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经济学、社会学关于流动的主要理论

以上考察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经典作家关于劳动力资源与流动的理论阐述。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经济学中，人口流动及其带来的收益问题都始终是其难以绕开的话题。经济学较为关注劳动力转移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人口流动被定义为劳动力流动，而社会学视角的人口流动是社会流动，两个视角的融合是本研究又一重要理论工具。

一 劳动力流动：经济学维度下的流动

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别从微观、宏观层面展开：（1）二元经济理论，包括以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为先导的二元经济（Dual Economies）模型以及费-拉就业转化三阶段论；（2）个人选择理论，主要包括唐纳德·柏格（Donald Bogue）等提出的“推拉理论”以及托达罗的期望收入理论。

（一）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概念主要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20世纪50～60年代，有经济学家以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为基础，认识到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转移到工业部门使劳动力得到重新配置，从而使经济得到持续增长。劳动力迁移理论尤以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最为著名，他们共同描述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并试图证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可以使经济不断发展。

1．刘易斯就业转换两阶段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人口流动模型，从宏观层面对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流动做了阐发，认为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1954年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这一理论又在《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1958年）、《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1972年）、《再论二元经济》（1979年）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在这些著述中，刘易斯更为细致地阐述了有关见解，尤其是对无限劳动力做了进一步阐发。这一理论后经许多经济学家发展，形成了两部门理论（Two Sectors Theory）。刘易斯的理论框架体现在两个方面。

从初始条件来看，刘易斯进行逻辑分析的假设条件有两个：（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刘易斯提出了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结构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的理论模式：“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力生产率极低，只能‘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它的产品不是用资本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它被称为‘非生产性’的原因；另一个是现代方式进行的，使用再生产资本而谋取利润的‘资本主义’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较高。”在他看来，第一个部门是传统的农业，传统的农业部门内，人口多、资本少，自给自足，拥有大量的失业和隐形失业者，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而第二个部门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工业部门的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这两个部门之间最根本、最关键的差别就是劳动效率不同，一个属于劳动密集型，一个属于资本密集型。两个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存在是现代城市部门能吸收传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2）无限劳动供给。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是农村存在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不存在失业问题，在竞争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被完全吸收之前，城市工业的工资将保持不变。

刘易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能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很低，并且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没有都不会影响部门的价值）。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占的比重较大，有大量的劳动力，工业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也往往可以按照现行不变的工资水平雇用到所需的劳动力。第二阶段，以低生产率为特征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农业生产率由于劳动减少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也会相应地增加。农民的收入要增加必然要求工业部门也相应地提高工资，如果工资没有提高，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自动地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这时，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当传统农业部门逐渐摆脱了剩余劳动力的包袱，实现现代化，农村生产率就会提高，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这时，如果工业部门要雇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来与农业部门竞争，工农业就会均衡发展，城乡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将实现，二元经济就变成了一元经济。

刘易斯模式的重点是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在他看来，农业只是一个向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的消极的部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特征，发展中国家要从二元转向一元，最根本的就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要向工业部门转移。按照刘易斯的二元模型，“工业区域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农业区域。结果是工业区域可以提供比农业区域高得多的工资，这样的工资差别就吸引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厂。……刘易斯的模型仅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发挥作用：一是不存在农业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的制度障碍；二是拥有理想的信息流的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可实现完全竞争。”

刘易斯模型也引起了争议。其忽视了农业，只把农业作为劳动力输出部门，没考虑到城市也存在失业，这与现实有一定的脱节。应该看到，农业部门的积累，对于工业起支撑作用，农业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由于刘易斯理论存在许多缺陷，到了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由此进行了理论创新，形成了费-拉就业转化理论。

2．费-拉就业转化三阶段论

费-拉理论修正了刘易斯假定，提出了就业转化三阶段论。与刘易斯的重要区别是，费-拉二元模型颇为重视农业的地位，强调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工业和农业平衡发展，并提出工业应先采取资本浅化政策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上升，从而引起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恶化。费-拉就业转化理论把农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农业部门阶段，农业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在这一阶段，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无贡献或基本贡献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是多余的，他们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时，农业总产量保持不变，不会降低农业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因资源重新配置而释放出能量，提高了效率，同时获得超过维持生存限度的工资收入，工业产值也得到增加。

