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气论与风候

一 元气论

中国传统思想自先秦时期便有探索自然和生命本源的学说——元气论。元气是万物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们对世界物质性的认知和生命体动力源的解释体系。

老子《道德经》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3]在道家文化的宇宙观中，万物始自阴阳交泰，二气对冲方能交融、中和。富含黄老哲学的战国典籍《鹖冠子·环流》篇有云：“气相加而为时……物无非类者，动静无非气者。”[64]“气”的流动、消长，构成了时间的流动。万物以类而分，动静之间的界限也因气而产生差别。《庄子·则阳》篇讲道：“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65]天地以形而现，是最广阔无极的形；阴阳以气驱动，因气的变动生生不息。《庄子·知北游》有言：“人之生，气也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66]气的运行状况、聚散形态关系着人的生与死。《黄帝内经·素问》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67]气体在天地间流动，人的诞生来自天地，人的生命倚赖于气。所谓气运、气息，伴随人的一生，是生命历程的原动力。庄子在《人间世》中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68]道家哲学中，“物质性”的气与“精神性”的虚都是接近于道的状态，自然万物中隐含着气的流动和虚的本性。

承袭老庄思想的《淮南子·天文训》形容“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69]道自万籁寂寥中出现，虚廓的时空中又生出了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的宇宙。宇宙间充满着气体，气体使得物质世界有了边际。

战国宋尹学派提出了“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唯一本原。东汉道家重要传承者王充在《论衡》中阐发了“元气自然论”的思想，“天地合气，万物自生。”[70]天地万物和人都是气的自然演化，物的生发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天文学家张衡在其著作《灵宪》中认为，天地万物是由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元气发展而来，并形成了宇宙，宇宙是无穷无极的。[71]

北宋理学家张载认为万物的存在形式和各种现象都是气的不同形态，是一种“太虚”的境界。他提出的“元气本体论”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之上，把气看作世界的本质。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讲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72]太虚之中无形无相，是气的本体所在。气受到感应就会生发出来，汇聚成肉眼可见的表象。《正蒙·乾称》曰：“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73]事物可以描述形容，就有了形象，便处于“有”的状态，而所有实体的形象都因气而产生，都是气的不同形态。《正蒙·参两》中描述“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74]阳气自下而上运动，阴气自上而下运动，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构成循环往复、时聚时散、时升时降的运行机制。因此，气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变化多端的。

回归到乐律问题，《汉书·律历志》言：“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75]阳律具有统率阳气、比类万物的作用，阴吕具有辅佐随阳气运转的阳律、宣扬导气的作用。自此可知，古代思想史上对于宇宙的生成、万物的演化自有一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朴素唯物认知论，便是架设在阴阳哲学基础上，对自然气体运行规律的客观精神化理论总结。

二 吹律听风

战国时代流行吹律听风，文献中多处记载有神瞽、乐师通过这一行为传达风气的到来、军事战争中的预测、占卜时气指导民生的事件。《国语·周语》曰：“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76]；“是日也，瞽帅音官以省风土，癝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77]。邹衍吹律听风引来时气的故事记载在《艺文类聚》中：“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谷生，今名黍谷。”[78]张湛注《列子·汤问》邹子吹律曰：“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79]

《管子·地员》将五方之音记为：呼音中角，其水仓；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呼音中羽，其泉咸；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五方发出的声音可比拟为不同兽类的叫声，地方水土的色泽也根据五行配比而变化。“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铭。”[80]

《左传》有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1]祀者，观照礼制；戎者，观照兵事。祭祀礼仪活动和军事活动是王权至上的时代最为紧要的两件事，早期乐官需要承担辅佐君主、预测战争的责任，望气、观云、行风、音占都有为军事活动服务的作用。司马迁因谏李陵案获罪宫刑，对兵家之事尤为刻骨铭心，对不义之战和无名之师始终抱持反对意见。因此，他在《律书》开篇便以吹律听声议论历朝军事得失。

