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范文澜的史料观念 [1]

李勇 [2]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料学，是中国史学史料学一部分；[3]其发展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些年来逐渐受到学界关注。[4]范文澜早年研究经学，后从事中国史主要是近代史研究，在学术实践中经常会碰到各种与史料有关的问题；他曾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并试图解决它们，体现其关于史料的看法，然而总体上学界对此研究不够。本文拟就范文澜史料观念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稍事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主张“必须掌握大量史料”，有别于胡适“科学的方法”

范文澜作为史学家，在实践中碰到了各种关于史料的问题，例如史料缺乏带来什么样的困境、如何搜集史料、怎样利用和解读史料等。从其著述来看，他主张“必须掌握大量史料”，同时注意同胡适“科学的方法”中的史料观念划清界限。

（一）主张“必须掌握大量史料”

研究先秦历史，史学家普遍感到史料匮乏，到了近代有甲骨文和金文研究者所揭露的历史信息，使这种匮乏缓和了许多；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些历史信息对于整个先秦史研究而言仍然还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处于茫然状态的夏代及其之前历史的研究助益几无。

面对这种史料缺乏，范文澜有过深切的感受。他在《中国文化》1940年第4期和《群众》1940年第4—5期上，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就殷周社会性质所涉生产工具问题，尤其奴隶制什么时候出现、封建制什么时候建立等相关问题，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上古历史，因为文献的难征，和发掘工作的幼稚，许多问题无法予以正确的说明。”[5]具体说来，“铁制农具何时开始，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因为材料不够”[6]，还有，“周氏族什么时候解体，奴隶制度什么时候成立，现在无法考证，因为材料太缺乏了”[7]。那一时期，对于先秦历史研究有这样感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只是他一人，例如，吕振羽想弄清楚殷代灭亡的原因，就从古希腊那里找到比照而有大致的认识，可是苦于中国历史上材料缺乏，不能证明，于是说：“没有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没有材料来作具体说明”[8]。还如，郭沫若也有类似经历和感叹，1944年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明言：“夏代渺茫得很，我们现在还不好多谈。”[9]他们这种感慨从根本上说，都是表明其对于史料在史学中之重要性的认知。

与这种感叹相呼应的是，1954年范文澜在《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上发表了《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中称：“研究历史，首先要把远古以来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这必须依靠足够的资料。”[10]之后，他在《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上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也表达出类似的意思。这篇文章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给范文澜两次去信后，范文澜应翦伯赞之邀在北京大学做的讲座，之后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讲座所论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关于掌握史料的言论，范文澜说：“搜集、整理和考证资料，实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11]在这次演讲中，他还专门表彰翦伯赞做了不少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例如，赞赏翦伯赞发起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史料，又参与编辑《中国大事年表》。范文澜总结道：“希望今后有很多资料书、工具书陆续出版，这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啊！”[12]

上述这些材料无非说明，范文澜在史学实践中对于史料重要性的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史料。这种对于史料的强调，与西方科学主义和胡适实验主义的无史料则无史学的主张与做法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二）有别于胡适“科学的方法”

掌握大量史料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到此止步，那就与胡适的“科学的方法”即实验主义方法，乃至与乾嘉考据学，没有本质区别了。范文澜的史料观念并未在此驻足，而是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方法。

胡适的“科学的方法”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就不说话。就一般意义而言，这话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史料缺乏是否意味着就不可作为呢？他在可信传世文献不足和对甲骨文史料价值认识不足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从周代做起。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这两位科学主义史学家，在合著的《史学原论》中总结了在史料缺乏情况下的两种做法：积极的做法是合理推度，消极的做法则是“默证”。胡适的做法就是“默证”，而“默证”的本质却是以未见为未有、以或然为必然。

范文澜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像胡适那样表现得束手无策，而是积极寻求破解之方，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克服史料不足的困境。这里以范文澜论殷代社会性质为例加以说明。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以《诗经·大雅·公刘》之“取厉取锻”和《考工记》之“段氏”材料，推出西周已有铁器，是奴隶社会；又因殷墟挖掘未发现铁器而反推殷代还未进入奴隶社会，这其实颇类似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13]范文澜不同意郭沫若的殷代是氏族社会这一观点，可是由于当时史料缺乏以至于铁出现于何时变得无法直接讨论，因而也无法依据铁的出现来给殷代社会性质下结论。他转而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寻求工具，依据其中关于奴隶占有制度以及奴隶制社会中生产工具、生产部门、产品交换、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变成奴隶、阶级斗争等方面的论述，考之殷代盘庚之后无不与之相符，从而断定盘庚之后的殷代社会是奴隶制社会，这是范文澜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中所做的工作之一。他通过这一着化解了证据不足带来的困境，也就与实验主义方法即胡适的“科学的方法”区别开来，表明其史料观念与实验主义的史料观念有根本差别。