第二阶段：存在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力的流出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导致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粮食不足的情况。到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会使农业总产出受到影响，但工业产值继续提高，还提高了效率。

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部门已经商品化，农业劳动力已经变成竞争市场的商品。费景汉、拉尼斯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交界处称为“短缺点”（shortage point），这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现象；将第二和第三阶段的交界点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 point）, 进入商业化点之后，农业部门进入商业化阶段，二元结构结束。

简单地说，到第二、三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会减少农业工人人数和总劳动剩余。农业中逐步形成生产剩余，有利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和工业就可以共同发展。从表2-1可见三个阶段与工农业产值的变化情况。

费-拉模式与刘易斯模式都是以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分析的出发点。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对待农业的态度上，刘易斯模式关注的只是工业部门的积累。刘易斯模式把资本积累看成是工业部门扩张的唯一泉源，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而费-拉模式看到了刘易斯模式的缺陷，同时看到了两者的作用。而且费-拉的就业转换理论认识到，工农业部门必须平衡，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城乡统筹发展问题。显然，二元经济模型试图抓住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这对于我国转变二元结构具有指导作用。遗憾的是，刘易斯模型与费-拉模型的前提假定是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存在失业，以及在第一、二阶段的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不变，这些假设是不符合事实的。

另外，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D. W. Jorgenso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农业剩余与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剩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乔根森认为，他的二元经济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而刘易斯和费-拉的二元经济理论属于古典模式。古典模式假设存在剩余劳动力，而新古典模式则假设劳动力不出现过剩。在我国，完全寄希望于城市，或者仅仅依靠农村自身的就业机会来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这就必须加强制度创新、降低城镇流动成本。另一方面，农村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个人选择理论

刘易斯模型的假定是城市不存在失业，由于城乡存在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由此迁入城市。但从20世纪60～70年代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样，充分就业的假定就受到挑战，刘易斯模型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唐纳德·柏格的“推拉理论”与托达罗的期望收入理论均属于个人选择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个人或群体因对收益与成本（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那些因素就可以称为成本）的利弊判断而采取行动。推拉理论主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而期望收入理论的高明之处是对流动结果的“预期”，它是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推拉理论与期望收入理论都是从微观层面的阐述，并没有对部门之间关系进行分析，这与刘易斯和费-拉理论考虑问题的视角截然不同。

1．唐纳德·柏格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属于古典和新古典主义下的“均衡”范式。早在19世纪80年代E. G．拉文斯坦（E. G. Ravenstein）就对人口的转移进行了研究，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他阐明了人口迁移的动机，总结出“迁移七大定律”，其中经济原因是主要的，而受歧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舒适等也都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推力、拉力这两个因素对人口迁移的作用，实际上是复杂的过程。唐纳德·柏格等在20世纪50年代较为系统、全面地阐释了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从运动学的角度来看，人口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城市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具有拉力，同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劣势而形成了推力，农业劳动力总是在“推力”和“拉力”、“反推力”和“反拉力”的正负效益中权衡，从而做出流动的决定。“推拉理论”做出的假设是：人们的迁移行动是理性选择，迁移者对原住地与迁入地的信息有充分了解。由此，迁移者将从自身的发展进行全面衡量，以此做出是否迁移的决定。该理论阐释了劳动力转移的“推-拉”假设（push-pull hypothesis），说明了人口迁移的本质。“推拉理论”对流动的解释不仅考虑到经济因素，也考虑到社会因素，利用这一理论可以对农民工做出流动决策的内外驱动力做出较好解释。

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资源，人口流动是由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推拉理论”对人口流动的原因、动机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前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也是对流动成本与收益权衡的结果。产业间相对收入上的差异是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重要原因。农村人口的流动不只是因为第一产业生产率提高的排挤效应，而主要是因为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间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追求经济理性与市场理性导致的拉力效应。显然，第一产业职业结构的这种“低级化”，从反面衬托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高级化”，收入不足、不满意的工作条件和前景等“推动”了大批农民工进入创业行列。