《晋书·律历志》引据《周礼·春官》中的记载：“太师则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之和，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皆以十有二律而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而为之齐量焉。”[82]《史记正义》引用《兵书》言论：“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疆；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83]太师吹律得到的声音，贴近五音高低，分别代表敌我双方军队在不同条件下的士气，在兵占活动中，被称为“五音占”。唐代河东节度使李筌的著作《太白阴经卷八·五音占风》曰：“宫风声如牛吼空中，徵风声如奔马，商风声如离群之鸟，羽风声如击湿鼓之音，角风声如千人之语。”[84]与《管子》五音之“形”有异。《列子·汤问》以五音弦声引风召气，配比四正律，记为“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忽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将终，命宫而总四弦，则景风翔，庆云浮，甘露降，澧泉涌。”[85]

先秦军事典籍《太公六韬》中，轻骑将律管中发出的五音与五行神兽相配，预测敌方军情。《六韬·龙韬·五音》中记载：“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其法：以天清静，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闻枹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徵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啸呼之音者羽也；寂寞无闻者宫也。此五者，声色之符也。’”[86]《史记·律书》也提到“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87]。通过观望敌方阵营、听闻风声，来推测战争面临的境况和两军胜负的概率。《史记正义》中讲：“古者师出以律，则凡出军皆听律声。”[88]军队出师征伐需要提前吹律听声，预测有利于己方出战的消息。《周易·师卦》初六爻曰：“师出以律，否臧凶。”[89]通过吹律作音占，预知战争的吉凶。

《史记·律书》中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历史环境，通过音占来推测对己方有利的出战时间。杀气也有音量高低和音质变化，同声相类，会有和音、和鸣，这是声音的自然属性。“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90]《吕氏春秋·应同》记载：“天为者时，而不助农于下。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91]宇宙间自有四时变化，物类之间可以互相招引，相同的风气可以汇集合流。同声相应，声波、频率相符，就会出现共振。演奏宫音则自然声响中的宫音产生共鸣，演奏角音则自然声响中的角音产生共鸣。

《汉书·律历志》中讲：“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92]天地之间充满了空气，气体相互对冲、汇合，产生了风，风气被规范、梳理，匹配和鸣的音律。《周礼·春官》中记载的保章氏，能够观察星象、听辨十二季风预测灾祸。郑玄注解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吹律的活动获得十二辰位的风声。

春秋时期，晋国著名乐师师旷精通音律，能以讨论乐事劝谏君主，抒发政治见解和治国策略。他有超强的辨识声音的能力，被后世视为“顺风耳”。《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93]楚国出师攻打晋国，师旷通过听风判断出当时南北风气的盛衰，有利于己方军队，预测楚国必然出师不利、无功而返。东汉经学家服虔认为师旷吹律，是将十二律与节气配比，霜降至春分为北风，音律从无射到夹钟；谷雨至秋分为南风，音律从南吕到姑冼。这是将一年按春秋二分规划阴阳、二分时历的古老传统。

古代还有吹律定姓的习俗，人文始祖黄帝、至圣先师孔子、易学大家京房皆有实践此类习俗的传说。《易纬是类谋补遗》曰：“圣人兴起，不知姓名，当吹律听声，以别其姓，黄帝吹律以定姓是也。”[94]《乐纬》记载：“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95]《汉书·京房传》载：“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96]物理学将“吹律定姓”视为“声纹法”，即寻找与律管声音相近的音韵文字作为姓氏。《白虎通·姓名》有记：“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97]《论衡卷三·奇怪篇》载：“孔子吹律，自知殷后。”[98]通过吹律发出的声音与音韵学、语言学适配，可以寻找到祖先定姓的依据。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绝学，充分作用于社会实践活动中，这些看似神秘的占卜预测，与掌握天象规则、物候特征、音律理论、听觉训练、术数推算息息相关。