特别是，他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发表《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明示自己重视史料的做法与乾嘉考据学和胡适试验主义考据学不同。范文澜以为，乾嘉考据学与胡适的考据学都提倡为考据而考据，或者说为学术而学术；不过，乾嘉考据学必须先读若干部必要的书，然后在许慎、郑玄的束缚下做他们的考据工夫；而胡适的考据学，只要领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诀窍，什么东西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考出来；胡适的考据学实际上也是恢复乾嘉考据学，再加上贩运来的“科学的方法”，这就出现了胡适派的“纯学术”。[14]在范文澜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证明除原始社会外迄今为止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证明社会制度的转变源于生产方式的变更和发展，把迷乱的历史变成科学的历史。[15]

1956年，范文澜在《学习》第7期上发表《“百家争鸣”和史学》，有这样一段话，表达出相同的思想：“史学工作也一样，必须掌握大量史料，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予以全面的深入的钻研，依各人的钻研的程度，得出切实的或比较切实的结果来。”[16]这段话是在当时学术界主张“百家争鸣”背景下说出来的，他想说的是不能没有依据、没有经过深入研究而胡乱争鸣；这同时表明，他主张在掌握大量材料基础上要使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深入钻研，与胡适的“科学的方法”大相径庭。其实，与胡适实验主义划清界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普遍做法，例如吕振羽就是这样的，详见拙文《吕振羽史料学的理论与实践》。[17]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自然不能例外，故有上述之论。

二 “新汉学经学”“地下发掘”与“实地调查”

在明确史料重要性的前提下，获取史料的途径是什么，或者说如何搜集史料，是史料学中的重要也是基本问题，这不仅是就理论层面的发问，并且是无法回避的实践问题。对此，范文澜有所思考和总结，具体述之如下。

（一）变“新汉学经学”为史料

在1941年《中国文化》第2、3期上，范文澜发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其中说：“经本是古代史料。……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18]又说：“既然封建统治不该存在了，经也不该看作‘神圣’，而该回复到‘古代材料’的地位。”[19]是的，清代以来的新汉学经学，从考据方面对经学加以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得以露出真实面目，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同时，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学术界对于传统学术中的经与史的态度迥然有别，主张读史不读经，甚至认为读史救国而读经误国，逐渐流行开来。从师承上说，范文澜最初研究和讲授经学史是对乃师黄侃的传承，故为其作为学者的分内之事；从学术发展趋势上看，又不能不与时俱进，把学术形态从旧转新，因此，在他看来：“新汉学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资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20]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经学里含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尤其关于做人的道理可供后人采用，可用来培养无产阶级的浩然之气；当然他也指出要反对其中传统的道统观，此即他所谓之“变经学为史学”，“反对顽固性的道统观念”[21]。

由于他早年从事经学著述与教学工作，因此养成了严谨的学风，加之受新文化运动中怀疑精神的影响，因此在重视文献史料方面，对经学著作的史料价值尤其推重。范文澜继承前人“六经皆史”的思想，将其发展为所有经都是史，从而变经学为史学，为史学界明示了一条获取中国思想、学术史史料的有效途径。

（二）通过地下发掘获得史料

搜集地下发掘的古物也是范文澜看重的一条获得史料的途径。他在1954年《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发表《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系统阐释了地下出土材料对于史学的意义。他反复强调：“地下发掘正是最可靠的资料的提供者。”[22]还说：“研究古代文化，必须十分重视出土的器物。”[23]他认为，地下发掘对历史研究至少有三种特殊的贡献。第一，是创史。例如，周口店发掘使中国历史上推到四五十万年前。第二，是补史。例如，殷墟发掘大大丰富了商史，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商史研究，其成就远胜《史记·殷本纪》。第三，是证史。例如，古史有虞夏尚黑、商尚白的记载。白陶证明商尚白说是可信的。墨翟行夏道，衣服用黑色；韩非子所说夏祭器，有似于黑陶器的“亮黑红”，若获得更多的物证，很可能证明虞夏尚黑说的真伪。[24]尤其是，他还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地下出土物作用更大。一是，要研究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的历史，地下发掘出来的资料更显得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没有它，几乎什么都无从说起”[25]。二是，研究劳动资料的遗骸的生产工具史，单靠文字记载，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总是不够具体的，这样一来，“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长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也就是首先要研究他们到底能制造出怎样的生产工具和怎样去生产生活资料。这个最基本的工作必须依靠地下发掘。如果积累起古代各时期生产工具的实物，参以文字记载，那么，明确具体的叙述便有可能了”[26]。可以推论的是，从考古学那里获取历史研究的资料是不容忽视的。

