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岩手

身体的正下方仿佛正在施工似的——估计是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的缘故吧。我身心放松地靠在椅背上,尽情享受着枝叶探入车窗时所发出的刮擦声,以及凉风拂过绿荫后送来的新绿的芳香。

车内,老人们聊得热火朝天。与此相反的是,坐在我身边的由香里却始终一声不吭。突然,后背感到了重力。我知道这是长途巴士在爬坡。故乡的山村越来越近了。

巴士停了下来。老人们起身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身前身后,椅子的嘎吱声响成了一片。我握住导盲杖,站起身来。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啊。女儿伸手来搀扶,被我推开了。

“我上下巴士还是不在话下的。”

等经过我面前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消失之后,我才踏上过道,摸索着椅背上的一个个头枕,朝前方走去。

靠杖头确认了台阶位置后,我用左手握着扶手下了车。一下车,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与东京的柏油路面不同,从鞋底传来的是踏在杂草和泥土上的柔软触感〠虽说并不期待如此,可浓浓的乡愁已升上心头。一股犹如踩烂了某种果实般的浓郁香味,自我脚下蓦然涌起。

“爸,你别老站在巴士这儿呀。”背后传来了由香里的声音,“前面是安全的。”

我往前走了三步,脑海中浮现出了失明前留在记忆中的故乡的模样:以顶端留有残雪的岩手山为背景的广袤的田野,未遭城市开发和水利建设热潮破坏。疏落有致的一户户农家,又有阔叶树等杂木丛错身其间,以一簇簇的翠绿作点缀……如今,故乡是已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了呢,还是风光依旧,保留着昔日的模样?

虽说能把裸露着的自来水管冻裂的严冬已经过去了,可三月里的空气依旧十分凛冽。远处传来了河流冲刷岩石的潺潺水声。我一手抓住女儿的右胳膊肘,一手用导盲杖敲打着前方两侧,迈开了脚步。住院检查时,我都是在护士的帮助下在院内走动的,因此我已经很多年没通过声音以外的手段来实实在在地感知女儿的存在了。

眼下,由香里将夏帆托付给当女护士的室友照料了。据说当初逃离我家后,由香里就跟一位当护士的高中时的朋友住在了一起,两人在分摊费用上利益一致,一直合租到现在。由于职业上的关系,那人对夏帆的病情也十分了解,故而托她照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听起来就跟踩在沙袋上似的。跟东京人不同,当地人的步行速度就跟农作物的生长一样缓慢。

“被人盯着看,真不是滋味……”女儿的嘟囔声传入了耳朵。

“别管他们。只是这儿比较闭塞罢了。”

“你当然无所谓了,又感觉不到那些人的目光……”稍停片刻之后,由香里又用略带歉意的声音说道,“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的。”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然心领了。

想必事到如今,由香里也还是没有原谅我吧。说来不可思议,同样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关爱与体贴往往难以令人相信,而怨恨与恼怒之类明显的敌意,却一下子就让人感受到了。

“请问,去村上家该怎么走?”

由香里朝左侧发出问路声。好久没有回乡了,许是忘了老家的位置吧。

“你们是外乡人吧?”一个叫人联想起枯稻穗的老婆婆的沙哑嗓音回应道,“去村上家干吗?”

“我是村上家的孙女。”

“哦哦,原来是本村人啊。你早说嘛。”

随即,老婆婆便讲明了我老家的位置。

“路上有石块,小心着点儿啊。”

我们谢过老婆婆之后,就走上了田间小道。来自两侧田地里的芬芳气息随风飘荡着。每当寒风吹过,枝叶的沙沙声便盖过了虫鸣之声。

“爸,到了。”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瑞香花醉人的甜香使我的鼻孔发痒。嗅着这花香,我那黑暗的视野里仿佛也开满了手鞠球[1]状的鲜花。

我的老家是一栋曲屋[2]。这是一种形如弯钩的民居。除了正面以外,其他的外墙都是涂了厚厚泥土的土仓式土墙;屋檐很低,像是被巨大的茅草屋顶压塌了似的——我挖掘出了失明前留下的记忆。典型的旧式农家建筑。若是还没枯死的话,屋子南侧栽着的树木应该还能遮蔽日晒。为了防止被积雪压断,想必院子里所有树木的树枝都被捆扎了起来,并用竹子加固了吧。

“有人吗?”

由于没有门铃,女儿只得大声喊道。随着纸拉门被拉开的声响,我听到了哥哥的声音:“哦,来了?我们正等着呢。快进屋吧。”

我用导盲杖的杖头敲了一下门槛,脱下鞋,又将鞋并拢后用晾衣夹子夹住。为的是在穿的时候,不至于跟别人的鞋搞混。

将导盲杖交给女儿后,我的左手触碰到一个柔软的东西。

“来,我来带你进去。”

“不用。自己家里嘛,我还是能走的。”

我摸索着往里走——多少有些逞能。我将一条胳膊微微前伸,用手背接触着土墙,另一条胳膊横在胸前,保持着防御姿势。在首次来到的场所或不太熟悉的地方,我都必须沿着墙壁或家具绕上一圈,以此来把握室内的格局。

沿着土墙走了十来步,手指尖触碰到了一个障碍物。我用手一摸,是个木制的台子。那上面的东西——根据其形状可知,是一部电话机。沿着土墙又走了三步,手掌触碰到了柱子的突出部分。再往前,就是纸拉门了。

“来,快进屋,快进屋!”

