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宇宙生成论与乐律学

第一节 宇宙生成论与旋宫

一 由太一生水论玄

2004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推翻了自己在1976年提出的“黑洞信息悖论”，新的解释认为黑洞这种由星体残骸演化成的漩涡会保留被吞噬物体的痕迹，可以重新释放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残存物质，这只是一种物质或“信息”的转化。

依据爱因斯坦提出的引力时间膨胀效应，黑洞的物理效能体现出越接近黑洞的物质，时间会越慢，近乎静止。对于每时每刻变化的万物而言，这种“静止”是相对的，或者说，是针对肉眼或借助仪器观测产生出的视觉效果。动静的转换、阴阳两极的转换，就理论而言，属于异质同构。

2021年，6号台风烟花登陆浙江，623米高的螺旋三角柱体上海中心大厦稳稳屹立，这要归功于125层安置的镇楼之宝“上海慧眼”——电涡流摆设式调谐质量阻尼器，它的名字来源于《山海经》中记载的烛龙之眼。台风来时，阻尼器因为惯性而反向摆动，形成力的相互抵消，使摩天大楼抵抗住了十级台风。物理学中的惯性、反作用力，是力的转化，能量的转化。

另有一种力的表现形式：互相对冲的力在相交的一刻形成漩涡流、龙卷风。漩涡流现象是造成黑洞的成因之一，也是星系间各天体运动的普遍规律。

中国的古人以阴阳、动静、天地、刚柔、男女……如阴阳鱼般交互流转的方式、到达极致便产生螺旋状运动的形式，来解释这种可以互相转化的二极现象，进而套用到自然万物，乃至宇宙生成的原理。

1993年在湖北荆门楚墓出土的《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中这样写道：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1]

混沌世界中出现的抽象意志“太一”生出了水，水反过来辅佐太一，形成了天。天反过来辅佐太一，形成了地。天地相互辅佐，形成了神明。神明又相互辅佐，形成了阴阳。阴阳相互辅佐，形成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季相互辅佐，形成了寒来暑往的气候。寒热相互辅佐，形成了或干或湿的空气。干湿相互辅佐，形成了回归年，就此止步。

这是战国时代，儒家文化的宇宙生成说。世界从混沌无物渐次生成一系列概念物质。“太一”有许多别称，如天一、大一、泰一、太乙、天乙、太极、无极、太虚……《易经》是战国之前便流行开来、讲述天地自然变化的古老经典文献，里面蕴含深刻的辩证法思维。《系辞》篇将天地阴阳顺次分配给十个数字[2]，同时又将五行思想融汇其中。河图口诀又以生和成两种形态完成对五行的塑造和衍生过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3]这样的数字序列和物质属性的配比，据说来源于上古时期对于天象规律——五星出没的时节的观测总结，是中国古典文化最早的理论来源，数理规则取用于河图之数（见图1-1）和在五方的分布。

图1-1 河图

“太一”生出的第一个物质就是水，水在之后的生成中似乎隐去了，但似乎又无处不在。《晋书·天文志》中对于浑天说的宇宙形态是这样描述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4]地在天中，天外有水，天地依托于气而分立两端，又在水的包裹中。《晋书·天文志》又形容水的功能：“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5]水可以承载一切，可以将天浮于上空，可以将地安置于下方。

《宋书·天文志》中通过观测浑天仪，讲解天地四方的形态：“御史中丞何承天论浑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圆，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旸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之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6]在自然世界望眼周遭，天空是正圆形的，水在它的周围。日出日落之地，无论是东方旸谷，还是西方濛汜，皆出于水。古人对此的解释是太阳温度太高，休憩之地需要水的滋润和降温。扶摇直上的鲲鹏出自北方水中，又将迁徙于南方水中。何承天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记载，证明了人们生活的四方皆是水域。

《管子·宙合》曰：“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出。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7]天地是包裹自然万物的袋子，宙合是包裹天地的袋子。它既包罗万象，又不受天地自然的限制，是天地之外的深一层概念。

《黄帝内经·素问》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蕴中天。”[8]太虚是广大的空间，无边无际，是世界依存的根源，自然万物从中而生，各自蕴含五行的形态或属性。

