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为“蜂巢纪元”的时代之前，人类的思维仍以个体为单位存续。每一个大脑，如同孤岛，彼此相望，却始终隔海相望。尽管有了互联网，有了脑机接口，信息的流动从未真正穿越意识的边界。但“神经共生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它最初是作为医疗方案诞生的。在涅槃医疗集团重庆总部的地下实验室，第一批“脑外部辅助共生体”被植入一群重度昏迷患者的神经系统中。这些共生体是以碳纳米纤维为主骨架、包覆有分化型类神经元的微型结构，能够与宿主神经元形成可塑性突触，并以仿突触电位参与信息传递。它们既不是计算机，也不是大脑，而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存在。
“它们既非意识，也非工具，”正如国际进化组织白塔发布的初期技术通报所言，“它们是意识的土地，是工具的种子。”
随着试验成功，这一结构逐渐向正常人群开放，起初是作为记忆扩展工具，名为“镜脑”计划。人们发现，通过共生体记录下来的记忆，不但可以存储、复现，甚至可以在他人身上“重演”——虽然保留着不可忽视的个体差异，但情感、思维模式乃至梦境的结构，在多次叠加后趋于同步。
那一刻，哲学家开始沉默，宗教组织开始恐慌。人类意识第一次出现了“群体映射”的可能。
最先出现的“神经共生网络”实验场，在东亚的融合秩序城市上海。这里的五十万市民在同意书上签下名字，将特定类型的神经共生体植入大脑。在实验第十天，系统检测到第一次非语言群体梦境同步——数万人报告梦见了一片光之海洋，内容大致一致，甚至能精确复述梦境细节。
从此，梦境不再私有。
这项技术的第二阶段，是所谓“意识镜室”。位于蜂巢中央神经塔顶端的“思维回音装置”，通过高密度共生体与宿主的边缘脑区链接，将一个个体的思维痕迹映射到网络中，并允许其他个体“临时读取”这些痕迹。在经过伦理协议验证后，被允许的内容可以成为共享“神经经验”。
于是，专家不再通过培训诞生，而是通过“神经共感”；教育不再是灌输，而是共振；痛苦也不再孤独，而是彼此承载。
神经共生网络，不仅连接了人类的大脑，更在悄无声息中，模糊了“我”的边界。
然而，随着技术的深化，质疑也接踵而至。一些脑神经学家开始注意到“同步过度”的患者，会逐渐失去自主思维的能力，表现出“决策依赖症”；更严重者，甚至出现了人格模糊——他们无法分清哪些思维是“自己的”。
“蜂巢失控”第一次被提上议程。而在共生网络最深的神经回路中，一组自称“孤岛”的个体，正在秘密地断开连接。
他们是最后的“思维独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