三 八风格律

《史记·律书》最别致之处是将八风格律录入，与先秦吹律听风的行为遥相呼应。

先秦有音律调和乐、声，并源自风气的说法，音律的发展经历了律应八风、播以八音的过程。《吕氏春秋·古乐》有颛顼令飞龙“效八风之音”的记载：“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99]《淮南子·主术训》曰：“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100]乐、音、律、风在此是追源溯流的关系；《尚书·舜典》记载，帝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101]诗、歌、声、律是层递延展的关系，“八音”的和谐在于“律和声”；《左传·隐公五年》有“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102]，乐舞可以节制八音、驱行八风；《经义述闻·春秋左传》记载：“古者八音谓之八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五声和，八风平’，谓八音克谐也。”[103]“八音”的概念在文献中多次出现，真的只是今人从《周礼》中认识到的乐器分类法则吗？“八音”与代表时节、方位的风及有“和声”之能的律的直接关联体现在哪里？

《管子·宙合》提及“君失音则风律必流”[104]，这里出现了风、律合一的说法；《礼记·乐记》曰：“八风从律而不奸”[105]，可知八风与律异质同源。先秦音律概念与自然风气、时辰方位具有同一性，吹律听风与历法、物候、军事的呼应，体现出八方之风以音律表达的强烈倾向。

文献之中大多记录律管吹出五音，如此该怎样分配八方之风？明代乐律学家、郑王世子朱载堉引用郑玄对《周官·保章氏》的注解：“十有二辰皆有风，吹其律以知和否。”[106]他在《律历融通·律风》篇中提出风从十二地支的方向依次而来。这与五音占风相比，可谓提升了量级的难度。如若与二十四节气的时间点相对应，恐怕更难听度。但从音律的生成和《史记》中将八风作为授时历之一的记录来说，候八方之音还是有可操作的余地。商代甲骨卜辞中将听候八方音律的乐师视为“圣”。《淮南子·原道训》也提出“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107]。如此看来，师旷所吹之律，恐怕不止五音，或较为简略的南北之分。

《吕氏春秋·有始览》中记载的八风分别为东北炎风、东方滔风、东南熏风、南方巨风、西南凄风、西方飂风、西北厉风、北方寒风[108]。《淮南子·天文训》[109]《史记·律书》[110]《白虎通·八风》里记载的八风比较统一，分别是：

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律中应钟，为亥。

广莫风居北方，十一月也，律中黄钟，为子，为壬癸；十二月也，律中大吕，为丑。

条风居东北，正月也，律中太簇，为寅。

明庶风居东方，二月也，律中夹钟，为卯，为甲乙；三月也，律中姑冼，为辰。

清明风居东南维，四月也，律中仲吕，为巳；五月也，律中蕤宾。

景风居南方，为午，为丙丁。

凉风居西南维，六月也，律中林钟，为未；七月也，律中夷则，为申；八月也，律中南吕，为酉。

阊阖风居西方，九月也，律中无射，为戌，为庚辛。

八风分置四正四维，配属十二月、十二律和十二地支，十天干在其中分置四方，但隐没了该当位处中央的戊己。司马迁的《史记·律书》还添加了二十八宿在八风系统中的坐标，这些符号系统共同构建出一整套古老的计时模型。

《史记·律书》援引《尚书》曰：“七正、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111]《黄帝内经·八正神明论》岐伯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112]七正即七政，日月五星的行次，璇玑玉衡齐之，或言北斗指向，或言人间天文仪器，以二十八星宿在天区的度数为坐标；八正即以观测八方来风掌控四时八节时间。律历之法与天空星象有关，以天地一统的方式引导地方风气、人间秩序，使万物滋生。