因为“推拉理论”的假设过于简单，在现实中也很难成立，所以后来的诸多经济学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修改、完善，也有一些学者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对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分析中。1966年人口学家李（E. S. Lee）在美国《人口学》杂志上发表题为“迁移理论”的论文，将迁移行为的影响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流出地的影响，这种影响由正反两方面构成；二是中间障碍因素，指移民限制规定以及迁移距离等因素，包括物质的障碍、距离的远近、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自身的价值判断；三是流入地的影响，也由正反两个方面构成；四是个人因素，指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这也是对“推拉理论”的总结。

可以说，推拉理论涉及一些个人微观层面的分析，但主要是从效率、个人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因为推拉理论是以劳动力要素充分自由流动为前提，因此用推拉理论来解释农民工流动的动因还不够。

2．托达罗的期望收入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刘易斯二元经济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哈里斯-托达罗迁移模型（Harris-Todaro Model），该模型假定劳动力迁移取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工资的比较。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建立在城市存在失业的假设基础之上，与建立在充分就业假定上的刘易斯模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提出了“预期”这一概念以及期望收入理论，并提出用预期工资的均等取代工资的均等而作为基本的均衡条件，是发展经济学中具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托达罗预期收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合乎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决策源于预期的收入差异。个人的迁移取决于预期的收入、就业机会的大小、输出成本和等待成本。“根据哈里斯-托达罗的假说，答案在于移民者丢掉了一个有保证的乡村工资，是为了一个更高的预期的城市工资。”农村劳动力把农村的现得收入与进城后找到工作机会的预期收入做比较，才冒着失业的风险向城市迁移，这样就会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一句话，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而且取决于城市就业率或失业率，即农村劳动力做出流动的决策是对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与隐含风险的城市高收入的权衡。农业劳动者是否向城市迁移，取决于他们对在城市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托达罗的迁移模型是对推拉理论的进一步阐发。

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消解不能仅仅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要同时发展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如此才能最终消除二元性（duality）。托达罗模型的政策意义是：发展中国家要合理地解决人口流动问题，就必须制定全面的就业创业战略，逐步缩小城乡不均等现象。托达罗模型对人口流动与失业并存现象的解释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但是，它假定农业部门不一定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却有大量的失业，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不吻合。

在西方经济学家话语体系里，人们关注的核心仍是经济学层面的收入、劳动力等要素。而实际上，农民工流动有更深的含义。如果仅以经济学视角探察产业结构的变动、农村人口的流动，还不足以充分地反映特定情境中农民工流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

二 社会流动：社会学维度下的流动

社会学研究的社会流动比经济学研究的劳动力流动，在内容和含义上更广泛、更深刻。这一维度下的流动，主要侧重于对流动规则与精英模式的探讨。在具体表现上，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获得有两种类型：先赋性身份（ascriptive identity），指个人由出身门第而获得的身份地位，而地位的获得是由他所处的家庭或者阶级所决定的；自致性身份（achieved status），指个人社会身份地位和社会流动机会的获得是后天努力程度、个人能力大小决定的。社会身份体现了人们在特定社会结构模式中的社会位置，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会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影响社会流动的方向。

在帕森斯的著作中，社会地位、社会位置的继承被赋予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帕森斯认为：“有三种特征可以评价分层体系中的不同个体，它们分别是财产，或人类所具有的象征；品质，它属于个体，包括一些归属性特征，如种族、血统或性别，也包括一些永久性特征，如特殊能力；表现，或对个体履行其角色的评价——简言之，即成就判断。”帕森斯进一步认识到，继承是社会进化的起始状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社会结构将发生分化，继承和成就成为相对立的概念。传统社会重视门第、血统等归属性特征，而现代社会重视业绩，对社会角色评价的标准是实际的表现。

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社会流动模式、社会分层体系也不同。“在上向流动制度化的社会中，——在那里，是获得性身份而不是先赋性占支配地位。——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与社会层次中较高阶层的很强吸引力结合在一起，这为较高层次的阶层提供了某些行为模式。”