与哥哥的声音同时响起的,是哗啦一下的开门声。我摸索着门框,走进茶间[3]。一跨过门槛,从我那穿着袜子的脚底,立刻就传来令我倍感亲切的踩在榻榻米上的触感。许是刚刚翻新过的缘故吧,我还闻到了蔺草[4]特有的清香,以及淡淡的线香的香味。

“哦……”耳边传来母亲的声音,沉郁滞重之中透着欣喜欢愉,“你们总算回来了。”

我一步一步地,朝着母亲声音的方向走去。

“阿和[5]……”

我在这一声呼唤的正前方站定身躯后,脸颊上立刻传来了被轻柔触摸的感觉。从那压扁了的柿干一般的触感上,我能想象出母亲那满是皱纹的手掌。

“妈,你别这样啊。我已经是快七十的人了,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说什么呢?阿和就是阿和嘛。”

几年前回老家探亲时,母亲是叫我“和久”的。“阿和”是我小时候的爱称。早在上初中那会儿,由于母亲的过度保护令我觉得羞耻,我就不让她这么叫了。如今她突然又这么叫我,不就说明母亲已经回到了几十年前我跟她嘻嘻哈哈、亲密无间的时代了吗?

与我双目失明之前相比,母亲的容貌是否有所改变了,我不得而知。皱纹加深了吗?斑点增多了吗?对于岁月流逝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我是毫无真切感受的。

我轻轻地松开母亲的手。我所握住的母亲的胳膊,细得就跟一把乌贼干似的。

“由香里也好久没来了,见到你真高兴啊。你们俩都还没吃早饭吧?”

话音刚落,母亲的脚步声就远去了。房门的对面是一间土间[6]。那儿的墙上涂了灰浆,铺着席子的地面中央,应该还安着个炉子。将屋顶形状暴露无遗的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架着横梁,还打着加固用的斜撑。

我留心着台阶,追着母亲的脚步声。

“喂!危险!”

随着哥哥的一声怒吼,我的手腕被攥住了。

“不好意思。哥。”

“不是伯伯,是我。”背后传来的是由香里略带苦笑的声音,“有台阶,当心点儿。”

“这样啊,谢谢你了。”在女儿的搀扶下,我走下了台阶。隔着袜子,我感觉到了粗糙的草席。

“怎么看都像是要塌的样子……”

听着女儿的话语声,我伸出手掌,抚摩着一根浸透了米糠味的弯柱。这根柱子弯得就跟老人的脊梁骨一般。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恐怕瞄上它一眼,心里也会惴惴不安吧。

菜刀斩在砧板上的声音干脆利落,我走上前去。

“阿和,快停下!”母亲的声音像鞭子似的抽打在我身上,“有镰刀!”

母亲的脚步声来到了跟前,紧接着又响起了金属声。

“要小心!跨过了镰刀,是要被镰鼬[7]伤着的。”

母亲一直都很迷信,对于流传于岩手地区的古老传说全都信以为真,我打小就从她那儿听过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也不时受到她的警告。

例如,“不能在家里吹口哨,据说在家里吹口哨会招来穷神”“踩了书籍会忘字”……诸如此类。

当我看到了蛇,用手指着大叫“妈妈,蛇!蛇!”的时候,母亲就会“啪”地在我手上打一下,并说道:“不许用手指着蛇。手指会烂掉的!”

长大以后,我仍受到母亲的制约。有一次她坚持说“孕妇参加葬礼会难产”,硬是不让我妻子参加伯母的葬礼。据说母亲自己怀孕时,就从未参加过葬礼。

“龙彦,”母亲厉声对哥哥说道,“快把镰刀收好!”

“我明明把它靠在墙角上了嘛,是它自己倒下来的吧。”

看来,我自以为走在土间的正中间,其实却走偏了,偏到墙角那儿去了。

耳边再次传来了菜刀的声响。

“妈,你别累着了。”我说,“做饭这种事,就让由香里来好了。”

“哪能让舟车劳顿,大老远跑来的孙女做饭呢?去吧,你们俩都上那儿待着去吧。”

菜刀的动静停止后,从地下又传来了声响。我眼前浮现出了母亲在地窖里取蔬菜的身影。于是我决定受领母亲的好意,与由香里一起回到茶间,在蒲团上坐了下来。

“哥……”我朝着空旷的黑暗喊道。“什么事?”从一点钟方向传来了应答声。我把脸转向了那儿。

我早就跟由香里说好了,什么时候提肾脏移植的事,全凭我做主。因为,哥哥他一旦犯起了牛脾气,是谁的话都不听的。

“你还在打官司吗?”

要是他还在打官司,恐怕就不肯长时间住院了吧。

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只听得到从土间传来的菜刀声。

“政府待我们太‘好’了。不表示一点儿‘感谢’怎么行呢?”

“你状告国家,又能带来什么改变呢?”