《史记·律书》八风系统中的律吕时间分布并不规则，这是从实际天象观测所得，没有采用平均度律的方式；而明代朱载堉在《律历融通·律风》篇中将四方以正卦匹配，分置于二至二分，各配一月；四维以辅卦匹配，各配两月（见表1-5）。这种富有规律的布局虽然以后天卦名相称，但其律位配比的思维是来自先天二分折半之法，与《史记》因时而变的八风格律有着显著的区别，可看作经学与理学、后天术与先天术不同的方法论。朱载堉律风篇的设置虽然不符合“天自不齐”的自然循环，然而却有利于音律布局，有利于天文平闰的时间测算，利于历法的推进和指导农事活动。表现在生律法方面，也可以说这是“新法密率”均分十二律与三分损益无法回归的本质区别。这种分布表现出的规律性体现在八方—八节均有一律或一吕，四维多出一律辅助，可以说是八律生成的反向推导思路。

表1-5 《史记·律书》对照《律历融通·律风》八风十二律配比表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录商代钟名“夹钟”，陈其射先生推测商代已有十二律[113]；《左传》有关于周代初年分封诸侯时赐予“大吕”“姑冼”钟的记载[114]；周代编钟铭文中出现曾、楚、周、晋、齐、申各国钟律异名[115]。十二律名、律位参差不齐应作何解？何以有钟、吕、杂名的区别？若从八风理论，或能追寻蛛丝马迹。十二律出现之前，或有与八风密不可分的“八律”存在。早在战国的历法中，已有一年的周期分成四时八节的传统，被记载于《管子·轻重己》里。[116]十二律的名称里包含了四钟三吕，加上夏至日的蕤宾，可以形成八方风律配比八卦、测度四时八节的布局。

圣人作乐以象律应风，若有八律，必有八方之风相应。八风不仅与空间相关，同时具有时间特征。《淮南子·原道训》曰：“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117]八极古时谓八方极远之地，《淮南子·地形训》有“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极[118]的说法。八极有八山八门，八方之风便从八极之八门而来，‘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119]。八极似乎到了古人想象中的世界尽头，气候时节的变化可以通过聆听来自八极的风进行测度。

从四时—四方细化到八节—八方，时空一体的概念在古代兵事、农事、祭祀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管子·轻重己》中在八节祭祀日、月、星、王母、太宗、太祖、太惢，以及发繇等固定的政治活动。联系时空的人类语言则借助符号与音律进行传达。《轻重己》将一年以四十六日一小节、九十二日一时分为八节，天子着四色衣，于东西北三方（夏禁）和太庙举行坛祭的仪式活动，分别为祭日（立春）、祭星（春分祭祀龙星，火历习俗）、（立夏静处，夏禁）、祀太宗（夏至）、祭王母（夏至）、祀太祖（立秋）、祀太惢（秋分）、祭月（秋分，夕月的祭祀活动，后世中秋节）、（立冬静处，冬禁）、发繇（冬至）。[120]同《黄帝内经·九宫八风》篇太一日游之天数。[121]

《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八风从日冬至起，每风相距四十五日[122]。《淮南子》与《管子》里的记载实质上并不存在时间差，四五与四六的区别仅在于四五每节的交合日期都有重叠。天元立中，分置八方之风，与战国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和《黄帝内经》提到的“太一行九宫”冥若合符，构成天地脉络同步运行的规则。屈原《九歌》中“九神”的时空方位也暗暗吻合先天八卦和三阶幻方的位置，《黄帝内经·灵枢》更有八风九宫篇[123]详细解说这种将天地人的生命活动融为一体的宇宙系统。

三国韦昭注《国语·周语》取后天八卦解八风方位[124]；陈奇猷释高诱注《吕氏春秋·孝行览》“和五声，杂八音”[125]为八卦之音，曰：“阴阳家以八风分属八卦，故高谓八卦之音。”[126]沈祖绵《八风考略》详述八风之说与《易》之卦位相表里[127]。罗艺峰《儒道释三家音乐思想的基本性格》一文引天文学家冯时的言论：“乐律与八卦实属同一系统，乐律可以与八卦、八节建立联系。”[128]“卦”字从圭从卜，指测日影之圭表和占卜之术。伏羲画卦，以阴阳爻符抽象出乾天、坤地、震雷、艮山、离火、坎水、兑泽、巽风，以类万物，个中隐含对时节的界定和自然规律的把握。音律的名称伴随着方位布局亦有阴阳之别，以推历生律为据，对于律名的解析要追溯至十二律体系建立之前，当与郑玄引注《国语》的音律之意有所出入。战国古六历通行，律制多样；汉代以阴阳合历之十二月纪为据，重三分损益生律法。著者推测八律溯源上古，以四时八节论音律，依凭的历法和生律思维来自二分阴阳的世界观，与三分有别。

