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日本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在明治天皇的引领下，实施了广为人知的“明治维新”。这一系列改革不仅帮助日本摆脱了被欧美列强吞并的命运，还推动了其迅速崛起为一个强国。然而，这也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日本的间谍活动和各种谋略，正是在这种扩张主义思想的驱动下展开的。
尽管日本的侵略扩张行动大多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但其侵略意识早在幕府末期便悄然萌芽。当时，许多思想家提出了“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这些理论暗含着对外扩张的强烈动机。日本学界一度热烈讨论如何侵占朝鲜、中国东北，甚至整个亚洲，许多知名人物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渊、桥本左内和佐久间象山，都积极推动这一思想。本多利明在其《西域物语》中提到，日本若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必须通过占领堪察加、库页岛及满洲（即今天的中国东北）来实现。他甚至将这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复兴的开端”。
佐藤信渊则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的雄心。他认为日本作为天帝所赐的“最初的国家”，理应掌控世界，并将满洲纳入其版图。他还进一步提出，从中国到东南亚，直至印度，最终将世界各国一一并吞。
在明治维新前，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吉田松阴，他的观点也为日本后来的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吉田松阴曾在一封信中透露，虽然日本与欧美列强的条约已定，但他仍主张通过侵略亚洲的其他地区来“补偿”日本的损失。他特别指出，朝鲜、满洲和台湾是非常理想的目标。
吉田松阴提出的“欺弱避强”的策略，主张一方面在外交上屈从于欧美列强，另一方面则通过扩张亚洲，尤其是中国，来增强日本的国力。这一思潮被后来的明治政府采纳，并发展成了“大陆政策”，即将中国大陆作为日本扩张的主要目标。
明治维新的胜利让日本摆脱了欧美列强的压迫。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日本政府，立即将扩张主义摆上了日程。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的《安抚万民之宸翰》中提到，政府将继承祖先的伟业，开拓四方，确保国威远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征服朝鲜成为了日本的第一步。
木户孝允，作为当时日本政府的核心人物，早在1868年12月便在日记中提出了征韩的计划。他写道：“朝鲜问题非常紧急，必须立即派遣使节前往，若朝鲜不服，则可动用武力，以彰显日本的威严。”而12月19日，日本政府便通过对马藩主向朝鲜递交了一份国书。由于其中使用了“皇”和“敕”等只有中国皇帝才可使用的措辞，朝鲜方面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拒绝接收国书。这一举动被日本视作朝鲜对其的“不礼”，并成为日后发动侵略的借口。
随后，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人开始为出兵朝鲜进行详细的计划。木户在给大村益次郎的信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战略设想：“我们应先通过武力占领釜山等地，逐步推进。若交战，应保持冷静，务必确保长远战略，不可急于求成。”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的大丞柳原前光也撰写了《朝鲜论稿》，强调朝鲜的地理位置重要，北邻满洲，西接中国，是实现日本国土完整的关键。
不久后，佐田白茅被派往朝鲜调查，并回国上书明治天皇。他提出，征服朝鲜不仅是增强国力的战略步骤，还能大大提升日本在亚洲的军事威望。他认为，若成功征服朝鲜，日本不仅能强化自身的军队，还能迅速将其作为进入中国东北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跳板。
在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中，朝鲜的侵占虽然已经成为既定方针，但具体实施的时机却在政府内部引发了不同意见，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是“即征派”，另一派则是“缓征派”。
即征派的主力人物包括明治政府的参议、西乡隆盛，以及一些改革派的九州武士。1868年，日本内战刚刚结束，改革派的佐田白茅便向政府提出了征服朝鲜的建议。他不仅多次上书天皇，还获得了外务官员森山茂和大村益次郎等人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西乡隆盛也积极推动这一主张，主张以迅速出兵的方式征服朝鲜。除了朝鲜，西乡和其他一些政府高官还讨论了攻占中国台湾的计划，认为可以先通过外交手段，确保欧美列强不会干预，然后突然出兵，占领台湾。西乡等人的提案曾一度获得明治天皇的认可。
在日本国内的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之时，仍然发生着一些封建士族的叛乱。明治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并不宽裕。基于这些考虑，岩仓俱视、大久保利通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立即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形成了所谓的“缓征派”。这两位作为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的特命全权大使，认为即征派中的一些人多为反对明治政府的中下层武士。如果此时对朝鲜出兵，可能会使这些人迅速壮大势力，形成对政府的威胁。因此，他们主张先进行国内的改革，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待时而动，向外扩张。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岩仓成为代理太政大臣，缓征派的力量逐渐占据了上风。不久之后，西乡隆盛被撤职，并最终在九州叛乱中败亡。
掌握了实权的岩仓和大久保等人，在1874年实施了西乡曾提议的计划，开始侵略台湾，发动了日本近代史上首次的对外战争。接着，他们又在1875年通过江华岛事件，逼迫朝鲜政府与日本签订《朝日修好条规》，为后来的侵占朝鲜奠定了基础。朝鲜从此沦为日本的附属国，而日本在朝鲜半岛获得了各种特殊权益，进一步推进了其扩张政策。
日本政府对朝鲜的侵略，只是其对外扩张的第一步，而真正的目标则是中国。明治政府在实施对朝鲜的侵略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期待借此作为扩张的跳板。这一行动实际上是日本政府走向帝国主义的开始。