“……是日本政府将我们抛弃了,就得让他们承担责任!”哥哥咬牙切齿地说道,“想利用我们国民的时候,就利用个够;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把我们一脚踢开。不起来跟他们抗争,他们是不会改变的。”

“无论是谁挺身抗争,政府都不会改变的吧。”

“人生被剥夺了的痛苦,你是不会懂的。”

自三年前起,哥哥就一门心思地打起了官司,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了许多麻烦。一会儿跟我借律师费用;一会儿说我这模样能博取同情,替他出庭做证吧;一会儿说帮他起草个意见书……

我不胜其烦,就渐渐地与他拉开距离了。

“我说和久……你能借我二十万吗?过阵子,我得去东京地裁[8]做证啊。”————————

叫我回老家,果然是为了伸手向我要钱。

“向残疾人伸手要钱?我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呢。”

“一家人嘛,应该互相帮助的,是不是?”

“你可没帮过我。”

“我可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啊。一个日本人想在日本过上与其他日本人一样的生活,这要求过分了吗?”

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我习惯将他人想象为某种形象。我要是不发挥一点儿想象力,那么障碍物也好,他人也罢,就都跟融入了黑暗的影子一样,不复存在了。在我的想象中,哥哥就是一条断了牙齿还想撕咬的老狗——一条不会游泳却一头跳入法律之海,在敌人的领域里与政府这条巨鲸争斗的愚蠢的老狗,最后只能落得还没咬上对方一口,自己就先淹死的下场。

六十多年前在中国东北生活的经历是我极力想要忘却的过去,可跟哥哥说不上两三句话,我就总会被他拖回当年的岁月。

寒风钻过门窗缝隙时发出的呼啸声,听着也像是受伤的野狗发出的凄厉的哀嚎。

“伯伯……”由香里插话道,“二十来万的话,我还是拿得出来的。”

我不觉得在夏帆的透析费和日常生活费的重压下,女儿还有这样的余力〠尽管透析费适用于健康保险。想必她这么说,也是为了便于获得肾脏捐赠吧。可这要是被医院方面知道了,“捐赠是出于不求回报的善意”这一点,不就要遭到怀疑了吗?被认为是“花钱买器官”也在所难免了吧。

“由香里,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哥哥高兴地说道,“打官司真的很花钱。”

“不行!”我厉声说道,“别把我女儿也卷进去。”

“打赢官司就能拿到钱,到时候再还她就是了嘛。”

“怎么可能打赢官司呢?你自己也心知肚明吧。”

“不争取到养老的保障,连回中国的路费都没有了。去年、前年,我都没能回去给‘爹’扫墓啊。”

哥哥是“遗华日本孤儿”,俗称“日本遗孤”。这是指在二战前及战争期间移民至中国东北,而在日本战败后的兵荒马乱中被抛弃,最终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儿童。

哥哥就被一对中国夫妇抚养了四十年。养父已在五年前去世,养母则在中国的农村过着孤独的老年生活。刚回国那会儿,哥哥的日语很差,几乎不能跟我正常交谈。而这恐怕也是造成我与他之间至今仍有隔阂的原因之一吧。

“日本人可真是冷酷无情啊。”

哥哥喜欢吃中国菜,遇到中日之间的体育比赛,也总是声援中国队。虽说他是日本人,可谈话间,总会若隐若现地流露出在中国长大的日本遗孤所特有的身份认同,让我感到疏远。

突然,头顶上响起了布谷鸟的叫声。一共响了九声。原来这声音来自那个布谷鸟报时钟,正在告知眼下为上午九点。这倒省去了我用语音报时手表来确认时间的麻烦。

“你需要钱的话……”我用手指了指“布谷鸟”叫的方向,说道,“把它卖了不就行了吗?这可是纯手工制作的,能卖不少钱吧?”

“它可是我的宝贝。每天都得听它叫唤才行,要不,我就心神不宁啊。”

这时,从土间过来的脚步声来到了跟前。随即是盘子被放在木板上的声音。酱汤的香味直冲鼻子。

“来,吃吧,吃吧。这可是妈妈亲手做的。”

话语中透着毫无心机的爽朗。即便吵了架也绝不耿耿于怀,这是哥哥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事实上,倘若哥哥是那种对家人都怀恨在心的性格,恐怕我早就跟他一刀两断了吧。

“妈,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不事先告诉我的话,我就得吃到嘴里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故而我不免有些心慌。

“酱烤豆腐。阿和,是你喜欢吃的吧?”

确实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料理。那是用竹签将偏硬一点儿的豆腐块串起来后,再放上熬制过的蒜蓉和黄酱,在炭火上烤炙而成的。

“爸,”由香里说道,“十二点钟方向是酱汤,三点钟方向是酱烤豆腐,七点钟方向是米饭,九点钟方向是茶。”

女儿用“时钟定位法”毫无遗漏地将早餐内容一一告诉了我,一如跟我生活在一起时那样。我刚失明那会儿,她还只会说些“这儿”“那儿”之类的模糊说法,后来为了帮助我这个失去了光明的人,特意学了一些照料视障人士的技巧。

我摸索着拿起了烤串,咬了一口酱烤豆腐。大豆的滋味与黄酱、蒜蓉的味道混在一起,真是美味之极。

“妈,真好吃。”

我已经有多少年没吃过母亲做的饭菜了?如今,亲切的话语声和美味的饭菜,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母爱。不知不觉地,我的眼角发烫了。

“是嘛,好吃吗?对了,喝茶,喝茶。”

