说“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而结合那个时代的西欧境况来看，

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力联系在一起。[116]

与此对照，晚清之后“文学”在中国的词变又归纳了哪些相关内容呢？若以今天眼光予以重审，除了无疑含有米勒总结的印刷技术、民族独立国家等外，或许还可加入“中体西用”、“救亡图存、“新民立国”及“社会革命”、“弱小民族解放”等，至于“西方式的民主”及“言论自由的权力”乃至后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等能否涵盖其中，则是见仁见智的理论与实践议题了。

语词是社会约定的任意产物。因此，当选择这种或那种语词之时，就意味着“任意地改变我们的世界意象”。[117]自孔门四科在先秦时代使用“文学”一词以来，汉语的世界意象即已随该词而发生改变；晚清之后则进一步发挥这样的改变功能，通过中外语词的交汇表述，再度改造中国，重塑世界；与此同时，也当然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创建与多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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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73页。

[2] 《论语·先进》记载说：“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3] 南朝梁皇侃的解释是“文学，谓善先王典文也。”（皇侃《论语义疏》卷十一）朱熹注释说：“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

[4] 参见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

[5] 《通典》卷30《职官十二》载：“汉时郡及王国并有文学，而东宫无闻。魏武置太子文学，自后并无。”作为服务皇族的宫廷官职，魏晋时期的“文学”职官被认为是“曹魏侍从官僚群中最具特色”的类型。参见刘雅君《曹魏东宫官制研究：汉晋间东宫官制演进中的承前与启后》，《许昌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6] 《宋书·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通典》：“明帝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

[7] 俞樾：《孔门四科说》，《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学术二·原学”。

[8]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9] F.D.Saussure，E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Paris：éditions Gallimard，2002。转自屠友祥《索绪尔“符号学”设想的缘起和意图》，《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0] 古城贞吉译：《得泪女史与苦拉佛得女士问答》，《时务报》第39号，1897年8月；参阅陈一容《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略》，《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1] 黄兴涛：《日本人与“和制”汉字新词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寻根》2006年第4期。另有人指出，“大量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概念、新词汇的使用，使‘东文报译’成为戊戌时期最大的‘和制’词汇引进平台。”陈一容：《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略》，《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2] 蒋英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学”一词的变化》，《中国学术》总第26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0—149页。

[13] 参见《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梁启超曾在《小说丛话》里提到，此文“实成于几道、别士二人只手。”后人据此将此文归为严复与夏曾佑合著。

[14]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刊。

[15]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16] 章太炎：《文学论略》，《国粹学报》1906年第10—12号。

[17] 黄人：《中国文学史》，1907年印。另可参阅杨旭辉点校本，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8] 林乐知、任廷旭合译：《文学兴国策》，上海广学会1896年印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重印本。

[19] 林乐知、范祎：《新名词之辨惑》，载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9页。

[20] 林乐知、任廷旭合译：《文学兴国策》，上海广学会1896年印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重印本。

[21] 林乐知、任廷旭合译：《文学兴国策》，上海广学会1896年印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重印本。

[22] 段江丽：《明治年间日本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

[23] 蒋英豪评论说，艾约瑟等传教士播下的种子落在不太适合的明朝土地里，致使其创举未能引发模仿学习，以促进新义项的“文学”一词在中国生根。参见蒋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学”一词的变化》，载《中国学术》总第26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0—149页。

[24]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9页。

[25]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收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5页。

[26]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年，收入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7] 蒋英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学”一词的变化》，《中国学术》总第26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0—149页。

[28] 刘正埮、高名凯等编：《现代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序言”第2页。

[29] 刘正埮、高名凯等编：《现代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序言”第2页。

[30] 佚名：《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报》1903年第3期。

[31] 邹振环：《戢元丞及其创办的作新社与〈大陆报〉》，《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2] 参见[日]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08页。原著名为《日本の“文学”概念》，日本作品社1998年版。

[33] 参见赵建民《森有礼的〈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贵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该书的日文译本大致有：《日本教育策》（摘译本），收入吉野作造编《明治文化全集》第10卷“教育篇”，日本評論社1928年3月出版；《日本の教育》，收入尾形裕康编《学制実施経緯の研究》，校倉書房，1963年11月；《日本の教育》，收入永井道雄编《日本の教育思想》，徳間書店“近代日本の名著”（丛书），1967年5月。承蒙星野丽子女士协助提供相关资料，特此致谢。

[34] 矶田光一：《鹿鸣馆的系谱：近代日本文艺史志》，文艺春秋，1983年，收录于《矶田光一著作集》，小泽书店1991年版，第95页；转自[日]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35] 参见[日]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119页。在被转引的福地樱痴论述中，还出现有“小说文学”及“诗学文学”等用法，体现出“文学”由若干次级分类组成，具有担当更高一级所指之总名的意味了。

