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谢拉皮翁兄弟”团体概论

第一节 “谢拉皮翁兄弟”述略

“谢拉皮翁兄弟”是由彼得格勒世界文学出版社于1919年2月举办的翻译培训班发展起来的文学团体，培训班原本目的是为出版社培养翻译人才。彼得格勒世界文学出版社规模宏大，拥有员工350余人及当时全俄最大的“戈比”（《Копейка》）印刷厂。高尔基是世界文学出版社的组织者，他的意图非常明确：引进外国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一批18—20世纪的世界文学，出版俄罗斯经典文学名著。截至1924年，世界文学出版社更名为列宁格勒出版社之前，共出版了约120卷的世界文学名著，包括西欧、近东和中国的一些作品。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文学翻译，培养翻译人才，给译者普及一些文学艺术翻译技巧、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1919年2月，世界文学出版社设立了这个培训班，一开始翻译培训班旨在为出版社内部员工提供一些翻译和文学知识培训，但随后该培训班开始欢迎一些有志于创作与研究文学的人也前来听课。在一份给人民委员会报告的文件中可以看到1919年翻译培训班的课程设置状况：

（一）诗歌艺术

课程包括：

1.诗歌理论

2.诗歌史

3.俄罗斯与外国韵律

4.比较神话学

5.19—20世纪欧洲诗歌

6.19—20世纪俄罗斯诗歌

（二）小说艺术

课程包括：

1.文学理论

　1）修辞

　2）韵律

　3）结构

2.文学史

3.文学研究史

4.文学体裁发展概要

　1）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

　2）戏剧

5.俄语语音学

6.语义学

7.欧洲19—20世纪文学

（三）文学批评

课程包括：

1.文学批评方法论

2.文学思想史

3.史料学

4.19—20世纪欧洲文学批评

5.俄罗斯19—20世纪文学

（四）讨论课

课程包括：

1.诗歌艺术

　1）诗歌作品创作

　2）诗歌翻译

　3）诗歌评论

2.小说艺术

　1）小说作品创作

　2）文学翻译技巧（法语、英语、德语）

　3）文学评论

3.文学批评

　1）文学特性比较

　2）传记与图书目录比较概要[1]

在世界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大都是彼得格勒文坛一流作家、诗人和理论家，这其中有扎米亚京、楚科夫斯基、洛津斯基、诗人古米廖夫等。[2]但参与授课的远不止这些，从现有资料来看，至少有以下学者、作家、诗人在艺术之家讲过课：阿列克谢耶夫、勃洛克、布拉乌多、巴丘什科夫、布拉乌、高尔基、古米廖夫、扎米亚京、列文森、洛津斯基、奥利登堡、楚科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什列依科等人。后来，年轻人兴趣逐渐由翻译转向了文学创作，翻译培训班发展成为由这些作家开设的创作培训班。[3]随后组成了包括10—13人的团体。“谢拉皮翁兄弟”这一名字源于德国作家霍夫曼的同名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The Serapion Brothers）。

1921年2月1日，在彼得格勒艺术之家斯洛尼姆斯基的狭小房间里举行了聚会，据楚科夫斯基回忆，当时有格鲁兹杰夫、左琴科、隆茨、尼基京、费定、卡维林、斯洛尼姆斯基、波隆斯卡娅、什克洛夫斯基与波兹涅尔参加了晚会。[4]斯洛尼姆斯基称，自此之后每周周六聚会成了惯例。