耳边响起了往茶盅里加水的声音。我的腰包里除了备用的折叠式导盲杖,还放着液体探针。除了在餐饮店里,我已经许久没有在不动用它的情况下喝东西了。

我们一边聊着无关紧要的闲话,一边吃饭。虽说自我因一时的怨恨而将双目失明的责任归咎给母亲以来,今天还是头一回团聚,可父母的心态还真是颇为奇妙,不管什么时候见到子女,他们总会像分离不到一周似的予以接纳。耿耿于怀的往往是子女一方,父母只是在为儿女担心而已。

那么,我对由香里的爱,也是这么无私,这么深厚的吗?女儿离家出走时,我既感到悲伤,又愤恨不已。直到现在,我竟然还动着利用肾脏移植来修复关系的小心思。

吃过了早饭,我便让自己沉浸在蔺草与线香的芬芳之中。

其实,我是难以把握向哥哥提出捐赠肾脏的恰当时机。因为,要是搞不好被他反问一句“你们回老家来就是为了这个吗?”,事情就不好办了。

“和久,”哥哥招呼了一声便站起身来,“你在家里好好孝敬老娘。我摘点儿野菜去。”

“摘野菜?”我抬起脸问道,“……我也要去。”

这可真是个能躲开母亲目光的好机会啊。

“你要去?虽说也不用进山,可毕竟……”

“遇到难走的地方,你事先提醒我一下就行啊。”

迟疑片刻过后,哥哥答道:“行,来吧。”

我遵照哥哥的嘱咐做好了准备:戴上帽子,穿上圆领长袖衬衫。这样既能防虫,也能防止碰伤、擦伤。

“要不,我也一起去?”由香里问道。

“别,你在家照顾奶奶。我要跟你爸单独说会儿话。”

哥哥准备了一个双肩背包。我问了一下那里面装的东西,他说有登山刀、小型铲子、毛巾、线手套和水壶之类的。

我穿上长筒胶鞋,拿起导盲杖,走到院子里。

“小心!右手边就是个‘萝卜垛子’。”

我将手掌伸向右侧,摸到了一个毛毛糙糙的东西。所谓“萝卜垛子”,其实就是一个用稻草扎成的蔬菜储藏库,大小、形状都像个吊钟,专供蔬菜在里面“冬眠”用。

为了不与“萝卜垛子”相撞,我摸索着它那粗糙的表面,绕了过去。

“行了。”哥哥说道,“下来就是笔直的田埂了。只要跟着我的脚步声走就没事。”

“能让我拽着你的右胳膊肘吗?”

“……来,你抓吧。”

我根据声音传来的方向,想象着哥哥的身姿,将手掌伸向他胳膊的位置摸索着,碰到他的身体后,就探到右肘部,将其抓住。

我摆动开导盲杖。杖头扒拉开了松软的泥土。虽说凭触感能够感知地形,但由于撞击声被吸收,我所获得的信息也大打折扣了。就这样,我在脑中想象着一条呈直线状的田埂,在哥哥的引导下往前走着。

“从前我们是为了活命才吃野菜……可近来许多年轻人却只是为了好玩,就来乱挖一气。真不像话。”

“哥哥你现在也吃野菜吗?”

“吃啊,妈会帮我做的。”

母亲分拣野菜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她总是先将旧报纸铺在榻榻米上,再将野菜分门别类地放在那上面,然后择去脏物、烂叶。母亲还经常腌制野菜——在坛子底部密密地铺上一层野菜,撒上盐,然后再铺上一层野菜,再撒上盐……最后盖上盖子,压上一块石头。

“阿和,稍硬一些的是要用开水焯过才能腌的哦。”

我还记得母亲对我这么说时的笑脸。但是,这却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一九四六年从中国东北回国的母亲和我,在战后的东京租了一间四铺席半[9]大小的房子住着。我失明前看到的涩谷站前的广场上,如今那些睥睨众人的高楼大厦,还一栋都没有呢。战火过后的荒野上,只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些木结构的二层建筑。每天晚上,我都是在昏暗的烛光下做作业的。

刚上小学不久的某一天,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到附近人家的院子里偷了一个柿子吃了。那滴着甘甜汁液的果肉,令我激动不已。于是我就又摘了一个,打算带回家给母亲吃。不料回家后我却挨了母亲一记耳光。

“再穷也不能偷东西!那可是别人家的!”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咬紧了牙关。随后,我瞪着眼睛对母亲说道:“老是吃菜叶,我不要!”

当时,我带的盒饭主要就是用野菜做的凉拌菜。有一天,同学抢去了我的饭盒,嘲笑我说:“你妈跟乞丐似的,在摘杂草呢。我妈在公园里看到的。”

我不相信。第二天,我特意早起,悄悄地跟在母亲身后,果然看到穿着扎腿式劳动裤[10]的母亲弯着腰摘公园里的杂草。我跑上前去后,母亲吃了一惊,可她立刻就露出了微笑。

“阿和,这是红蓼啊。”

但见那高大的“杂草”在母亲的头顶上垂着稻穗般的淡红色花穗。母亲正在摘下它那有大人手掌大小的叶子,对我说道:“你看,我已摘了这么多了。用开水焯一下再拌上点儿芝麻……”

我拍落了母亲手里的杂草,并用脚使劲踩踏着。等我抬起脚来时,那些脏兮兮的草叶已经在泥土里四分五裂了。

“太丢人了!我在学校里尽被人笑话了!”