早期先民对于世界的认知，充满了客观唯物主义精神。世界既产生于虚空，又处处表现出物质特性。多重文献中显示，水既是生成物，也是万物生发的重要条件，既独立于万物之外，又裹挟万物。

《管子·水地》曰：“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9]在战国齐学实用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水成了万物的本原。老子《道德经》中这样描述水的德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0]。道在老子哲学中是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道生万物，水养万物，水的德行、对世界的贡献，已经是最为接近道的存在。

承袭了黄老学说、融合了阴阳墨法的汉初文典《淮南子·原道训》中提及：“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11]水是至柔至刚之物，你无法揣测它能大到何种地步，无法测量它的深度。它看起来无穷无尽，没有边界，在有无之间徘徊，没有固定的形态，是一种顺从、无为的状态，同时也有益于天地万物。《原道训》中又讲：“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12]以无形之水，比拟无音之声，寂寥无声不作为，才能成就至高至大的完美声音。

星系的生成流变、水的自然形态、风的旋转、音波的荡漾，都呈现出漩涡流的表象，古人称之为“玄”。北方的神灵被赋予水的属性，被称为玄冥；北方的神兽，被称为玄武。玄是黑色，水色为黑则深幽不见其底；玄是漩涡，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时间。

历史学家庞朴先生在《中国文化十一讲》中提出了“无玄”的概念：“我设想，所谓‘玄’，其实就是漩涡。‘玄’的字形就是漩涡的剖面图，一圈一圈地漩下去。用漩涡来表示水，可以把水的神秘性或神圣性显示出来。”[13]水是神秘不可解的，我们能看到它的形象，它的形象却又是变幻多端不可把握的，并且不知道它为何有滋养万物的能力。老子于是感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4]宇宙的生成从无到有，万物之中既蕴含道的真谛，同时又离不开水，水可以用“玄”来指代，其中包含的是自然存在的奥秘。

北宋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描述阴阳之间的关系为动极生静，静极生动。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他将阴阳鱼的形态分解为动静，鱼咬尾状互相转化。阴中生阳，阳中含阴，不是分化对立的存在，而是在运动旋转中生生不息。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中最根本的是物极必反。”[15]霍金的理论最终回归了能量守恒，“静”到极致复生出“动”的能量，中国哲学同样将自然之力以转化的方式积蓄沉淀，等待质变的勃发。

另一位理学大师邵雍在《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讲道：“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柔一刚交而地之用尽之矣。”[16]我们头顶的天空日夜交替，星云变幻，轮转不休；脚下的大地虽然南北各有高低，东西各有起伏，却似乎纹丝不动，任由行走。天地的状态被比拟为一动一静，阴阳、刚柔的诞生也由动静中而来。

庞朴先生用两种方式解释宇宙生成：一曰派生，即宇宙生成论，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7]。二曰化生，即本体论，各种现象背后都有一个本体。化生可以变化成各种物象，本体藏于其中，如太一藏于水中，藏于万物之中。[18]

化生的形态也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借用老庄哲学，可以称为道本体。在理学家眼中，唤作理一分殊，月印万川[19]。朱熹的《朱子语类》卷一如此解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20]万物都有同质的规则、原理，原理藏于万物之中，犹如生物学中的基因分子模型可以作用于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微观结构。其二是转化循环。譬如《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变化——入水为鲲鱼，升天化作鹏鸟。《管子·幼官》篇有学者认为“幼官”应是“玄宫”[21]的误写。如此一来，以五行思想构设的五方图示，统御万物生化，就有了时空一体、顺次旋宫的合理解释。五方图示随时节变动重心偏移，五色随季节而动，五音随河图成数转生，动物以虫兽代称，随着季节毛发、鳞甲依序化生，味道、气候均随之而变。

《管子·幼官》载：

（中方本图）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兽之火爨……（东方本图）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南方本图）七举时节，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西方本图）九和时节，君服白色，味辛味，听商声，治湿气，用九数，饮于白后之井，以介虫之火爨……（北方本图）六行时节，君服黑色，味咸味，听征声，治阴气，用六数，饮于黑后之井，以鳞兽之火爨。[22]