传统社会具有的封闭性造成了阶层之间隔离的、基本不流动的状态，使社会成员固定在一个社会身份上。而现代社会结构具有开放性特质，阶层之间容易出现流动，社会流动的机制、方向也发生了变化，社会成员更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看到了传统与变迁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许多前现代社会中所见到的那种财富、权势和身份关系，在一种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中结合或分隔的倾向，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而趋于消失。”开放社会是具有更多发展机会的社会，是一个可以依靠自身努力而改变地位的更为公平的社会。流动机会意味着人们会有更多的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随着市场的扩展，社会分层模式与标准发生变化。市场转型理论的代表人物维克多·倪志伟（Victor Nee）认为：

随着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越来越由政治结构转向市场制度，报酬的分配将会朝着有利于掌握市场权力而不是再分配权力的人的方向转变。……分层机制的变化源于以市场制度为中心的收益和理论机会的扩展。……以往在国家社会主义官僚体制和经济中被限制无法发展的群体和个人得到了通过形成中的劳力市场和私人企业经营来进行社会流动的机会。

在“再分配经济”中，生产者被纳入纵向的网络，然后通过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再进行从上而下的再分配，拥有再分配权力是获得精英地位的必要条件。否则，他们就会被排除在精英阶层之外。而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也改变了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这样，企业家就成为一种类似于官僚的社会成就的指示器。

社会分层是多维度的，精英也应该是流动的、循环的。精英理论的兴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英循环（流动）理论在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Gaetano MoYa）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那里有比较深刻的论述。精英理论的创始人莫斯卡在1896年《统治阶级》一书中就提出大众和精英二分，他同时认为阶层之间应该有合理的流动渠道，社会的底层精英也具有向上流动能力：“对于下层阶级来说，生活的逼迫、无休止地为果腹而奔波，和文化知识的贫乏，使他们保持着人类自强不息的原始本能和不断更新的活力。”帕累托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各社会阶层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来源于处在不同社会等级中的人的先天差别。虽然社会结构始终是不平等的，但社会成员应该是流动的，且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流动，社会下层应该有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帕累托在1916年提出“精英循环理论”（circulation of elite），他认为个人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是循环的。

如若统治者精英或非统治者精英试图拒绝来自公众的更新更具才华的成分输入，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么，就会破坏社会均衡，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帕雷托说明，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贫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的话，在改革这种局面之前，将会出现国家和社会失衡。纠正这种状况的办法是开拓新的流动渠道。

帕累托的目的是建立社会平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帕累托的学生玛丽·克拉宾斯对不同类型的精英流动做了划分，他提出精英的流动方式：“其一是统治精英内部不同类型之间的流动；其二是精英同人口的其他部分之间的流动。有两种表现，一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有可能成功地进入现存的精英人物圈子；二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可能组成新的精英集团。”他认为处于底层的群体或个人，具有流入精英群体的可能性。

对精英替代模式的讨论，最早是在东欧学者中展开的。匈牙利学者汉吉斯（Elemer Hankiss）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一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有产阶级。”波兰的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也认为：“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典型特征是，原有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成为积累财富的手段，市场机会的多样化会使精英的产生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这集中体现在精英的形成和继替模式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向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和分层结构的影响，会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中的精英形成和继替模式的分析，又直接涉及到向市场转型过程对机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会给哪些人提供机会，使之成为社会精英？”

社会精英产生有其特殊的“场域”，这体现在他们所具有的“资本”优势上。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在《职业流动与共产主义的政治秩序》一文中，基于对中国的研究，同意社会主义精英群体包括管理者精英和专业化精英的观点，但同时强调进入精英群体的途径、标准是泾渭分明的，各个领域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魏昂德提出：

进入管理者精英群体需要有高学历、良好的政治素质，其职业享有相当的社会声望和权威。而与此不同的是，进入专业化精英的途径，需要有高学历，但不要求有政治资本。他主张通过社会流动结构观察和分析政治秩序，分析精英阶层的形成过程。

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期，精英的形成与流动既带有总体性社会的特征，也带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在总体性社会中，政治资本是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精英被称为总体性精英。“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阶层的利益。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到了现代社会，由于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在非精英群体中出现了许多没有“社会背景”的精英群体，这加速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