母亲眨巴着眼睛,看着我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不过她并没有发火,反倒垂下眼帘来嘟囔道:“让孩子觉得丢人,真是太不应该了。妈妈真没用啊。对不起,阿和,对不起。”

母亲当时那副悲戚的面容,至今仍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之中。从第二天起,我的饭盒里就有荷包蛋或鸡肉了。可与此同时,本就少得可怜的主食就从母亲的晚餐中消失了,剩下的,就全是野菜了。还是孩子的我,当时没有多想,只管拣好吃的吃。

小时候就伤了母亲的心的我,双目失明之后仍在伤母亲的心。要不是为了动员哥哥捐赠肾脏,恐怕我是不会回老家来的吧。

“喂——和久,”哥哥的喊声闯入了我的回忆之中,“这是红心藜。你摘下它的叶子看看。”

我握着导盲杖直愣愣地站着。摘野菜这种行为,似乎就是对我小时候予以否定的贫困的肯定,故而我不免有些踌躇。

“来,就是这儿啊。”

哥哥抓住我的手腕往下拽。我差点儿摔倒,只好弯下了腰。手掌碰到了野菜叶子,我感到那是种菱形的叶片,有着锯齿形的边缘,密密麻麻地长在茎干上。

“你摘下试试。”

我缩回了手,摇了摇头。随即便听到了哥哥的叹气声和掐断叶柄的咔嚓声。两声、三声、四声……随后就是塑料袋发出的窸窣声。

“这玩意儿可以做成天妇罗[11]来吃。青草味不重,味道有点儿像菠菜。走,继续找去。”

我抓住哥哥的胳膊肘,继续走在田埂上。有时哥哥会提醒说“前面不平,小心了!”,我就小心翼翼地跨过去。来到山坡下时,浓郁的新绿味直冲鼻孔。

我的导盲杖敲打在低矮的枝叶上。在哥哥的催促下迈开脚步后,我一脚踹开草丛,成群的草叶缠在了我的脚脖子上。

“等一下,我看到延胡索了。”

说着,哥哥就跑开了。十一点钟方向大约二十米处响起拨开草丛的声响。

“晚饭的小菜有了,和久。这玩意儿用开水焯一下,再拌上点儿蛋黄酱……”

“我说,哥,”现在时机成熟了吧,“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我的外孙女夏帆肾功能衰竭,必须做肾脏移植手术。我做过检查了,肾脏不达标,不能用。”

“……做器官移植的话,应该用孩子母亲的比较好吧。”

“两年前就用过了。出现了排异反应,不管用了。所以……”

“要割我的吗?……抱歉,这可不行。”

“至少做个检查嘛……”

“我的肾脏也不好,我一天要抽十支烟呢。”

“抽烟影响的是肺,跟肾脏没有关系。再说,是否正常要检查了才知道不是吗?拜托了。”

“我讨厌医院。”哥哥声音的朝向表明他已经扭过脸去了,“哟,这是毛茛。有毒的,可不能随便摘来吃啊。”

“我说,哥,虽说检查出来不匹配就不能用保险,必须自己承担高额的检查费用,可你不用担心,全部由我来承担好了。所以……”

“毛茛长得跟芹菜很像,可要小心啊。”

“我又没有摘野菜的爱好。”

“万一进山遇难了,总不想饿死吧?”

“我也没打算进山。哥,为了我女儿,求你了。”

“……我可不想丢一个肾。”哥哥的语气里透露出断然拒绝之意,“都过了七十了,仅靠一个肾活着,想想都叫人发慌啊。”

于是,我就跟哥哥解释道,听医生说,刚摘除一个肾的时候,短时间内是会出现肾功能减退的,可过一段时间后,剩下的那个肾就会强化其功能,最终恢复到原先的八成。

“八成?战争已经剥夺了我四十多年的人生,回国后我还要被人夺去一个肾吗?”

反驳的话已经到了嘴边,可我咬紧牙关,将其拦住了。我做了个深呼吸,平息了一下内心,然后说道:“不是被人夺走,是捐赠。是为了救外孙女的命啊。夏帆正痛苦地做着透析呢。她才八岁,每周却要做三次透析,每次被绑在医院的病床上五个小时。”

“……她是你的外孙女。”

又不是我的外孙女!〠这样的言外之意,已经不言自明了。

“和久,我们回去吧。”

一回到家,哥哥的脚步声远去后,一连串轻盈的脚步声就从铺着木地板的走廊上跑过来了。

“爸,你说了吗?”

我转向由香里声音的方向,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说呢?”

“说了,他没答应。”

耳边立刻响起了叹息似的、从鼻孔里出气的声音。女儿此刻的表情是不难想象的。她从前就这样,一对我生气,就紧皱眉头,噘起嘴唇,鼻子重重地出气。

“你肯定是用吵架的口吻说的,是不是?算了,我去求他好了。”

女儿的脚步声沿着铺着木地板的走廊远去了。我脱下长筒胶鞋,踏上门槛,然后用手触摸着土墙,走进了茶间。

“伯伯,求您了!”