《礼记·月令》中同样有四时之虫羽化的过程：春虫鳞，夏虫羽，秋虫毛，冬虫介。[23]《管子》比《礼记》多了一类中方倮兽，即无毛无壳的动物。“虫”指代各种不同类型的动物，春季动物长鳞片，指代鱼类；夏季动物长羽毛，指代鸟类；秋季动物长皮毛，指代走兽；冬季动物遍体生甲，指代软体硬壳动物。四季动物形态不同，是由于季节的演变产生的羽化现象，本质上都是“虫”。

化生本体论可以是物质性的元素，也可以是精神性的某一概念，如“水”“气”“力”“道”“太一”“太玄”“太极”“理”这些元范畴，背后均隐含某种规律或规则。“玄”是这些概念存在的方式，玄也通圆和元。

冯友兰先生认为：“《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24]《老子》以分化的方式，《月令》以羽化的方式，体现出自然界时刻在以某种不可捉摸的规律不断衍变。《荀子·天论》曰：“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25]万物在时空有序运行之下，以和谐的方式共存共生。

《尚书·舜典》记载，尧帝禅位于舜帝时，“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26]。《史记·天官书》将璇玑玉衡解为北斗七星[27]，以斗柄指向指导四时，揆度日月星辰的运行，即“以齐七政”。舜帝通过观天授时的方式，祭祀山川四望，祭祀神灵祖先，集结众多氏族首领，彰告管理天下政务的合法性。另一种对璇玑的解释是：以璇为枢纽，以玑为机栝。自汉之后，历代更造浑仪，支持浑天说的学者们将观测赤黄白道星辰运转的仪器当作璇玑，并认为是上古遗留下来的观天设备。

汉末魏初的思想家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崇尚玄学清谈，讨论有无本末。玄学是这个时代新兴的思想流派，将《周易》《老子》《庄子》奉为“三玄”，将“玄”当作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则“道”，立言行事以玄妙旷达作为主旨。“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与后来的玄学家郭象为《庄子》作注，这一版本被合称为《向郭注》，在《大宗师》篇中，“向郭认为宇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28]。正如“易”的原理，在于运动转化，不言变易，不为易。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易十》曰：“阴阳非道也，一阴又一阳，循环不已，乃道也。”[29]单纯论阴论阳，是抛弃了本质的孤立片面认知，道的真谛在于运动变化、往复无穷。

《吕氏春秋·大乐》篇认为：“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30]音与乐的出处来自玄奥不可知的太一，可以通过计算产生音律，与度量衡的测量标准密切关联。太一体现出阴阳的变化，天地之间的关系犹如车轮终始反复、转动不绝。万物的演变来自太一的造化，表现出阴阳的特性。有形体的地方，就有声音的存在，声音体现出和谐的宇宙观，是圣王作乐定律的来源。乐可以表现天地之间的和谐、阴阳调和的状态。

二 月令旋宫与京房律

自商代开创了干支纪时法，其后应用在纪年法中。太阳历与太阴历逐渐通行，中国历法发展出了按月旋宫、依次用律的官学思维。《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31]汉代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与奠定，来自战国时期诸家学派的学说结晶，如《管子》《吕氏春秋》《逸周书》和汉初的《淮南子》《五星占》，经学家推考周代礼仪制度的《大戴礼记·夏小正》《小戴礼记·月令》等文献著作，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和实施方略，以及为人处世的德行操守。这些文典将天道运行、物候现象、律历宫次、人间秩序综合为一体，形成了以自然循环为主体，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宇宙图示大系统。