由此，社会流动理论分为二大学派：美国学派与欧洲学派。美国学派认为个人的态度与行为是导致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强调社会位置的不同是个人的素质，特别是接受的教育与掌握的技能不同而造成的。而欧洲学派认为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人们社会位置、社会地位的不同主要是结构性安排的结果。欧洲学派与美国学派在社会流动方面持不同观点。在这一理论背景之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M．布劳（Peter M. Blau）与奥蒂斯·达德利·邓肯（Duncan）提出个人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式。在他们看来，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体现，职业流动受到先赋性和自致性双重因素的影响，他们对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成为社会学领域研究职业流动的经典。他们首先在理论上假定在工业化社会中，个人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获得，受到个人生命周期中出现的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以及本人的初次职业和教育程度等自致性因素。然后，再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代际、代内流动过程的研究建立他的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模型，揭示职业变迁中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家庭背景在初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要大于本人教育水平，从中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的高低。

布劳看到，社会位置间的流动、分布改变了职业结构，从而也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包含了个人在不同的职位之间的所有流动，包括了职业流动和迁移。朝一个方向的过量流动会改变人们在社会位置之间的分布，因而也会改变社会结构。”自1967年布劳、邓肯发表《美国职业结构》以来，人们对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一直以分析职业地位的获得为中心，职业结构成为社会分层和阶级划分的主要基础，成为社会流动研究的主流模式。

雷蒙·布东认为社会地位的获得，既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地位分配，又依赖于个人特质，特别是出身与教育的分配，这两种分配的不一致导致社会流动现象。这就支持了以下推断：在其他条件都平等的情况之下，教育制度越发达，精英的比重相对于社会继承者的比重就会越大，更靠个人的能力。在地位获得过程中，个人行为选择必然会影响社会结构安排。这一学派是在批评两种整体论范式，其以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为基础，并且获得了成功。布东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一致，都认为社会学只能通过考察某些或许多独立的个人的行动才能前进。但他同时也擅长与注重数学和统计分析，他的主张与传统的欧洲大陆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另外，柯林斯与吉登斯在理论领域里也发出了挑战。

而在当代社会流动理论研究中，人们对制度因素研究的倾向也初见端倪，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维克多·倪志伟提出的“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转型理论。倪志伟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作用的扩大，对再分配权力提出了挑战，削弱了再分配权力的地位，并且形成了新的机会结构，使一些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新的机会结构而实现阶层之间的流动。倪志伟提出三个论题与十个假设：

市场权力论题是指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会涉及权力的转移，这种转移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市场刺激论题是指市场对直接生产者提供强有力的刺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对人力资本特征的更高报偿。那些受过教育的农民，可以对政策转变和政治形式的变化更为敏感，从而能抓住其中的机会；市场机会论题是指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在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会形成进入市场的新的机会结构，市场将成为社会经济流动的另一渠道。机会结构的变迁将使企业家成为一种类似于干部的社会成就的标志。

倪志伟的市场过渡理论强调、分析了制度安排的惯性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市场化改革冲击了传统的资源分配结构、动摇了农村封闭的社会结构。农民职业结构和就业状况的改变成为农民地位发生变化的重要变量，农民工流动之后获得了新的社会位置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从农民工流动的制度安排感觉到社会结构因素对他们的流动动机转化为行动所带来的影响。

显然，精英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社会结构变化与精英的流动之间有密切联系。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改变了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社会流动形式由以复制式为主转向以替代式为主。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创建，有利于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形成更多的社会精英。中国社会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常规化”（routinization）成为社会流动的特征。在开放社会中，社会流动的频率提高，人们的身份获得由以先赋性为主转向以自致性为主，社会流动规则也由先赋性规则向自致性规则转变，后者随之成为社会流动的主导规则。但现代社会结构的生长是渐进的，目前，由于经济体制的实施、资源配置的合理安排，以成就为依据的原则成为社会现实。这一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出新的社会结构要素，各种社会关系也开始重组，由此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主体，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结构上的变革资源。显然，农民工群体中精英的塑造（crafting）与流动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合力，其形塑受到宏观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农民工流动体现为一种社会流动，农民工流动过程是发展机会获得、社会地位变化的过程。

