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宗派主义

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文化人类学领域研究者十分乐于探讨的话题。“民族文化的聚合是基于地理定位形成的”，“可以认为地理先于某些重要变量，如语言、种族、气候和宗教，而这些变量被认为对某些文化维度具有影响”。[1]自然和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根本的深远影响。

阿拉伯半岛孕育了阿拉伯固有文化。阿拉伯半岛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北部是沙姆和伊拉克地区，南抵印度洋，“半岛的面积为320多万平方公里”[2]。“半岛以西部最高，向东逐渐低下，至阿曼又复隆起”[3]，“这个半岛上主要的土地可以分为沙漠和草原。”[4]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环境“位置闭塞，水源匮乏，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5]，半岛上没有一条常年流淌的河流，阿拉伯半岛的气候特点则描述为“最干燥、最炎热的地方之一”[6]。

“阿拉伯半岛是一个沙漠半岛”[7]，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阿拉伯半岛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决定了在阿拉伯半岛上生活着的主要是贝杜因（阿拉伯语词“”的音译，意指“游牧的”）人，其生活方式主要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社会制度、组织形式主要以部落、氏族为单位。

一个社会的制度属于该社会的中层文化，社会制度对深层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贾希利叶时期，逐水草而居的贝杜因人以血缘关系集结成部落，在沙漠中不断迁徙求存。“在贝都因人的社会里，社会组织单位是集体，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有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员时才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8]，这种社会组织的制度与模式，源于沙漠部落生活的需要，“集体的组成，对外是由于抵御沙漠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的需要，对内是依靠以男系血统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础”[9]。因此，贾希利叶时期阿拉伯人的社会制度从总体上来讲，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社会，部落组织是这一社会的主要组织细胞”[10]。

“在阿拉伯半岛，一个帐篷是一个家庭，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的帐篷连成一片，构成氏族；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氏族组成一个部落”[11]，贾希利叶时期，阿拉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这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落与氏族关系。“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他们只有部落意识。”[12]这一时期，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形式对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心理、思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血缘关系是社会成员关系的纽带，在社会部落文化的影响下，基于血缘的宗派主义也成为“阿拉伯固有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之一。

贾希利叶时期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主要是以游牧的形式生活，没有固定的生活据点，主要是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地在沙漠中迁徙，与别的部落争夺水草等有限的沙漠生活资源。游牧生活中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生存的，必须依赖群体的实力才能与自然灾害、人为战祸抗争，因此，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与部落便是贝杜因人最重要的依靠。贝杜因人视部落为最神圣的组织系统，视部落利益为自身利益，因此“形成极端的部落宗派主义”[13]。而“对于部落来说，血统的纯洁性是头等大事”[14]，这种部落宗派主义的根源就是血缘与血统，血缘关系成为氏族部落组织的重要根基，宗派主义也因此成为部落文化的重要因素，“这种‘部落宗派主义’就是部落政治力量的源泉”[15]。

在沙漠贝杜因人的部落生活中，一个帐篷代表一个家庭，许多个帐篷合成一个扎营地，构成了一个氏族，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合成一个部族。同一个氏族的成员之间，互相承认对方的血统，并服从于一个领袖的权威，使用统一的口号。“血缘关系，不管是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只须吸取某氏族成员的几滴血，就能取得那个氏族的血缘关系），是维系部族组织的重要因素。”[16]

本章将从语言学视角下对部落（集体）的重视、沙漠中阿拉伯部落的宗派主义价值观取向、阿拉伯文化传统中发达的宗谱学、部落宗派主义的存续等角度来阐释“阿拉伯固有文化”中的宗派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