蔺草与线香的微香中,由香里的恳求声落到了铺席上。

“对不住了,我不能答应。”那语调听着就跟要用利斧斩断两人之间的关系似的。

“我说,哥哥,”我就那么站着说道,“拜托了。哪怕是仅仅接受一下检查也好啊。”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做检查。”

“除了交通费和检查费,我还会给你谢礼的。因为捐赠器官的前提是无偿提供,所以我不能花钱买你的肾脏,但可以对你接受检查表示感谢。你看怎么样?”

“我不干。”

“由于是对你接受检查的谢礼,即便结果是不匹配,我也会给的。你看这条件不坏吧?再说了,哥哥,你打官司不是也需要钱吗?”

倘若检查结果是符合移植条件,再听了医生的详细介绍,说不定他会回心转意。故而肯去医院做检查,就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了。

哥哥不堪其扰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别软磨硬泡了,我不做检查。”

“检查一下又不是什么难事。我也做过的。首先在医院……”

“不管检查什么,反正我不做。”

“那你至少先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我说了不做!不是检查内容的问题……”说到一半,他硬生生地收住了话头,咋了一下舌,又说道,“单纯是检查太麻烦了。”

哥哥是不是刹那间说漏嘴了?我突然觉得有点儿奇怪。所谓检查太麻烦,听着就是一种十分牵强的托词。他为什么要这么顽固地回绝呢?听说要割掉一个肾,有点儿犯犹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对他来说,弟弟的外孙女是远亲了嘛。可奇怪的是,我已经说了,不管适合不适合移植,只要去做检查就给谢礼,他却还是拒绝了。他的这种态度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抗拒的不是捐赠肾脏,而是检查本身。

“在中国,家人有难,出手相助,不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吗?为了血脉相连的家人嘛。”

“我也很同情你的外孙女。可是,我是不会去做什么检查的。”斩钉截铁地说完这一句后,哥哥便说着“哦,对了”转换了话题。

“和久,有给你的信寄到这儿来了。我去给你拿来。”

纸拉门滑动的声音响过之后,没过多久,脚步声就又回来了。

“你翻过我的房间吗?”

从发声的方向上判断,这话是哥哥问我女儿的。

“啊?怎么会呢?”由香里回答道,“我根本就没进去过呀。”

“放在抽屉里的信都掉出来了。还有……”哥哥转向我说道,“你以前写来的信,也不见了。”

我的信不见了?

“我可不会用信纸擦屁股啊。”接着是哥哥一连串的笑声。

这有什么好笑的呢?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那是因为,信的日文汉字写作“手纸”,而“手纸”在中国话里是上厕所用的“卫生纸”的意思。哥哥的“包袱”就是从这儿来的吧。

“我写来的信又没什么重要内容,估计没人会偷吧。不会是你自己弄丢了吧?”

“不是一封,是两三封都不见了。确实如你所说,那些信都没什么内容,尽是些应时的盛夏问候之类。”

“那么,写给我的信呢?”

“哦,就是这个。没写寄信人。这是第几封来着?”

“应该是第五封吧。十天里五封。”

“我说,你该不是摊上什么麻烦事了吧?”

我接过信封,抚摩过封皮后将其拆开,取出信纸来。信纸上排列着细小的凸点。是盲文——用六个点来代表一个字。我用食指“阅读”后,发现这回写的也是一句俳句[12]

梦已碎,我子与我妻,再难见。

大约在十天前,这些信中的第一封寄到了我家。信封中附带着一张写有墨字——并非盲文的普通文字——的纸条。我请邻居读后才知道,这信是哥哥寄来的,纸条上写着“现转寄给你送到老家的、别人写给你的信件”。那封信的内容是用盲文写的俳句。

“那上面写了些什么?”

我回答了哥哥的问题,并朗读了这句没有“季语”的俳句——更像是川柳[13]

“其他四封呢?”

“也都是俳句。都在家里放着呢。”

“是嘛,这可有点儿瘆人啊。”

我再次用手指触摸了那些凸点。

在盲文中,“は”和“へ”这样的助词,应该是写作发音相同的“わ”和“え”的,可该信没表现出这些变化来。由此可见,寄出这封信的人估计是没学过盲文的。那么,这些信到底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写给我的呢?

“梦已碎,我子与我妻,再难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警告,还是威胁,我不得而知。看来回到东京后,还得与别的俳句放在一起研究。

我将难以理解的俳句放回信封,再将信封放入旅行包里。这天,我们吃了母亲做的午餐〠其中有凉拌野菜。之后,我们就无关痛痒地闲聊着,直到天黑。也有哥哥拒绝捐赠肾脏的缘故吧,谈话始终不那么自然、融洽。

哥哥去洗澡后,过了一会儿,我也摸索着去了浴室,并用手敲了敲那儿的玻璃门。

“谁呀?”里面传来哥哥瓮声瓮气的声音。

“是我,给你搓搓背。”

“你这是怎么了,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就是想再跟你聊聊。”

“哦……好吧。进来吧。”

玻璃门横向移开之后,水蒸气便扑面而来了。暖暖的,湿湿的,一下子就沾在了肌肤上。

浴室很小,仅容得下哥哥一人坐在椅子上,所以我就单膝跪在了散发着木材香味的脱衣间里。

“我说,哥。夏帆真是个好孩子。我很想听她活蹦乱跳的声音。所以……”

“给。”像是要拦住我的话头似的,哥哥递给了我一条满是肥皂泡的毛巾。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用手摸到了哥哥的背部,隔着湿毛巾把手贴上去。随即,我就用质地不厚的毛巾,从上往下地擦了起来。

哥哥的背上有一条凸起的伤疤,跟蚯蚓似的。我用右手拿着毛巾替他洗着背,又用帮衬着的左手抚摩着那条伤疤。那伤痕从左上方斜向右下方。

这是六十五年前留下的刀伤吧。

在中国东北逃难的痛苦回忆又苏醒了。

“苏联的军舰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呢。这孩子的哭声跟敲锣打鼓也没什么两样,快堵上他的嘴!”