三 分野与融合

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互动关系来看，劳动力流动现象受到普遍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经济学和社会学进行融通研究的重要人物。社会学是经济学的基础，脱离社会学而独立研究劳动力流动是片面的，社会流动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经济学、社会学关于流动的理论阐述中，已经预设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互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经济学与社会学对流动的解读是双重的：（1）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追求的是更高的经济效益，主要解决效率、成本与收益的问题，侧重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效益；（2）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行为，追求的核心是社会效益、社会公平。在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效率优先带来了“后市场化问题”, 单靠市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时，就要反省以效率优先的标准了。现在，制度经济学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注意到资源配置的权力与公平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德曼（被美国《幸福》杂志评为“西方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提出：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依靠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一样的，此外两者的权重也不同。

当今的社会现实已经表明：单靠经济学无法解决后市场化问题。社会学和经济学有相互借鉴的必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也开始向经济学领域渗透，将社会因素放入市场以及社会流动的情景中。欧洲经济社会学主流学者、瑞典著名社会学家里查德·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研究领域进行了归纳，跳出了那种只把市场作为价格机制，而不把市场作为社会结构来考察的圈子。斯韦德伯格强调了经济分析中引入社会结构、制度分析的必要性，“斯韦德伯格把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概括为——从受利益驱动的个体行动出发，在经济分析中引入社会结构——是十分准确而有见地的，突出韦伯探讨经济的社会行动（economic social action）时力主将因果分析与意义理解两种进路结合起来的一贯思想。……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在197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中得到了响应，以诺思和威廉姆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利益驱动入手，试图发展出一套将社会性行为考虑在内的方法，而以格兰诺维特和怀特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则反过来，想了解经济行动和利益是如何嵌入社会结构的。他们延续的都是整合利益驱动和制度制约的进路。当代社会科学实践已经表明，单靠经济学是无力胜任这一任务的。”社会学着眼于社会行动或指向他人行为的行动，因此这一研究进路也为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勾勒出发展的前景。

应该看到，社会学对流动的解读是“双轮”的，对人们的流动行为的分析必须从制度因素（制度论）和非制度因素（文化论）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因为社会行动者既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是“社会人”。对于主体的行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人们的行动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从制度论角度可以对人们的行动做因果性说明；（2）人们的行动还受到利益的驱动，包括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文化论角度可以对人们的行动进行意义理解。在互动网络中，人们的市场行为应同时结合法律、政治与文化等因素，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也应是多角度的。从社会学视野下来看，流动既关注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又关注劳动力从一个社会位置转换到另一个社会位置的过程，主要也是探讨社会公平问题。这给我们以启示：经济学家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公平、机会平等，以利于社会稳定。劳动力流动研究的这两个理论脉络——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再加上社会学视野的扩展以及两个视角出现的融合趋势都有助于理解社会流动现象，对政策研究也起导向作用。

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流动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失衡，这体现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对农村社会结构调整而言，关键是要推进农民的“非农民化”。农民工来到城市，城市社会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商品生产的成本，而农民工也从中得到了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多的社会性收益（文化因素、生活方式改变等）。一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和农村贫困”的报告指出：“约99%的中国贫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大部分是在西部省份，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服务不发达、自然环境脆弱、对于农业的依赖强。这些地区从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加中受益的可能性最小。”当今，政府改变了扶贫的策略，开始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引导农民工就业和创业。

在经济学领域中，也有许多学者关注“社会”问题，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引起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学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内容。运用、理顺两者关系，进入学科之间的交叉视角，才能使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更加协调、更加一致。从另一角度来看，体制改革、城市就业机会增加构成了社会流动的结构背景，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变化，而单向地从产业结构调整出发探寻劳动力在三产间的流动是存在缺陷的。由此，从社会学与经济学两个思路的融合入手，才能真正理解流动所蕴含的本质，也才能对农民工创业行为路径进行更详尽的分析与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