至于“谢拉皮翁兄弟”名字的由来，说法各有不同。楚科夫斯基（Н.К.Чуковский）在日记中写道：“谢拉皮翁兄弟”这一名称是卡维林提议的，因为他那时候是霍夫曼的粉丝，这一提议得到了隆茨和格鲁兹杰夫的支持，但是其他人对此都很冷淡，因为包括尼古拉·楚科夫斯基本人在内的人对霍夫曼的作品都不熟悉。[5]隆茨在彼得格勒大学师从日尔蒙斯基研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他对“谢拉皮翁兄弟”一词甚为了解，并为其他人解释了什么是“谢拉皮翁兄弟”。所谓“谢拉皮翁兄弟”，就是来自霍夫曼的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书中兄弟们定期聚会，每个人轮流讲述有趣的事情。其他成员听后遂一致同意这一名称。第二个说法来自另一位“谢拉皮翁兄弟”斯洛尼姆斯基的回忆录，他的叙述比较简单：“在某次聚会上，纯属偶然，桌上正好有本霍夫曼的书。甚至跟书中主人公们也有表面相似性：他们也是聚在一起相互讲述各种故事。”[6]我国有学者在研究中曾引用了第二种说法。[7]经多方考究，我们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斯洛尼姆斯基是记不清了还是在刻意模糊某些记忆？卡维林与斯洛尼姆斯基在20年代末发生过一些嫌隙，关于这些卡维林在其最后一本书《尾声》中讲述了两件事：其一是1920年代末，斯洛尼姆斯基被选为彼得格勒作协秘书处秘书，卡维林在作家出版社编辑部说他是“秘书处的草人”，这话毫无疑问被传达给了斯洛尼姆斯基。其二是两人发生过争吵，最后以卡维林侮辱性的语言结束。当卡维林某篇小说要刊印时，斯洛尼姆斯基向他隐瞒了高尔基写的一篇非常好的评论。[8]什克洛夫斯基在《感伤的旅行》这本书中用春秋笔法描绘了斯洛尼姆斯基与其他年轻人产生矛盾的原因：“谢拉皮翁兄弟的核心人物是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最初所有人都很尊敬他，他担任着格尔热宾出版社的秘书，还创作了《文学沙龙》。后来，他写了一部拙劣的小说《涅瓦大街》，此后开始写滑稽短剧，掌握了描写荒谬之事的技巧。他写得不错。现在没有人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变得年轻起来，像是自己二十三岁的样子。他现在躺在床上，有时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在烟雾缭绕中。在领到科学院的口粮前，他像尼基京和左琴科一样经历过难以忍受的饥饿。”[9]什克洛夫斯基写得非常隐晦，但很明显斯洛尼姆斯基因某种原因在1920年代初便与其他兄弟们产生了嫌隙，所以在他回忆这段时光时刻意隐瞒了某些信息。由此看来，斯洛尼姆斯基的回忆录并不坦诚，他并不想过多回忆这段经历，更不想提到卡维林。而其他参与者，如什克洛夫斯基在弗谢·伊万诺夫逝世纪念文集《弗谢·伊万诺夫：作家与人》中就提到，这一名称首先是卡维林找到的。[10]可见，在这件事情上，楚科夫斯基的回忆录可信度更高。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来自普希金之家出版的“谢拉皮翁兄弟”研究材料集里一篇关于《列米佐夫与“谢拉皮翁兄弟”》的文章。该文在引用列斯尼科娃《关于列米佐夫的回忆录》[11]中的话时写道：多年之后，回忆起他喜欢的霍夫曼，他宣称，正是他给这个团体取了这个绰号。[12]不过，相对于前两者来说，该书作者并非“谢拉皮翁兄弟”团体的直接参与者，虽然他们在革命前后（1917—1921）交往甚密，但其说法的可信度不如前两者高。因此，我们认为最早提出“谢拉皮翁兄弟”这一名称的是卡维林。

“谢拉皮翁兄弟”团体成员应该有13人。他们分别是：

伊利亚·格鲁兹杰夫——堂长兄弟

列夫·隆茨——流浪艺人兄弟

韦尼阿明·卡维林——炼金术士兄弟

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司酒官兄弟

尼古拉·尼基京——演讲家兄弟/编年史编撰者

康斯坦丁·费定——看门人兄弟/掌匙者兄弟（列米佐夫提议）

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阿留申兄弟

米哈伊尔·左琴科——没有绰号兄弟/掌剑者兄弟（列米佐夫提议）

尼古拉·吉洪诺夫——波洛伏茨人（只有列米佐夫如此称呼）

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小兄弟

尼古拉·拉吉舍夫（Н.楚科夫斯基）——小兄弟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爱吵架者兄弟 （列米佐夫给他取了一个“装甲车兄弟”的称呼）