一个关东军残兵恶狠狠地说着,两眼直瞪着一名农家打扮、怀抱婴儿的妇女。见她摇晃着脑袋,连油黑乌亮的头发都散乱了,可就是不肯堵上孩子的嘴,那个士兵就一把夺过婴儿,放在了地上。婴儿的尖声哭号震颤着夜晚的空气。士兵拔出了军刀。在月光的映照下,刀刃寒光直闪。

“饶了他吧!饶了他吧!”

士兵无视妇女的恳求,毫无人性地挥下了军刀。就在那一刹那,哥哥扑了上去,抱起那婴儿。寒光斜向一闪,鲜血喷涌而出。倒在地上的,是哥哥。他的背上湿漉漉的,已被鲜血染得通红,怀中的婴儿仍在抽噎着。

当时才四岁的我,看到这一幕后,吓得呆若木鸡。然而,如此惨烈的、噩梦般的光景,却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再也无法被抹去了。

我用毛巾搓着哥哥的后背,说道:“真结实啊。是干农活儿锻炼出来的吗?”

“不是。夏天里,为了增强体力,我常下河游泳。”

下河?

“你不怕水吗?”

“怕水?为什么?”

“在中国东北,你不就是被河水卷走的吗?不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跟家人失散的吗?”

我不擅长游泳,就是因为忘不了儿时见过的松花江浊流翻腾的可怕景象。那都成了我的心理阴影了。

“是啊。当时没抓紧麻绳被冲走的情景,现在仍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是怕水的话,就没法儿在农村过活了。”

“嗯,你可是从小就帮着干农活儿的。”

“……嗯,是啊。”

“我小时候可是很敬重你的。”

“……是嘛。”

话聊不开,交谈也就此打住了。

哥哥不怎么喜欢提起在中国东北那会儿的事情。仅仅因为那是一段痛苦的记忆吗?其实,在那边的生活绝不是穷困潦倒的,远没到不堪回首的地步。

然而,每次跟他提起往事,我都觉得有些聊不到一块儿 去……

我再次用手指抚摩起他背上的伤疤来。事实上,刚才我就已经注意到了。通常,军刀斜砍时,留下的刀疤应该会从右肩到左腰才对。可哥哥背上的伤痕却正好与之相反,是从左肩到右腰的。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一个个反常之处汇集起来后,我的脑海里就冒出了一个疑问。尽管这是个十分唐突、近乎妄想的疑问,可一旦冒了出来,就再也挥之不去了。

“哥哥”真的是我哥哥吗?

一九八三年,哥哥参加了“访日调查团”,在日期间,母亲与他相认,之后他就回日本定居了。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差错呢?会不会这个二十七年来一直被我当作哥哥的人,是个不相干的人,并且他本人有意为之?

在中国东北失散前的哥哥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总是把家人放在第一位。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他总是让我这个弟弟先吃;干农活儿干累了的母亲只要一捶腰,他就会让母亲躺下来,用他那双小手使劲给她揉。

可是,久别重逢后的哥哥又是怎样的呢?他根本不顾家人的心焦,首先想到的总是他自己,变得自私自利。对,就跟完全换了个人似的。

给人的感觉,就跟看到了一只刚破茧而出就杀死了宿主的寄生虫似的。

假日本遗孤。

这个已经成了社会问题的单词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会不会由于眼前的这个男人原本就不是“村上龙彦”,所以他才拒绝接受检查?会不会他想到了,一旦接受检查,就会暴露自己与夏帆并无血缘关系呢?

他后背上的伤疤或许是特意叫人弄上去的〠虽说这种做法十分反常。

我沉溺于疑惑与惶恐的惊涛骇浪之中。就跟有人抓住我的脚踝使劲往海底拽似的,我连气都快要喘不过来了。

在此之前,我也经常与哥哥意见相左,甚至争吵不断,可从未怀疑过他是个外人。事到如今,哥哥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没有脸蛋的影子了。留在大脑上的疑虑,就跟顽固的污泥似的,怎么也抹不去。

说起来,确实还没做过亲子鉴定呢。

当时的日本厚生省是仅凭相貌是否相似、失散前的情形是否一致来判定双方是否为亲子的。若要做亲子鉴定,就必须支付六万日元,故而经济拮据的孤儿和亲族们只能望洋兴叹。一九九四年日本政府制定《遗华日侨支援法》之前,原则上遗孤们都是要自费回国的,所以负担确实是太大了。