[36]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83页。

[37] 对于东亚地区以汉字为基础的跨国关联，也有日本学者提出过大汉字或大汉学帝国的说法，如小森阳一写道：“以共同的汉字表记和汉文文法为基础，不妨总称为‘汉学’的这一国际性的语言和思想体系便在亚洲一带形成，即使在‘汉’这一国家消灭之后，‘大汉学（字）帝国’仍然绵延不断，持续了很久。”参见小森阳一《帝国的文学/文学的帝国：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比较现代主义：帝国、美学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8月3—6日，北京。

[38] [日]夏目漱石：《文学论》，王向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

[39] [日]夏目漱石：《文学论》，周作人序，张我军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

[40] 《夏目漱石全集》十四巻，岩波書店、1995、27頁。

[41] 这段日文有多种汉译版本。1931年由周作人作序的张我军本译为“大凡文学内容之形式，需要F+f。”2011年王向远的新译本则为“文学内容，若要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F+f）。”后面的译文大同小异，都译出了焦点、印象、观念和情绪。王向远译本对“文学的内容”做了解释，认为意指“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基本材料”，有时称作“文学的材料”。

[42] 参见柄谷行人《漱石和文学：夏目漱石试论（二）》，转自“人文与社会”，http://wen. 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2/1641，提交日期：2011年1月30日；下载日期：2017年2月1日。

[43] [日]夏目漱石：《文学论》，王向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

[44] [日]夏目漱石：《文学论》，王向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

[45] [日]夏目漱石：《文学论》，王向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作者自序”。

[46] [日]夏目漱石：《我是猫》，于雷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7] 何少贤：《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48] [日]小森阳一：《帝国的文学/文学的帝国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比较现代主义：帝国、美学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8月3—6日，北京。

[49] [日]吉田精一：《近代文艺评论史·明治篇》，东京：至文堂1975年版，第836页。

[50] 参见陈希我《夏目漱石：永远的反动派》，《名作欣赏》2009年第19期。

[51] 毛执剑：《试析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

[52] 止庵主编：《周氏兄弟合译文集·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70页。

[53]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听章太炎授课时不赞同将文学与学说混同，提出“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54] 鲁迅：《摩罗诗力说》，《河南》杂志1908年第2—3期。

[55] 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运峰编著：《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7—460页；另可参见杨益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呐喊”：〈域外小说集〉初版营销的广告实践》，《艺术教育》2009年第10期。

[56] 此则简介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5月1日由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登出，该杂志署“政教社”出版。参见赵龙江《〈域外小说集〉和它的早期日文广告》，《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

[57] [日]藤井省三：《鲁迅心目中的夏目漱石》，马蹄疾等译，《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2期。

[58]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

[59] 周树人、周作人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60] 郭长海：《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广告》，《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

[61] 鲁迅：《汉文学纲要》，收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356页。

[62] 鲁迅致许广平的信，1926年11月1日，《鲁迅致许广平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3] 对于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书名含义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其中的“汉”指汉代，有人说指汉语。郑振铎则提出指的是汉族，并由此证明鲁迅当时便已具有对中国非汉民族文学的关怀。参见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收入《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另可参阅胡旭《〈汉文学史纲要〉之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郭明军《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问题再探讨》，《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64] [日]小森阳一：《帝国的文学/文学的帝国：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比较现代主义：帝国、美学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8月。转自“人文与社会”。http://wen. 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2/1641，下载日期：2017年2月1日。会议情况可参见何吉贤《“比较现代主义：帝国、美学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65] 柄谷行人认为夏目漱石笔下的“汉文学”不是指“中国文学”，甚至与传统中以和歌为核心的“日本文学”无关。他指出，“夏目漱石所谓的‘汉文学’，指的是存在于那种具有排他性体系之外的、一种具备可替换性的世界”。参见柄谷行人《漱石和文学：夏目漱石试论（二）》，转自“人文与社会”，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2/1641，提交日期：2011年1月30日；下载日期：2017年2月1日。

[66]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7] 王志松：《从“帝国文学”到“地方文学”：论夏目漱石文学观的形成》，《国外文学》2003年第4期。

[68] 佚名：《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报》1903年第3期。

[69]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汉译本，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14—320页。

[70] 歌德在《文学的自然形式》里指出：“文学只有三种真正的自然形式，即清楚叙述的形式、情绪激昂的形式和人物行动的形式，也就是叙事体、抒情诗和戏剧体。”参见[德]歌德《论文学和艺术》，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71]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10页。

[72] 参见[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73] 周作人：《哀弦篇》，《河南》1908年第9期，著名“独应”。