东汉蔡邕在《月令章句》中讲道：“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授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32]章启群先生认为：“《月令》不是简单的历法，而是以十二律为经、五行为纬构成的一种天人模式。”[33]自战国到汉代，多种文献凝聚出标准化的十二月令系统（见表1-1、图1-2），把天干地支、周天星次运转和五音十二律结合起来，将之化作先秦以来法定的规章制度，并作为学说深入人心，深入民俗。思想家们思考天人同度，人伦秩序与自然秩序同步运行，这样的思想不只是战国以来邹衍一脉奉扬的“五德终始”学说对文化意识方面的渗透，更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先民对天地秩序、宇宙规律、万物生化的思考，对时空规则的掌握和利用，并且将礼乐制度贯穿于天上的星相、历法，地上的风气变化、物候特征，以及君王政事、军事、农业等各方面文化，将之糅杂为一体。以二十八宿在四方天区的划分，统领干支在时空的分布，配合五行—五音和星次—十二律的方位，将天地人间的规则投射到天子政令所出的青阳、明堂、大室、总章、玄堂的场域中，颁诏授令，祭祀尊享，表达“乐的神圣性在天上”[34]。

表1-1 月令旋宫表

续表

图1-2 《礼记·月令》明堂旋宫图

两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设立有儒经博士，儒生们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河间献王出重金收集经书；鲁恭王在孔子故居墙壁里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经籍典册；著作《三统历》的西汉宗亲刘歆奉令考校经书，发现来自民间的古文经书文本书写和内容与博士今文经有所区别，认为今文经残缺不全，难免有错。由此拉开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千余年争辩和对峙。

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以谶纬神学建立解释体系，将孔子神化；古文经学则将孔子还原为研究典章制度的学者，提倡经学研究应当回归现实。冯友兰先生认为：“今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出于孟子学派，古文学派出于荀子学派。”[35]

董仲舒同时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一系列儒家理论，将阴阳学说、君权神授、宗法家族制、“大一统”思想贯注于治国经略。

写作《史记》的太史令司马迁也是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推崇《春秋公羊传》，推崇有道伐无道。引据谶纬，提出修改不应其时的《颛顼历》。他的以谶言政、演化道家与时迁移思想极大提升和影响了后世千年史书中《天文志》《五行志》星占的重要作用。

古文经学自刘歆始，从文字学角度历史性地解读经文，重视训诂，推崇《左氏春秋》，编定《七略》，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他还写作《钟历书》，通过考定钟律来谏言恢复古代乐律体系。

与刘歆同为王莽服务的扬雄批判神学，寄望恢复孔子正统儒学。他模仿《周易》，作有《太玄》，将老子的“玄”作为至高无上的元范畴。《太玄》糅杂了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以此构筑三分法的世界观和新的宇宙图示，打破了传统阴阳学的二分思维。后世桓谭、李白对他的思想和著作极为推崇。

东汉古文经学家王充同样深受道家文化影响，主张自然无为，建立有天道观，以“气”作为核心理念。他的经典天文著作《论衡》阐解自然万物的生成规律和异同之处，否定天人感应，支持无神论思想，强调人的认知学习能力。

东汉末年的名臣蔡邕是一位博古通今、今古兼治的文豪。他与众多朝臣奏请修订《六经》，刻写了中国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他曾在汉灵帝时密奏皇帝施行周代流传下来的明堂月令制度，谏言帝王重视国家礼仪。他音乐造诣极高，做“焦尾”琴、“柯亭”笛，上书的《十意》中有《律历意》的专篇。

另一位与蔡邕同时代、今古兼治的集大成者，就是迄今所见、注释最多儒家经典文献的大儒郑玄。郑玄攻读《京氏易》《公羊传》《左氏传》《九章算术》《三统历》《古文尚书》《周礼》等，钻研天文学，精通占候、风角和隐术，懂得推测吉凶的方术。他的注释兼采众家之长，择其善者而从之，对后世影响深远。

西汉京房既是举世闻名的易学家、天文学家，也是今文经学家。擅长纳甲、八宫、飞伏、观天，以象数占验。《后汉书·律历志》载，京房述及所学渊源，曰：

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仲吕，而十二律毕矣。仲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冼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36]

焦延寿自称学易于孟喜，京房便以己学为孟氏之学。孟氏弟子皆不承认，而京房纳音的技巧——六日七分法，确与孟喜有所不同。汉元帝时，京房入朝为官，多次上书皇帝，以卦气、阴阳灾变阐述易理，规劝朝政。一生撰写了许多易学著作，与乐律学相关的有《易传》《周易飞候六日七分》《风角五音占》《占候》等。其学说流播四方，被尊为“孟京易”或“京氏易”，是为汉易魁首。《汉书·京房传》说他“好钟律，知音声”[37]，推律定姓为“京”，也是佳闻一则。《后汉书·律历志》中对于“京房六十律”有相当详细的描述，足可见得当时的影响。

