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力资源及其流动的理论

社会结构的调整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分化。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著作，但是相关的见解在他们的著作中并不鲜见，如有关劳动力资源与流动、城乡问题的看法等，都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转移具有指导意义。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力资源及其流动论述的新解读，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根源，这有助于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考。

一 乡村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乡村城市化的必然产物。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城市起源、城乡差别对立以及城市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了详尽研究。他们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阐述了城市的不同性质、特点，揭示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到城市在资本化生产、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分工、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产生的决定性因素。“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了城市的产生与城乡的分离，以及分离后对农村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他们同时认识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在私有制条件下，城乡分离与对立不可避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所以他们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并且他们指出，集中是城市的本质特点，“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封闭的乡村不可能形成规模效应，规模经营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的状况。

工业化不应是脱离乡村的工业化，不应是“分裂”城乡的工业化。“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现代工业需要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一定规模的城市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且城市的繁荣使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到了近代，城市突破了城围的限制，成为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中心，城市的逐渐开放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正如恩格斯在描述伦敦时所说，现代的城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界限在哪里。近代城市都是开放性的，与外界有广泛的经济联系。资金的流放与吸收、技术的引进与输出、产品的进口与出口、劳动力的流入与流出，使城市与周围地区连成一片，成为一个综合有机体。马克思、恩格斯从工业的发展来看待近代工业城镇的发展，并充分肯定了城市的作用，提出乡村城市化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在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乡发展的一体化是必然趋势，城市的发展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以及产品实现社会化，“这些各不相同的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各个中心地点形成，这些地点所以成为中心地点，或者是由于进出口的关系，或者是由于它本身要么是某种生产的中心，要么是这种中心的直接供应地”。

不难理解，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前提与条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城乡之间的对立、差别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得到缓解。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工业的增长要依靠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也预见到城市发展以及城乡差别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认为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们还看到，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集中、全面地阐述城市发展的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实际上预示着城乡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灭，这也符合当今城市发展的实际。

在工业化和非农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要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变，农村人口与市场的分离就会导致分裂的工业化，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就是滞后的城市化，就会形成“断裂”的社会。换个角度来说，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如果大量的农民仍然滞留在工业和城市之外，就不可能顺利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

二 社会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

社会结构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利益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城市的资源被更多的群体所分享，这其实就是一种利益博弈，意味着每一阶层都能寻找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强势的群体成为社会的主流。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民只能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虽然他们居住在城市，但从制度上，他们并没有成为城市社会中的一员，无疑是城市社会中的“边缘人”。要使农民工融入城市，就必须要有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合理的社会流动法则。

首先，劳动力市场应该具有开放性。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必须要有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以充分利用、开发劳动力资源。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力，认为要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就要有足够的劳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基本条件是：（1）首先劳动者是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他有权利出卖劳动力的使用权；（2）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主要取决于所有制形式以及相应的劳动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总体而言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就个体而言他们同时又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允许劳动者与足够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以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开放、完善劳动力市场，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流通领域。

就我国农村来说，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耕作的相对自主权和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农民也就有了自由流动的可能，农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同时，个体、私营、“三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只要制度允许，农村潜在的过剩人口就有足够的就业空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一度处于分割状态，这种分割主要存在于城市劳动者和农村进城民工、本地劳动者与外来劳动者、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劳动者之间，其表现是劳动条件和收入水平悬殊。二元结构的现象也已经在城市社会内部表现出来——“一城两制”，存在城（有本地户口的人）与乡（没有本地城市户口的人）之间的分割壁垒。这种差异最近几年在不断地缩小。

其次，社会流动具有必然性。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生产效益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益高的部门流动是必然的。马克思对社会流动以及流动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对社会法则进行归纳时，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马克思用阶级对抗、分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这也反映出马克思对社会流动的一些看法。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两极分化也意味着中间阶级或阶层（处于两大对抗阶级之间）流向两个对立的阶级，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加。“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无产者的壮大是残酷的竞争导致贫困、破产，而向下流动。但同时，马克思还看到，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的人数会出现增加的趋势。马克思在其著作《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指出，马尔萨斯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从事劳动的人）成为总人口中日益较小的部分（虽然绝对地说也在增加）。事实上，资产阶级社会的进路也是如此”。这显然隐含资本主义制度将导致社会流动的不合理，大多数人只能向下流动。马克思还在文章的另一处说道：“里嘉图忘记指出的事情是：在以劳动者为一方，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的中间，还有一些中间阶级人数在不断增加，这些阶级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靠收入来养活。”的确，我们可以从经典作家中寻找社会流动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可以从他们现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观念入手，分析造成工人向上流动受阻的成因。

列宁重点论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意识到迁移对农民思想意识方面变化的影响，“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他认为：“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在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里，土地是人们维持自身生存的唯一源泉，是安身立命之本，“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是应该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然要打破这种传统格局，让人们接受迁移是常态的观点。

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样，社会的流动频率增加了，才能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能够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有机会通过自致性规则实现向更高层次流动的愿望。为了寻求更多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农民走向非农产业，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合理。

三 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工业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条件做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残酷历史。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伴随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因竞争而破产的手工业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农业劳动者与土地分离，这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马克思指出：“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这深刻地揭示出劳动力转移的条件是城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城市区域的扩展，增强了城市作为区域中心的聚集效应。正如恩格斯在谈到伦敦时所说：“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当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使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都很难提高。只有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现代工业才有更广泛、更稳固的农村市场。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

在论述大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末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可见，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的直接原因。当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程度时，农业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相对减少，大量绝对过剩的人口便流入城市。

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使城市人口稠密化，而且使农村协作得到发展，使生产手段得到改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非农生产领域，“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列宁指出：“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列宁的这一设想为城乡融合提供了很好的理论途径。

必须说明的是，经典作家有关劳动力资源及其转移、流动，以及对城乡问题的看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一定的启示。但是，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能脱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是由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方式也会不同。根据这一启示，结合我国目前的现实，解决我国农业“过密化”问题，要走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