对于这些侵略行动，尽管背后有强盗逻辑的支持，日本也需要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些理论依据。一些学者开始提出所谓的“脱亚论”和“兴亚论”，以此来为侵略行为辩护。1885年，在中法战争中，尽管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最终却被迫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这一屈辱的结果更加激发了日本政府的侵华野心。此时，国内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始鼓吹对外扩张，尤其是侵略中国。
其中，福泽谕吉便是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公开宣扬日本应当脱离亚洲，走向西方文明的道路。他认为，日本的国民精神已经从亚洲的落后状态中脱颖而出，而中国仍处于衰败边缘，岌岌可危。福泽明确表示，日本应该抛弃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采取欧美国家的手段，直接对待中国和朝鲜，以武力来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此番言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很多学者、文人、政客纷纷借助媒体发表支持扩张主义的观点，鼓励政府加速侵略步伐。比如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便采用了“脱亚论”的思想，呼吁日本加入掠夺中国的行列。小说很快成为畅销书，鼓动了民众的扩张情绪。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团体和组织也成立了，积极宣传这一侵略主张，声援日本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
在日本政府的对外宣传中，为了掩饰其扩张主义的野心，并争取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与合作，甚至试图赢得它们的同情，日方提出了一个特别的理论——所谓的“兴亚论”。这个论调的核心目的，是号召亚洲各国联合起来，抵抗西方列强，尤其是当时的俄国威胁。1880年，伴随着政府在背后的支持，一群政治人物发起了“兴亚会”，大力倡导这一理论，其中“兴亚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便是荒尾精。他提出的“兴亚策”比起其他理论更加系统化，也充满了侵略性。
荒尾精在他的“兴亚策”中指出，19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的势力不断向东扩张，几乎吞噬了整个亚洲，只有日本、朝鲜和中国这三国尚未沦陷。然而，在这三国中，唯有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进行改革，迅速崛起为强国。相比之下，中国和朝鲜则显得异常贫弱，疲弱不堪，尤其在欧洲列强的压迫下，这两个国家几乎无力自保，处于崩溃的边缘。荒尾精认为，既然如此，日本就应当对这些邻国的困境表示关心。即便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日本也应当扶持中国和朝鲜，帮助它们恢复元气，进而实现东亚的繁荣和稳定。
荒尾精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他认为，作为东亚的领导者，日本应当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打造强大的军力，最终使日本成为全球的霸主。他强调，“东洋文明的辉煌必将照亮整个世界，亚洲的威风将响彻四海。”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日本百年大计，更是当下急需完成的使命。
更进一步，荒尾精宣扬了日本独特的“皇国体制”，他坚信日本是“天命所归”的民族，理应主导整个东亚的事务。对于“字内统一论”的主张，他自信地表示，日本是唯一有能力实现全球统一的国家，理应承担领导责任。荒尾精的这一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吸引了不少日本民众，尤其是那些志在“大东亚复兴”的人们。一些失意的政治人物和浪人武士纷纷投身其中，梦想以日本为中心，振兴亚洲。虽然少数人如宫崎寅藏确实怀着拯救中国的初心，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事业，但更多的人则最终成为了侵华战争的先锋，甚至不乏间谍和军事谋士。
到了1889年，随着代表军国主义势力的山县有朋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次年3月，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递交了一份名为《外交政略论》的文件，提出了广受争议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他宣称，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不再仅仅依靠防守主权线，而应通过保护所谓的“利益线”来实现。他解释道，“主权线代表国家的疆域，而利益线则是与主权密切相关的战略区域。如今，国际形势复杂，单纯防守主权线已无法保障国家独立，必须通过保护利益线来确保国家安全。”
在他的理论中，朝鲜成为了日本“利益线”的核心地带。他指出，如果其他国家侵犯了日本的“利益线”，日本应当采取强硬手段予以驱逐。这一理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得日本能够合理化其对外扩张的行动。山县有朋的“保护利益线”理念，最终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后来的甲午战争铺平了道路。自此以后，日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这一政策为指导，展开了对朝鲜、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行动，持续扩张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势力。
在日本开展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期间，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日本政府积极利用各种手段，派遣特工和间谍渗透进入中国，执行从情报收集到制造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的任务，为其军事扩张提供支持。这些间谍活动的主导力量主要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关构成，同时也有一些右翼民间组织参与其中，它们通常与政府及军方有着紧密的联系。陆军和海军的间谍活动是日本军事行动的核心，外务省有时也会参与到其中。