唯一一个没有绰号的谢拉皮翁兄弟，或者姐妹——叶莉扎维塔·波隆斯卡娅（他们认为给女性取过于戏谑性）

各成员进入团体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诗人波兹涅尔参与团体时间很短，1921年2月1日团体成立，1921年4月中旬，波兹涅尔双亲决意侨居巴黎，波兹涅尔不得不离开彼得格勒，远赴欧洲，成为最早离开“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隆茨本人亲赴华沙火车站送行。弗谢·伊万诺夫是团体成立之后由高尔基引荐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的。弗谢·伊万诺夫此时从西伯利亚来到首都与高尔基见面。高尔基在与“谢拉皮翁兄弟”这群年轻的作家见面之际曾向他们介绍了弗谢·伊万诺夫的创作，后者因此被“谢拉皮翁兄弟”接纳，并有了绰号“阿留申兄弟”。另一位“谢拉皮翁兄弟”——吉洪诺夫成为其成员的时间不会早于1921年的11月。[13]他与弗谢·伊万诺夫一样也是在团体成立之后才加入的。除此之外，罕有人知道，什克洛夫斯基也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隆茨《关于意识形态与政论》一文中称什克洛夫斯基是“谢拉皮翁兄弟”。[14]如上所述，“谢拉皮翁兄弟”这一团体共由13人组成，但其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其实际成员。事实上，在当时有些不属于“谢拉皮翁兄弟”的列宁格勒作家也跟他们有过交集。正如扎米亚京所说，“谢拉皮翁兄弟的车厢门上着锁。可是，实际上他们的车厢还可以坐许多人”。[15]

首先是奥利加·福尔什。他的短篇小说以描写现代生活为主，虽显得有些肤浅且直接，但其剧本创作则表现得深入且感人，其《拉维》《哥白尼》等剧作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力。福尔什虽然不属于“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但积极参与“谢拉皮翁兄弟”每周六举行的文学会。费定曾回忆道，“很快，文学界便没有人不知道这间小屋了。哪位作家星期六没到过这来？说实话，我们并不对所有人都欢迎……到这来的有年长的同志和指导教师，我们的大门对他们永远敞开，是他们赋予我们学术品质和文学气氛。他们是福尔什、沙吉尼杨、楚科夫斯基、扎米亚京还有什克洛夫斯基”。[16]福尔什的小说《疯狂的轮船》写的就是关于1920年代彼得格勒“艺术之家”及“谢拉皮翁兄弟”的故事。所谓“疯狂的轮船”即指彼得格勒“艺术之家”，他将彼得格勒艺术之家比喻成拯救人类于大洪水的挪亚方舟，而艺术之家里的年轻作家们就是革命大洪水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火种。

这些年轻作家和“谢拉皮翁兄弟”之间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没有为当时的政权去宣传、去歌功颂德，去赶制“社会订货”，也没有拘泥于传统文学中不能自拔，而是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对文学、对小说进行实验，都在进行真正的创作。虽然大部分作家的创作技巧还不完善，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验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谢拉皮翁兄弟”组织形式独特，不设主席，没有规章制度，但成员们又因对文学的爱以及描绘世界的欲望而聚在一起，互相品读新作，谈论文学。应该说，“谢拉皮翁兄弟”在创作上具有典型的继承性和革新性特征，使得它成为苏俄文学的先行者之一。该团体活动时间约从1921年至1929年，团体解散后，大部分作家成了苏联的知名作家。“谢拉皮翁兄弟”为苏俄文学的发展做出过较大贡献。