近代以来的考古学，通过地下发掘与文献相参，再与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相结合，为获取史料开辟了一条通途，已成为学人共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还是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多持这一观点，范文澜作为其中一员，自然不能例外，故而有此番论说。

（三）通过实地调查获得史料

实地调查所得民族材料是获取史料的独特途径。从1945年到1954年，刘尧汉到彝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范文澜看到后，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发表在1956年5月24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上，[27]其中称赞刘氏之文说：“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28]之后，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普遍性发挥：“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和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29]

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与民族学密切合作，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对于民族史料的搜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学界批评的情况下不断进行调适，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国民政府以及后来新中国在凉山地区所做的彝族社会状况调查材料来佐证其关于周代奴隶制的学说。吕振羽更是重视对于少数民族史料的搜集，利用工作机会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完成了《中国民族简史》的撰写。可以说，利用民族史材料来研究历史成为一种风尚。他们其实都是希望从民族材料中发现证据，以旁证依据文献和考古发掘所得出的历史认识。尤其是，从1956年开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下，组织由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等构成的调查组，在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调查了蒙古、藏、维吾尔、壮、苗、布依、瑶、傣、彝、黎、景颇、怒、傈僳、独龙、佤、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社会状况，出版148册计1500余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在某种意义上说，范文澜实地调查民族史料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道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主张一致，或者说就是这类工作的理论发声。

三范文澜史料观念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范文澜上述关于史料的观念，有些是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道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共识，例如，重视考古资料、民族史资料等；而有些则是他独有的，例如，主张变新汉学经学为史料等。无论如何，他关于史料观念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值得揭示，大体可以概括如下。

（一）为推进史料学发展作出贡献

在20世纪头二十年，中国史学界的史料学体系，是在欧美学者的相关学说例如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原论》的史料学沐浴下，与传统史学史料学相互结合建立起来的。其中，胡适的实验主义史料学就是这样，且最具有代表性。而范文澜的史料观念为突破实验主义局限、推进史料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史料不足，这是研究历史者经常碰到的问题，实验主义在这里裹足不前，例如胡适《中国哲学史》略去夏代和商代而直接从周代开始，其理由就是缺乏关于夏、商的可靠史料。对于这类问题，范文澜有其自己处理办法，那就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来认识问题，或者根据其他历史事实进行推论。例如，铁制农具何时开始，关于这一问题虽然缺乏足够史料依据，但是不能因为殷墟没有出土铁，就否认殷代奴隶制度的性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出一个指示：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作者，奴隶主可以把奴隶当作牲畜来买卖和屠杀；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又说：铁通常比青铜还要柔软，石器很慢才消失。在卜辞、《尚书·盘庚中篇》和《周易·旅卦》中都有买卖屠杀之证。这样就可以反推商代使用铁器，范文澜说：“我们可以在生产关系方面找出实际证明，因而生产力也就不会平空臆测了。”[30]同时，关于手工业据发掘所知，有陶工、石工、骨工、铜工、玉工；玉的硬度是很大的，玉工能雕刻精细的花纹，证明雕玉工具是最好的金属，依此可以推论：“工业既能刻玉，在黄土尚刺几寸深的农具，也可能有的吧。”[31]在范文澜看来，这两项工作都在说明，金属农具包括铁器在殷代出现这一历史情况，是可以推出来的。在范文澜之前，吕振羽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处于史料匮乏之中，他把神话材料与出土文物结合起来，再用唯物史观解读之，得出殷代为奴隶制的结论。在吕振羽之后，吴泽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继承和发扬吕振羽之说，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组织材料，来弥补因材料缺乏造成的历史论证的空缺。范文澜此举与吕振羽、吴泽等人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范文澜与吕振羽等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为史料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为防止史论关系上的偏执发出先声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批判胡适及其实验主义运动。这次批判运动历史地看来确有必要，但是在实际批判过程中出现过形式主义，存在着扩大化现象，例如，从否定胡适政治思想扩大到否定胡适的一切；从否定胡适实验主义考据学扩大到否定一切历史考据；从批判胡适到批判一切与胡适有密切关系者。这种扩大化现象势必导致在史论关系上偏向论的一方，事实上造成对于史料重要性的怀疑和原本就偏重史料工作的学者们的不解甚至不满。