回顾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期间的军事体制变化，可以看到，间谍活动和战略谋划的作用日益突出。1868年，明治政府推翻了幕府体制，开始设立新的军事指挥机构，逐步发展出了以军队和海军为主的强大体系。1878年，日本仿效德国的军事体制改革，将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设立了参谋本部，成为直属于天皇的军令机关。从此，参谋本部的设立标志着日本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而它对外进行间谍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的扩张计划做好准备，尤其是针对中国、朝鲜和俄国等邻国。
到了1893年，日本的军事指挥体系逐渐完善，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成为了日本最主要的军事情报和间谍指挥机关。大本营的设立进一步增强了这些机关的协调能力，成为了指挥全军、制定战争计划以及派遣间谍的中心。大本营不只是指挥战争的工具，它还成为了对外间谍活动的核心。
在这一系列的间谍活动中，有两位人物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们分别是川上操六和桦山资纪。川上操六，出身于鹿儿岛，曾参与多个军事考察，他的情报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朝鲜。他曾亲自率队考察中国的军事力量，包括兵员、武器装备以及军队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天津访问期间，他通过与李鸿章的接触，深入了解了中国的军事状况，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足畏”，这一观点促使他更加坚定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决心。
另一方面，桦山资纪同样对日本的间谍活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海军高级将领，他早期在中国执行情报任务，后来参加了甲午战争，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担任海军大臣期间，桦山资纪不仅为日本海军的扩张做出了贡献，还为日本海军的情报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军方的参与，日本的一些右翼团体也积极参与了间谍和谋略活动。其中，玄洋社尤为出名，它被认为是日本第一个在海外进行秘密间谍行动的组织。正如英国著名的情报史学者理查德·迪肯所指出，尽管日本的情报机构最初并不强大，但通过与一些爱国秘密社团合作，快速提升了其情报能力，最终使得日本的间谍活动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玄洋社成立于1881年，地点位于九州的福冈，创始人包括头山满、平冈浩太郎与箱田六辅等人。平冈浩太郎担任了社长职务。社名的由来源自一段自夸的话，意思是如同玄海（位于九州北部的玄海滩）汹涌的波涛，力量能撼动天际。玄洋社宣扬的宗旨包括“尊皇卫民”和“爱国重民”，并提出了所谓的天皇主义、国权主义和民权主义三大原则。然而，随着日本逐渐走向军国主义，玄洋社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它开始激烈支持对外扩张，倡导侵略其他国家。与军方、财阀及官僚之间的关系紧密，使它成为日本对外战争中的积极推动者，甚至在间谍活动和策划谋略方面，成为了军方的重要帮手，外界给予它“恐怖组织与间谍学校”的称号。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往往与头山满和平冈浩太郎这两个名字紧密相连。
头山满，1855年出生于福冈县。早年曾参与反对政府的运动，甚至加入了西乡隆盛的叛乱，结果被捕入狱。1878年，他和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向阳社。到了1881年，头山满通过号召“办教育培养民权”，联合其他政治团体，成立了玄洋社。此后，他积极鼓吹“尊皇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在对外政策上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力推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略，尤其在日本政界和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头山满还亲自策划了许多恐怖活动，例如1889年向外务大臣大限重信投掷炸弹事件，和1913年暗杀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的行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曾回忆过头山满的影响力，称他的党羽渗透到中国的各个阶层，从清朝末年的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无不充满了深谋远虑的活动。许多日本名人，如土肥原、广田、平沼、香月等，都曾是头山满的学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
据说，头山满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留着银色的长须，面容慈祥，尤其喜爱玫瑰花，并在花园中度过大部分时光。尽管如此，他却在这样的宁静氛围中，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阴险的阴谋，使得他的“慈祥”面容和狠毒的心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郑孝胥所形容的那样，头山满的外表和性格，看似温和，实则冷酷无情。
平冈浩太郎，生于1851年，同样来自九州福冈县。年轻时，他曾参与西乡隆盛的叛乱活动，结果被捕入狱，获释后便投身于“民权运动”。随着玄洋社的成立，平冈浩太郎成为了社长。在他的领导下，玄洋社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平冈浩太郎不仅参与政治活动，还经营铜矿和煤矿，为日本政府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1884年，他与末广重恭、中江笃介等人来到上海，开办东洋学馆，培养间谍和策士。甲午战争前，他积极参与反华宣传，与参谋本部的次长川上操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结成了志同道合的联盟。甲午战争后，平冈浩太郎的活动重心转向了俄罗斯，他策动玄洋社成员开展情报收集工作。1894年以后，平冈浩太郎多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日本政界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在头山满与平冈浩太郎的共同领导下，玄洋社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了日本军方对外进行间谍活动和策略部署的重要力量，参与了多次针对他国的阴谋和行动，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