要是有人钻了母亲年纪大、记忆力减退的空子来假冒“村上龙彦”,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为了获得日本的永住权[14]吗?可即便如此也说不通。如今他花钱打毫无胜算的官司,想要获得国家赔偿,结果却落得个生活困顿,只能寄身于老家的下场,那么他到日本来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哥。你被河水冲走后,在那边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是啊。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对中国夫妇的家里。我正发着高烧,他们照料着我,给我喝白开水。蒸笼上冒着甜丝丝的蒸气,好吃的甜馒头的滋味,令我终生难忘。他们救我时就已经知道我是日本人了。他们说,都是上面的人不好,日本人也不全是坏蛋,更何况孩子是无辜的,是战争的牺牲品……”

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认识。

“后来,他们就收我做了养子,怕我在外面受歧视和欺负,还替我隐瞒了日本人的身份。尽管我一直没能向养父母敞开心扉,他们却待我很好,甚至为了供我上学而卖掉了耕田用的牛。我在班上考试得了第一名,他们竟然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你在那边做什么工作呢?”

“在铁厂里打铁。那环境,热得能把浑身的汗水都榨干。我还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获得了手写的奖状。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好评,只有那一回啊。”

“那你为什么想回日本了呢?”

“嘿,你这是在审问吗?有一天,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说我是日本人,要是想回国也是完全可以的。我听了心乱如麻。因为我确实是日本人,也很想回国跟亲人团聚,可我又不想让养父母伤心。”

“可你不还是参加‘访日调查团’了吗?”

倘若是个冒牌货的话,肯定是相信日本是个富裕国家,为了钱和过好日子才冒名顶替他人,希望来此定居的吧。

“那是因为养父母的一句话〠‘叶落归根’。意思是说,就像叶子掉落下来总会回到根部那样,任谁都是要回老家的。他们劝我说,参加‘访日调查团’就有可能找到亲生父母,所以应该去。我在代代木中心跟负责人讲述了成为孤儿的原委和双亲的外貌特征。当时,我可是在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记忆中拼命地挖掘啊。看到一个个孤儿都找到了亲生父母,而只有自己被遗留下来,那种孤独感可真不好受啊。仅在三天之内,就有十个孤儿找到了亲人。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吧?到了第四天,我就跟妈妈久别重逢了。我回到中国,在北京的公安局和外事办公室办理了各种手续,然后就回国定居了。”

“既然你已经跟亲人团聚了,不就够了吗?干吗还要打官司呢?”

“在中国的时候,我是不说日语的。那种担心逐渐遗忘母语的恐惧,你能体会吗?回国后,每次去面试,都会被人说‘学会了日语再来吧’。在中国掌握的技术,在这儿一点儿也用不上。即便在那边工作的年份长,但在日本没工作经历,所以拿到的养老金少得可怜。要是战后立刻〠也不说那么早吧,要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那会儿日本政府就采取行动,让遗孤回国的话,也能提早十年了。这样,我就能更早地重新掌握日语,也能拿到更多的养老金了。我的苦难是政府的拖拉造成的,所以我要跟他们作斗争。”

哥哥是不是冒牌货,我无法得出结论。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不像是瞎编的。

哥哥洗完后,我也洗了个澡。吃过母亲做的晚餐后,我就着日本酒服用了镇静剂。

“爸,你还在吃药?还用酒来吃……”

用酒来服药,能让酒精带来的亢奋和镇静剂营造的安宁相互交融,给人一种身处云里雾里的满足感。

“吃的是什么药?”耳边响起了哥哥透着担心意味的声音。

“是镇静剂。”由香里替我回答道,“主治医生早就不让他吃了,因为会引发记忆障碍。估计是让别的医生开的处方吧。”

“和久,这西药可不比草药或汉方[15]啊。”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有种具有刺激性的液体在大脑里漫延开来,身体也变得轻飘飘的了。

[1] 一种在球形棉花芯上缠上多层彩线的玩具。

[2] 即L形的房屋,多见于日本岩手县的民房样式。通常在长方形房屋的一端,呈直角,接一间马厩。

[3] 日式房屋中用于家人起居闲坐、吃饭的房间,有时也用作客厅,并不专用于喝茶。

[4] 俗称灯芯草,制作榻榻米席面的材料。

[5] 主人公村上和久的小名。

[6] 日式房屋内没铺地板的地方,多用作厨房或饭堂。

[7] 日本传说中的妖怪,会乘着旋风伤人,被伤的人身上会出现宛如被利器割伤般的伤口。

[8] 东京地方裁判所的简称,也即东京地方法院。

[9] 日本的和式房间一般以铺席,也即榻榻米的张数来表示面积大小。一张榻榻米的面积通常为1.62平方米,四铺席半就是7.29平方米。

[10] 日本农村妇女劳动、防寒时穿的宽松式工作裤,裤脚扎在脚踝处,故名。于二战时期普及全日本。

[11] 将鱼虾、蔬菜等裹上鸡蛋面糊后油炸而成的食品。

[12] 日本的一种短诗,以三句十七音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其中必须含有表明季节的“季语”。

[13] 一种采用俳句形式但无须季语,用语较为随便,内容诙谐、讽刺的诗歌体裁。

[14] 亦称永久居留权,是指外国人不具有该国的国籍,但是具有永久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权利。

[15] “汉方药”的简称,即日本的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