《后汉书·律历志》中记载京房的《律术》：

黄钟，律吕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损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为黄钟之实。又以二乘而三约之，是为下生林钟之实。又以四乘而三约之，是为上生太簇之实。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实。[38]

黄钟大数177147，清黄钟折半数值为88573.5，然而六十律的最后一律是迟时，数值为89595，与清黄钟之间音差1021.5。至南朝宋时太史令钱乐之推算至三百六十律，仍然存在音差。以最小奇质数三作为运算的基数，只会无限接近、缩小音差，却永远无法泯除。六十律环形旋转形成的数列模型类似于漩涡状的螺旋线（见图1-3），说明三分损益生律的方法是一种符合圆周计算的简单模式，史书历志中的天文学家们也不止一次提起这种律算方法较为疏阔。数学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种数列，譬如斐波那契数列、圆周率数列、大衍数列、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等。这些数列模型遵循一定的方程公式或规则，形成可以无限循环的螺旋线。京房六十律是按照《管子》五音之间的数值关系延至十二、六十。大至五星的迟速运行、十二月、六十年（木星的五个周天）的时间点，小至以六倍之、辅以六日七分法的律值日数列线。中国古代正史中的历法和音律便是这样通过数学的运算相互结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托付给音律的数列模型（见图1-3）。

图1-3 京房律的数列模型

三 顺逆双旋

在唐代主持修复铁浑仪、奉敕翻译印度历法的天文学家翟昙悉达的著作《开元占经》中形容天道的运行规律：“阳道左回，故天运左行……文耀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39]日月星辰就像天空中美丽的纹饰，按照自身的运行周期，分别左旋、右旋。如同太极图演示的阴阳双鱼互相周旋，背道而驰，却又周而复始。乐律学同样遵循天道双旋的规则，声与律顺逆双旋，共同形成完整的周天模式。

唐代武则天令中书侍郎元万顷等人所修《乐书要录》是珍贵的古代乐律学书籍，现今仅存三卷。赵玉卿先生在解说书中的顺逆双旋图时，这样说道：“这太极在图上反映就是一个圆，太极图被首尾相咬的阴鱼、阳鱼一分为二。在先秦，太极图有两种旋转方向：一种是逆旋，在图中阴、阳鱼头向着逆时针方向；一种是顺旋，图中阴、阳鱼头向着顺时针方向。先秦的‘按月用律’正是基于八卦的思想。伏羲八卦和《周易参同契》都是采用了逆旋的方向，《周礼》采用‘逆旋’的律调体系，其根本的哲学出发点正在于此。唐朝宫廷雅乐奉《周礼》为圭臬，自然也沿袭了‘为调’体系。顺旋太极图源于文王八卦，孔子传承，故又称儒家太极。此图为顺旋，曾侯乙编钟反映出古老的律吕阴阳观念，它采用了顺旋的称谓。”[40]

周天图示中呈现的声律旋宫方向历来是学者们热议的问题之一。这是古人掌控时间和空间的复合技巧，往往表现出顺逆双旋的特征，两汉之后多与六壬式盘联用。天体运行有迟有速，有顺有逆，声律旋宫同样依循天道左旋、地道右转的法则。我们的历法常择取两两顺逆双旋的天体，如历代史书《天文志》中记载的日行与月行、太岁与岁星、五星与二十八宿、斗建与日躔顺逆相合，互为参证。