四 八律释名

十二律分为阳律、阴吕；律名由钟、吕、杂名构成。从词源来看，“律”字《说文》解为均布也，《尔雅·释诂》解为法也。律管既是校正音高的律器，也是厘正天时风气的手段。蔡邕《月令章句》曰：“截竹为管谓之律。”[129]又云：“律者，率也，清浊之管也。”[130]《国语·周语》伶州鸠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131]朱载堉《律历融通·律元》曰：“律者，法也，莫不取法焉，是为万事根本。”[132]“律”字字源与算筹有关，引申至律令法度；而《汉书·律历志》曰：“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133]此义建立在汉代卦气说与阴阳学理论之上。

“钟”字《说文》解为酒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曰：“钟，音之器也。”[134]《东周列国志》曰：“本国岁凶乏食，向温大夫求粟千钟。”[135]《孔丛子·儒服》曰：“尧舜千钟，孔子百觚。”[136]“钟”既是量器、计时器、酒器、乐器，又是春秋时期的容量单位。“钟”字的繁体字有两种字形，“钟”与“锺”，古文通用。“钟”体字由金、中二字构成，“中”在甲骨文里形似旗杆，上下有旌旗羽葆，即立中之表木。《新书·属远》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137]“中”曾是丈量土地、测算日影的用具，即后来的日晷圭表。金、中为钟，钟字的初义也可看作是金属制作的定时定位工具。在日益成熟的国家仪轨、律法制度下，作为计量单位、量器、乐器、律器的钟在颁朔授时的明堂出现后，无论布于八方还是均于十二辰位，毋庸置疑需要担负起节制风气、报时示警的作用。

“吕”字出于甲骨象形文字，《说文》解为脊骨也。通旅，客舍、旅助之义。《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提及“叚门逆吕”[138]，吕通闾，五家为比，五比为闾，是为户籍单位。《史记正义》曰：“大吕，周庙大钟。”[139]《逸周书·克殷解》有“击之以轻吕”[140]。可知，“吕”有周游客居、魏国户律、钟名、阴声之义。

“钟”为阳动，“吕”为阴助。罗艺峰先生曾说，钟、吕二字又有男、女之义，正合阳、阴之实。钟、吕可做音律的代称，音律的核心概念由钟、吕组成。钟、吕律名的出现，显然与渐益发达的钟律制式有关。《太平广记·乐》载师旷“专心于星算音律，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141]。先秦律名已有黄钟、夹钟、林钟、应钟四钟，大吕、仲吕、南吕三吕，然而“八律”尚缺其一，这奇缺的一吕正是蕤宾。

“蕤”字《说文》解为草木华垂貌，《康熙字典》解为猪肉，即古汉字“豕”。《管子·地员》“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142]，徵音的五行方位正值夏纪，包含仲吕、蕤宾、林钟三律位。《礼记·月令》记载冬季天子居玄堂，食黍与彘，“彘”即猪肉，然方位居北，陈应时先生总结战国时徵音有由北向南位移的状况[143]。西周编钟铭文记为“妥宾”，妥为得女之义，女从阴，即以来阴气。蕤宾之“宾”与“主”相对，于方位而言有阴阳互换、主宾易位之义。《梦溪笔谈·乐律》曰：“蕤宾者，阳至此而为宾也。”[144]冬至黄钟阳气出，至夏至阴气始生，反客为主，故蕤宾为宾犯主，统领阴吕。以蕤宾为阴吕之首，“四钟”“四吕”就此完备，八律可成。以上可知，音律名称最初的产生，大多与历法、度量及阴阳观有联系。

