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港，阴云低垂，像块浸了墨的粗布压在头顶。
海浪拍打着锈迹斑斑的码头，铁腥味混着水草腐烂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大海在呜咽。
码头上的起重机早已停止运作，吊钩上还挂着半截缆绳，破碎的帆布在风中飘荡，像一面面残破的白旗，旗角扫过“塘沽港务”的旧标牌，牌面被弹片削去半边。
日军的军舰在海河上一字排开，舰身的钢铁在阳光下泛着冷光，黑洞洞的炮口直指岸上，炮口的反光里，能看见中国士兵丢弃的钢盔在浅滩上漂着。
塘沽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内，谈判桌是松木材质，散发着陈年霉味，桌上的“日章旗”与关东军旗并列而立。
中方代表熊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身着笔挺的军装，风纪扣勒得脖颈发红，却难掩眼底的疲惫与屈辱，那眼神像被猎人逼到绝境的鹿。
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关东军副参谋长——将草拟的停战协议推到他面前，指甲敲了敲“非武装区”三字，嘴角挂着轻蔑的笑，金牙在阴云中一闪：
“熊将军，条件都在这了，签了吧——皇军的耐心有限。”
协议上的条款字字如刀，“默认满洲国合法性”一句被红笔圈住，像道永不愈合的伤口。
熊斌的手握着钢笔，那是支美国产的犀飞利，笔帽上刻着“蒋中正赠”，迟迟落不下去。他想起半个月前，在古北口亲眼目睹的惨烈景象：
一个少年士兵抱着炸药包冲向日军坦克，棉鞋跑丢了，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炊事班老李用扁担打死三个鬼子，最后被刺刀穿胸而过，扁担上还缠着半块没吃完的高粱饼。
而如今，这些牺牲换来的，竟是要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
“这……这协议，我们无法接受。”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钢笔尖在纸面上戳出个小坑。
冈村宁次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唰”地抽出军刀，刀鞘上的樱花纹饰擦过桌面，发出细碎的声响，刀刃重重拍在桌上，震得茶杯里的茶水溅出，“熊将军，难道还想继续承受炮火吗？
平津就在眼前，皇军的枪炮可不长眼！”
他故意拖长“枪炮”二字，指腹摩挲着刀柄上的防滑纹。
窗外，日军军舰突然鸣响了礼炮，第一发炮弹在远处炸出水花，震得谈判桌上的玻璃镇纸嗡嗡作响，镇纸下压着的地图上，长城线被红笔涂成了刺眼的边界。
与此同时，北平城内人心惶惶。
市民们挤在报馆门口，报童的叫卖声带着哭腔：“号外！塘沽谈判……”
人群中有人捶胸顿足，棉袍扣子崩飞在地；有人默默流泪，用袖口擦拭报纸上“中国军队撤退”的字样。
学生们举着“反对卖国协议”的标语冲向市政府，标语上的墨汁未干，却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拦住，刺刀寒光映着年轻人愤怒的脸，其中一个女生脖子上挂着战死兄长的奖章，在推搡中被扯断了链子。
塘沽的谈判仍在继续。日方不断施压，翻译官每念一条条款，就往熊斌面前推一杯清酒，酒瓶上印着“武运长久”。
熊斌望着窗外海河上飘扬的日本国旗，旗面上的红色染得极深，像晒干的血。想起蒋介石发来的密电，电文最后那句“相机行事”被他反复用铅笔圈住，如今铅笔断芯，在纸上留下个模糊的灰点。
最终，他闭上眼，颤抖着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钢笔尖划破纸张的声音，像根细针扎进耳膜。
那一刻，塘沽港的汽笛突然长鸣，惊起一群海鸥，它们盘旋着掠过日军军舰，翅膀下的白羽毛落进海河，瞬间被浊浪吞没。
协议签订的消息传开后，举国震惊。报纸上，“塘沽协定”四个字用了黑色粗体，油墨蹭在读者手上，像块洗不掉的污渍。
爱国志士们痛心疾首，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全国，电报里“国耻如此，何以为人！”的字样被无数人用红笔圈住。
而在长城脚下，那些战死的将士们的亲属，捧着用木板写的简陋牌位，牌位上的“显考”“显妣”字样还没写完，跪在地上痛哭，泪水砸在土坟上，激起细小的尘雾：
“孩子们，你们的血白流了啊……”
新立的坟头前，不知谁摆了半碗冷饭，饭上插着双筷子，在晚风中微微晃动。
塘沽协定的签订，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突破了长城防线，平津地区彻底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这片涵盖BJ、天津的华北核心要地，本是长城防线后的最后屏障，如今却成了日军砧板上的鱼肉。”曾经固若金汤的华北屏障，如今成了一纸空文。
夜幕降临，塘沽港的码头上，日本士兵趾高气扬地升起太阳旗，旗杆滑轮发出吱呀的响声，像具老迈的骷髅在呻吟。
而海河的水依旧浑浊，裹挟着泥沙与耻辱，缓缓流向远方，河面上漂着的死鱼肚皮朝天，仿佛这片土地在无声地抗议——但抗议声太小，太小，被夜色吞噬，被权贵们的麻将声、鸦片烟泡声淹没，只剩下海河拍岸的涛声，像在一遍遍地追问：
何为国土？
何为尊严？
何为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