日行是太阳自东向西的周日视运动；月行是自西向东的周天旋向和速率，以月相变化的朔望时间和黄经差值为标准的月亮视运动，两者构成了一对反向运行的天象规律。

商代中期以岁星左旋周天十二次为历法；后因超辰而创制与之相反的假想天体太岁右旋作为历法，以六十甲子为运转周期。战国《甘石星经》《管子》《左传》《尔雅》《吕氏春秋》，汉代《史记》《汉书》中明确记录有两历各次的名称和宿度，以及各种星历混合使用的记载。郑玄注《周礼》曰：“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41]《左传》《国语》以岁星记历，星纪为首，是唐代《乐书要录》“大吕月将子”右旋的起始点，右旋周天；《尔雅·释天》以十二地支划分太岁时间点：“大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42]起历方向是前者的反向，《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淮南子·天文训》曰：“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43]声与律旋序相反，是唐代旋宫图中声盘、律盘反向的逻辑呈现，理论依据与左右双旋的天象规律和历法建制相关。

二十八宿是将黄道附近二十八组星象作为观天坐标，序次左旋；五星丽天则以右旋速率为主，此二者也是互为其反的天象规律。秦汉之际的文典和历代律历志书都有对于二十八宿和五星相互逆行、推步宫次的记录。

《汉书·律历志》载：“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躔，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44]《史记·天官书》《鹖冠子·环流》中也记录了这样的规律。杓建就是斗建，斗建即月建，以北斗七星作为司南，北斗斗柄每个月按照太岁周天运行方向对应十二辰的每个时间点，自东向西回旋于天的指向作为划分时间和天区的历法标准，自十二地支子位开始，右旋天道，以之为纲；日躔即月将，日月交会按照岁星周天运行方向对应十二次的每个时间点，计算太阳黄经与月球黄经每月相合的时间，规划日月一年十二次交会的宫次宿度，谓之“日月合朔”。以太阳自西向东的周年视运动为基础，与斗建反向运行，自星纪开始左旋地道，以之为纪。

《淮南子·天文训》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45]日躔右旋与斗建左旋构成一对反向运行的历法轨范，左右逆向双旋，互相参校，互为纲纪，也是阴阳合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乐书要录》中有月建十二律图和月将十二律图的详细记载[46]。

早期先民立表测影、望云识气，牵涉到国计民生，迫切需要对于时空的有效掌握。他们通过观测天空星象两种相反方向的规律，逐渐形成混合应用历法的习俗。利用世代累积的天学知识，制定历法采用多重参照。对于时间的周期认识，从年细化至月、日、时、刻。颁朔授时的历法制定与更修需要参考月相盈缺、岁星周天、二十八宿揆度，由此发展出了地支纪时、天干纪日、斗建纪月、岁星纪年的一系列计时方法。并且在史书中引入左右双旋的参证，才能确保回归年和朔望月在数值方面的准确无误。由此创造了一整套科学严谨的律历制度，发明了诸多观测天地脉象的仪器，又不断地完善、修正观测数据，改良律算公式。音律可通天文，音律的生成、旋宫纳音，都在映射着宇宙与自然的节奏和变化，如同阴阳鱼、双螺旋一样循环不休。唐代《乐书要录》中关于左旋、右旋的矛盾、蕤宾重上与蕤宾下生的“正误”、两种阴阳律吕的划分原则，根源于先秦两汉的典籍《管子·地员》《吕氏春秋·十二纪》《放马滩秦简·日书》《淮南子·天文训》等记载的损益相生之道，呈现出文献记载中十二支为体、十二律为用的阴阳合历、双旋并存现象（见图1-4）。

图1-4 斗建日躔顺逆双旋配比十二律图

《晋书·律历志》中引用《周礼》记载的阴阳六律，“太师掌六律、六吕，以合阴阳之声。六律阳声，黄钟、太簇、姑冼、蕤宾、夷则、无射也；六吕阴声，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也”[47]。阳声指代斗转星移，从黄钟律开始，顺时针周天，自东向西；阴声指代日月合朔，从大吕律开始，逆时针周天，自西向东。这种依次旋转的规则在天文学家和阴阳家的眼中被称为“地支六合”。黄钟处子位，依次太簇、姑冼、蕤宾、夷则、无射对应寅位、辰位、午位、申位和戌位，左旋周天；大吕居丑位，依次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对应亥位、酉位、未位、巳位、卯位，右旋周天（见图1-5）。六阳支对六阳律，六阴支对六阴律。以日躔宫次为基础，阳律和阴律两两配对。《星历考原》解释为：“六合者，以月建与月将为相合也。如正月建寅，月将在亥，故寅与亥合；二月建卯，月将在戍，故卯与戍合也。月建左旋，月将右转，顺逆相值，故为六合。”[48]月建和月将复合的十二个时间点在空间上理应重合，时间上若未重合，就需要通过数理运算进行微调，使得两两相合，各自依照自己的旋序在星空运行，即为六合（见图1-5）。这是阴阳六律顺逆双合的理论基础。