1922年“谢拉皮翁兄弟”成员在《文学纪事》杂志刊发自传，而隆茨却写了《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一文。该文阐释了“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观与创作思想，其中主要涉及以下几点：第一，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不应该成为一种纲领、口号或思想主张、美学主张的奴隶，而应成为“谢拉皮翁隐士”；第二，作者的声音“不应该是虚假的，我们相信作品的真实性，不管它是怎样的颜色”，“文学的幻想是特殊的真实”，亦即文学要强调艺术真实，遵从艺术的内在逻辑；第三，文学不能是功利的，“我们不是为了宣传而写作”，“文学如同生活一样，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不能不存在”；第四，文学是多元的，多样化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房子漆成自己喜欢的颜色”；“一个兄弟可以祷告上帝，另一个可以祷告魔鬼，但他们都是兄弟”，“我们不是同志，而是兄弟”。[17]该文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且并不能代表所有成员的文学创作观，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其特殊的价值：它有力地反击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略美学原则的思想意识，批评了1920年代苏俄文学功利化、政论化的不正常倾向，同时它也为苏俄文学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

这篇文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被当作“谢拉皮翁兄弟”成立的宣言。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都认同这些观点。费定的文艺观便与隆茨大不相同，每次聚会都会起争执。于是团体内部便有了所谓的“东方派”和“西方派”，或者“严肃派”和“愉悦派”之称。严肃的东方派以费定、弗谢·伊万诺夫、左琴科等为主，愉悦的西方派以隆茨、卡维林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创作上也风格迥异，谋篇布局与行文上各有所长。但是，这些争执仅限于文学上而并未影响作家们的交往。在组织形式上“不设主席，不搞选举”的“谢拉皮翁兄弟”在1920年代初期独树一帜，成为彼得格勒文坛上最出名的文学团体之一。

有研究者认为，1924年5月隆茨因病于德国汉堡逝世，标志着“谢拉皮翁兄弟”的解体。实质上，个别成员的离去并不能左右这个团体的命运：1921年波兹涅尔随父母侨居巴黎，什克洛夫斯基也曾在柏林旅居一年后重返彼得格勒，包括隆茨的逝世都未能导致团体解散，最多只是成为解散的内因之一。除了内部因素外，苏联文化政策的收紧，实际上也是“谢拉皮翁兄弟”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1925年苏联颁布《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中提出了党领导文学活动的基本原则。这其中便有如何对待“中间作家”的处理方法。“谢拉皮翁兄弟”便是这“中间作家”，即“同路人”作家的一部分。伴随着文化政策的收紧，“谢拉皮翁兄弟”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文艺多样性土壤，这朵苏俄文学史上的奇葩自然会在其羽翼尚未丰满之际便随风飘落。实际上，自1926年后“谢拉皮翁兄弟”便很少活动了。

关于“谢拉皮翁兄弟”这一团体存在的时间有必要在此进一步阐述。学界关于这一问题是存在争议的。达维多娃认为，谢拉皮翁兄弟的存在时间是1921—1929年。[18]但笔者认为，如果以“谢拉皮翁兄弟”的群体性活动算起，而不是1921年2月的某个具体日期为准，那么其开始时间是1919年。团体最后解散的时间如果也按照此标准来计算的话，我们在卡维林一篇未宣读的发言稿中可以发现端倪。1929年2月本是“谢拉皮翁兄弟”成立八周年，卡维林后来出版的作品中有一篇名为《谢拉皮翁兄弟团八周年未宣读发言稿》（也就是说八周年纪念聚会未能举办），在该文中卡维林感叹道：“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一次也没聚会，这难道不糟糕么？我们已很少读彼此的书了，这难道不糟糕么？糟糕。我还记得每周聚会的兴趣曾超过一切，我们常特意阅读彼此的书，读完之后思考，为文学而不是为自己而争吵。”[19]卡维林这段话至少说明1928年“谢拉皮翁兄弟”未能聚会，那1927年呢？我们在1927年3月13日格鲁兹杰夫给高尔基的信件中找到了证据：“我们‘谢拉皮翁兄弟’也有消息。费定过去几天给我们读了自己的小说《兄弟们》，这小说将在《星》杂志三月刊出版。”[20]1926年据斯洛尼姆斯基回忆，他们读了他的小说《拉夫罗夫一家》。由此我们断定，“谢拉皮翁兄弟”的存在时间是1919—1927年。当然，如果粗算的话，就是1919—1929年十年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