范文澜强调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他在《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32]接着又说：“作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33]他在《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中还说过：“成为科学的历史，首先要求所用资料的明确性和具体性。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历史事件才有可能，也才有可能引导读者从历史的学习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34]

这里涉及如何使用资料的问题，这确实是历史学中一个普遍问题。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中认为：“如何使用资料，是个很大的问题，使用资料要忠实、准确，这是最起码的原则。”[35]他具体说明这一原则为：第一，常用资料的文字解释，如未作过切实的校勘、考据功夫，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第二，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36]他所反对的那些不忠实的做法有：摘引一些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作为“理论”根据；对材料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不合用的材料罢弃不用；片面和凭空地解释材料；改造材料。[37]很显然，范文澜反对这种形式上重视理论而实际上空洞无据的做法。

在之后的1961年，他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反对放空炮》，主张：“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的历史著作（论文或书籍）。要造出这种大炮，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必须坚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38]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界以翦伯赞为代表提倡历史主义，对50年代的“左”的做法进行纠偏，提出“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反对“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范文澜提出“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固然不足为奇。但是，像上文所述那样，在大陆批判胡适实验主义如火如荼的年代，史料考据被一般人所不齿，范文澜却提出史料对于史学的重要性，反对把重视理论流于形式，当然在50年代提出类似观点的不止他一人，郭沫若在这一时期不主张片面重视理论，详见《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上拙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史学观念中的史论关系》。这样，范文澜与郭沫若等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为60年代初的纠偏发出了先声。

总之，范文澜一如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史料匮乏问题，一如他们除了在文献中找证据外，还重视出土材料和民族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在批判胡适实验主义史学的同时，提倡利用唯物史观解读史料。特别是，他从理论上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经学著作在新汉学考证学研究下的史料价值，比较系统地肯定了出土物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他示范了如何在史料缺乏情况下按照社会形态理论组织材料，并与其他史料相结合，进行历史相关性推论。这些关于史料的思想观念，为推进史料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为防止史论关系上的偏执发出先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料学的宝贵财富。

[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18ZDA169）阶段性成果。

[2] 李勇，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3] 这里之所以提“史学史料学”是基于学界有“文学史料学”“哲学史料学”等与史料学有关的范畴，为准确表达出是关于史学的史料学这一含义，故本文使用“史学史料学”这一概念。

[4] 例如，刘国华：《翦伯赞档案史料观探析》，《档案学研究》2001年第1期。苏敏：《探析翦伯赞的史料观》，《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李勇：《作为史学双翼的史料与理论——重读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郭士礼：《论翦伯赞的文学史料观》，《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黄文丽：《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的交锋——翦伯赞对胡适实验主义史学的批判》，《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窦禄军：《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史料学建设》，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瞿林东：《讲史料论治学——读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书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陈其泰：《史料价值与辩证分析——读齐世荣教授〈史料五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谢保成：《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考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刘萍：《建国以来史料学的理论建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陈峰：《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李勇：《吕振羽史料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1期。

[5]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1940年第4—5期合刊。

[6]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1940年第4—5期合刊。

[7]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1940年第4—5期合刊。

[8] 吕振羽：《吕振羽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9]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0页。

[10]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11]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12]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13] 关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这种实验主义特征，还有他慎言夏代之事，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井田制”的存在等，吕振羽曾不止一次批评过，这方面情况参考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论著，恕不赘述。

[14] 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15] 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16]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17] 李勇：《吕振羽史料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1期。

[18]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1941年第2期。

[19]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1941年第2期。

[20]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续完）》，《中国文化》1941年第3期。

[21]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续完）》，《中国文化》1941年第3期。

[22]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23]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24]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25]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26]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27] 此文又见1956年第12期《新华半月刊》，收入《范文澜全集》第10卷。

[28] 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2期。

[29] 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2期。

[30]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1940年第4—5期合刊。

[31]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1940年第4—5期合刊。

[32]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33]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34]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35]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36]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37]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38] 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