图1-5 月建月将对应阴阳六律六合图

阴阳六合与六律相配，在礼乐制度中的应用，隐含的是多种星历互相参校顺逆双旋的自然运转规律。在旋转次序方面体现出奇数律作为阳律周天顺旋，偶数律作为阴律周天逆旋，阴阳六律互相配合的律数呈现出从冬至到夏至的时间递进，历二、历四、历六的规则和倒影。冬至、夏至在一年中阴阳二气最短和最长的时间点相隔阴阳二律，在春分和秋分这一年中日夜平均的时间点，各自历经六律到达对方（见图1-6）。古天文学中将子午卯酉唤作“二绳”，冬夏二至子午律次和春秋二分卯酉律次，加上本律，被视为南北七律和东西七律。

图1-6 顺逆双旋配比十二律图

月建阳主阴辅，以阴合阳，十二律自黄钟开始，阳律左行顺旋；月将阴主阳辅，以阳合阴，十二律自大吕开始，阴律右行逆旋。《周礼》中记载的六代乐舞在用律规则方面也遵循着日月星辰顺逆双旋的自然节律，可以从阴阳六爻和律吕分布的方向观察到这种隐藏的现象。六乐中的“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49]，指向演奏黄钟起律的音乐，歌唱大吕为均的歌曲，跳“云门”之舞，历经三种表演形式，祭祀天神。其下演奏的音乐皆是奇数阳律，代表乾为天、为阳，天行健，星辰的有序运行；歌唱的皆是偶数阴律，代表地势坤，厚德载物之象，包容顺从，助阳宣气。舞蹈部分包含对掌控气候变化的云[50]、浴日之地咸池[51]、歌颂舜帝美德的韶、歌颂大禹治水的夏[52]、歌颂成汤功德的濩[53]、歌颂武王伐纣的武这六种祭仪乐舞，涉及了图腾崇拜、氏族发源历史、彰显文治武功的内容。这是对前代数种大乐精心选择后的祭祀用乐配置（见表1-2）。祭祀的仪式指向天地大祀，四方和山川河流，母系和父系祖先，既包含敬畏天地自然造化之意，也包含对人间伦理的崇拜。这种传统通过规模庞大有序的礼乐文化，投射出王朝更迭以顺天应命、崇武修文的意识来获取统治权的目的，其后千年虽然屡次改制、增修，其主题和基本建制几乎完整地传承了下去（见表1-2）。

表1-2 地支六合与《周礼》六乐对应表

明代太常寺典簿李文察在《古乐筌蹄》中分析道：“斗指日躔为六合。是故子与丑合，奏黄钟歌大吕也；寅与亥合，奏太簇歌应钟也；辰与酉合，奏姑冼歌南吕也；午与未合，奏蕤宾歌林钟也；申与巳合，奏夷则歌仲吕也；戌与卯合，奏无射歌夹钟也。”[54]函钟即林钟，小吕即仲吕。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地支、律吕顺逆相合的规则正是斗建月将两两相合的旋法。《周礼·春官》中大司乐执掌的成均之法、六律六同的音律排序、六代乐舞与祭祀对象的对应、用律的讲究，都是刻意应和斗转星移、日月合朔的天道规律，将人间礼法同步于天文星象，以宏大的歌舞祭乐表达对天地自然祖先的敬畏和感恩。