[74] 茅盾：《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小说月报》1921年“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参见付建舟《泰纳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天津市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75] 被勃兰兑斯批评的德国浪漫派人物之一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认为“诗的任务不在于维护自由的永恒权力，去反抗外部环境的暴虐，而在于使自己成为诗，去反抗生活的散文。”以后世眼光看，勃兰兑斯似乎低估了这种浪漫反抗的意义。Georg Brandes，Main Current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Published September 14th 2005，by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first published 1871）。参见[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7页。以及刘小枫《诗化哲学》绪论“德国浪漫哲学的气质、禀赋和源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6]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引言”第1—3页。

[77] 转自泰纳《莎士比亚论》，张可译，《戏剧艺术》1978年第1期。

[78]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9] 《东方杂志》1903年第3期。

[80]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为了确立文学一词“取法西文”，刘半农引述了整句的英语为证，指出在西文中，literature的词义被明确规定为：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or belles-lettres。

[81] 鲁迅：《斯巴达之魂》，《浙江潮》1903年第5、9期，署名“自树”。

[82] 鲁迅：《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83] 周作人：《关于鲁迅》，宇宙风社1937年版《瓜豆集》。

[84] 立波：《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生活学校》1937年5月10日第1卷第3期；参见彭耀春《〈怀旧〉研究综述》，《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1期。

[85] 鲁迅：《摩罗诗力说》，《河南》杂志，1908年第2—3期。

[86] 周作人：《鲁迅的国学与西学》，《新港》1956年第4期。

[87]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作者在小说序言中承认，其创作初衷其实不在艺术而在于表达政见，目的是“以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当时的评论则把该作的“论题”归结为革命论与非革命论，称赞其“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见平等阁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新小说》第二号，1902年。

[88]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初版），1999年2版1刷，第221—225页；另可参见王德威《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王吉等译，《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89] 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第10期。

[90] 无名氏：《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5月25日，收入舒芜、周绍良等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142页。

[91] 阿英：《晚清小说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92]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博古译，《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吴伯箫：《齿轮和螺丝钉》，《人民文学》1955年第12期。

[93] [苏]依·萨·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9、193页；参见尹传兰《1957年文论教材中“文学定义”模式及其定义路径》，《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9期。

[94] 以群：《论文艺工作中的迎合倾向》，该文写于1944年，收入以群文论集《在文艺思想战线上》，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另可参见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

[95] 夏中义：《反映论与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中国文论学科的方法论源流考辨》，《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

[96] 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1906年第139期。在文章中，王国维将文学与哲学视为一类，共同点在于具有自主价值，与政治及社会兴味无涉，故而反对“哺啜的文学”。王国维在晚清即已表现出对席勒“游戏说”的推崇，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传》为题予以专门介绍，但受时代语境和世人需求所限，未能在译介基础上推演出体系化的“审美乌托邦”。

[97] 鲁迅：《摩罗诗力说》，《河南》杂志，1908年第2—3期。

[98]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5页。

[99] 汉语大辞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2—1543页。

[100] 陈穆如：《文学概论》，上海启智书局1935年版。

[101] 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1906年第139期。

[102]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鲁迅在“译后序”里解释说，厨川白村的该著“本来没有书名，由编者定名为《苦闷的象征》，其实是文学论”。

[103] 马克思：《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顾凤成：《新兴文学概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25页。

[104] 周作人等：《文学研究会宣言》，《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1921年1月1日。

[105] 依照相关统计，在本文讨论的晚清词变过程中，“文学”一词的出现频率分别在1897年和1903年达到两次高峰，资料出自金观涛、刘青峰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发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另可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主编《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06] 1922年郁达夫发表《艺文私见》（《创造季刊》创刊号，泰东书局，1922年5月），文中虽也出现了“文艺”的用法，但主要讨论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总体上趋向于把文学视为艺术的一种，相当于“艺的文”（美文）。

[107] 张法：《“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定型》，《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108] 正是在上引《“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定型》中，张法否定了现代汉语用“文学”译介literature的做法，认为那是一种“语言错误”。

[109] [法]米歇尔·福柯等著，白轻编：《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赵子龙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110]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11]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2] 有关西方学界对艺术与自由的关联论述可参见朱正琳《读书札记：自由的概念》，《文化遗产研究》总第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7—62页。

[113] [德]哈贝马斯：《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收入[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哈贝马斯在文中指出：“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甚至对直到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整个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审美乌托邦一直都是探讨的关键。”而凭着这个审美乌托邦，“席勒把艺术理解为交往理性的真正体现。”

[114] 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巴蜀书社2008年版。

[115] 刘再复、周扬：《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

[116]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17] 参见[波兰]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合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