“八律”既循商周之前的历法，犹可见商族崇母的习俗，以黄钟地母为尊，有负阴抱阳而生之象，其律吕名称及周天方位自有特定的规律。律、吕两两相对，阳钟自黄钟始，黄钟、夹钟主阳纪二正——冬至正北位、春分正东位；大吕、仲吕辅阳纪二隅——立春东北位、立夏东南位；阴吕自蕤宾始，阴纪反客为主，蕤宾、南吕主阴纪二正——夏至正南位、秋分正西位；林钟、应钟辅阴纪二隅——立秋西南位、立冬西北位。回望《律历融通·律风》的分配规则，先天八卦与八律的配比就是去掉不规则律名的简化版。

为与十二律出现后的生律思维（圆图）相区别，八律推衍特以方图呈现。左图取先天卦位与《吕氏春秋》八风，合钟、吕八律；右图取后天卦位与《淮南子》《史记》八风，合八音乐器分类法（见图1-7）。

图1-7 先后天八卦与八风、八律、八音对比图

《周礼·春官》大司乐掌天神、地示、人鬼祭乐，用圜钟（夹钟）、函钟（林钟）、黄钟三律为宫[145]。圜钟、函钟位于参商二星隐现处，是远古天地分阴阳的星位计时法，类比天圆地方；黄钟位于冬至初元。至于应钟，《说文》《尔雅》解为当也，应和之义，《易·咸卦》称“二气感应以相与”[146]。于音律位于阴阳二气即将交汇置换之处，在十二纪中是帝王于季冬颁朔、年终尾闰的时间点。《陆贾新语》曰：“事以类相从，声以音相应。”[147]曾侯乙编钟铭文又有“应音”与“应钟”的纠葛[148]。李文察《古乐筌蹄卷三》称“应钟为宫”之乐祭山川[149]，适逢先天艮卦方位，即山象。“吕”有宾犯主的蕤宾、大吕、仲吕（又称小吕）、南吕，未知吕名排序以何为义。八律中的钟名以东居于正位，以西居于辅位，吕名反之，遵循以东阳主阴辅、以西阴主阳辅、阴阳二气自二至（夏至蕤宾对冲冬至黄钟）主宾易位的意义。从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延伸出的八卦将早期东阳西阴演变出阴阳交杂的状况。

“最古之时，音与律当系一物”[150]。故八音有“律以平声”的意义。《国语·周语》载：“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又“细大不逾曰平”[151]。通过对八音的一系列文献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八音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可能是八律的代称；太簇、姑冼、夷则、无射四别律是商周实施岁星纪年、以十二支为时间符号、十二律体系形成之后的补充与取舍。命名机制依循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八风之律分布于四方四隅，是二分二至测影立表的进一步发展，四时八节的时历显现，天干五合虚其中的音律表达。

《乐府诗集·郊庙歌辞》曰：“士备八能，乐合八变。”[152]八能之士最初即是懂得观测天文仪器、听候风气、执掌八方音律的能者。从吹律听风到葭灰占律，瞽师、天官、八能的职责经历着从八风应律向候气应律的演变。前者以四时八节为历，后者以十二节、气为历，以效物类，纪斗气，合朔望。《管子》《逸周书》更有七十二候前身的表述，这些均是历法、物候日益精密的发展，八风之律恐更多倚赖以耳齐声的自然听觉判断。故八风之律出现在卦气说、十二律风行之前，有可能是从三分损益主导之前、二分生律思维发展出的管律、弦律的度律方法，又因钟律的兴起演变出与八方适配的律吕名称，并成为“随月用律”的先驱。以八律的时空方位布局解释八音体系，律位的意义恐早于乐器种类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