阴阳律吕的六合解法另有一种，是将十二律生律思维纳入顺逆双旋的体系，表现为奇数阳律与偶数阴吕相合——娶妻生子衍生下一律的过程。《汉书·律历志》曰：“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因而六之，以九为法，得林钟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皆叁天两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损之，皆以九为法。九六，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吕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五声清浊，而十日行矣。”[55]联系了三分损益之法，将九六之数、阴阳属性、男女之别糅杂为一体。体现出五声与十天干、六律与十二辰之间的关联，即“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56]。天地之数中的最大阳数九指代乾卦阳爻，适配六阳律；偶数的中位数六指代坤卦阴爻，适配六阴律，形成乾坤唱和的格局。《汉书·律历志》讲：“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57]乾九坤六代表了阴阳二气。九六去掉公约数，映射叁天两地的旋天规则，也可以说是三分损益的基础公式。《三礼义宗》详细解为“阴阳相生之体为六合，同位者象夫妻，异位者象母子，谓黄钟初九下生林钟之初六，为律娶妻。林钟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为吕生子”[58]。阴阳二律平行相配比拟夫妻，上一律与其下所生之律比拟母子。正如唐代《乐书要录》中的《乾坤唱和义》篇所言：“黄钟之宫以九唱六，律吕唱和，乾坤之道也。”[59]音律的螺旋展衍与宇宙的运行、人伦世界的繁衍，合律同度。

这两种阴阳六合的律吕关系（见表1-3）是声盘与律盘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周天双旋共生共存现象和生律次序的解说。十二律中呈现出的阴阳属性代表了音律与易数的结合，以及冬夏二至、春秋二分递进时差、时气上升与下降的数理表达。

表1-3 十二律对应六爻表

《乐书要录》中提到的“律吕旋宫法”，将十二律相生图作以文本解说：“此图者，月建十二律图也。何者以十二支与七声共顺旋，左之故也。而黄钟月建子，故名之律；大吕月建丑，故名之吕。”[60]这幅图遵照月建顺旋的运行规律，按照斗柄指示，以律纪月。十二律在此代表时令的降临，十二地支和七声同方向周天循环，生律法方面遵循先损后益、蕤宾重上的方法，表现出五下七上、五阴七阳的制式，同时验证了黄钟作为建正的一年之首，引领的十二律和月建顺旋的方向保持一致。旋宫的次序按照隔八的方式，依次在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冼、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上建立调式，一均七声，合为八十四调，代表以月建作为天象规则，十二律与七声同向交织、声律合一。

《乐书要录》中提到的“一律有七声图”，文本如此解说：“此图者，月将十二律图也。何者以十二支与七声共逆旋，右之故也。而黄钟月将丑，故名之吕；大吕月将子，故名之律。”[61]这幅图遵照月将逆旋、日躔过宫的星象规律，和“月建十二律相声图”方向相反，体现出顺逆反向周天的状态。十二地支和十二宫次旋序相反，七声和十二律同样旋序相反。月将以大吕为首，逆时针旋转，十二律右旋过宫，从大吕至黄钟、应钟、无射、南吕、夷则、林钟、蕤宾、仲吕、姑冼、夹钟、太簇依次倒退，外圈增加了七声顺旋，与十二律逆旋对应，造成典型的声盘、律盘反向旋转的现象。旋宫法的文字描述也体现出日月交会、右旋周天的规则。

这张图表（见表1-4）集中了《乐书要录》中记载的月建与月将匹配十二律旋宫方法和七声宫均的对应[62]。十二地支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逆向相合，可以与顺逆双旋的阴阳六合理论互相参证。两个阵营里的十二律次序背道而驰。在月建列，依次顺旋，按月用律；在月将列，按月逆行过宫。这样的正反双合状况体现了乐律学在官方和民间时令活动中实践性的应用方式，同时体现了阴阳合历背景下，乐律理论和历法制度紧密扣合的合作关系。

表1-4 月建月将合十二律共七声旋宫表

续表

自战国到两汉，天文学家集结多种历法，有观测周日视运动和周年视运动的双旋理论，五星与二十八宿互为顺逆的双旋理论，还有岁星、太岁在纪年法上的交互校对。先民仰望星空时，满怀对天道寥廓的赞叹，探索行星超辰和退度的规律。乐律理论中看似引起争议的矛盾之处，体现的正是自然循环朴素又玄奥的本质。顺天授时、颁朔改历的行为，恰恰是古人对赖以生存的世界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