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意义

面对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我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开头的一种说法，这是一个科技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科技最坏的时代。说它好，是因为人类以为科技能够拯救世界和自己，坚信科技、崇尚科技、依赖科技已经内生为人类的一种价值信仰；说它孬，是由于人类认为科技将毁灭我们的生活，疑虑科技、排斥科技乃至“反科技”（虽然一厢情愿，并不现实）有时也会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这是两种极端的观念，不是把科技神化就是把科技丑化，很难说，谁就掌握了真理的全部，充其量也只是各自发现了科技有利或有弊的事实那单一面，最多拥有片面的识见。古今中外，多少学人志士围绕着科技伦理问题，苦心思索，费尽脑汁，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从而不断地深入推进科技伦理思想的研究。

从国外研究看，关于科技伦理思想的研究，自古希腊的学者毕达哥拉斯提出数学伦理思想、团体道德准则与道德修养论起，中经近代法国卢梭对科技与伦理道德关系的探讨，后来到马克思（科技异化思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创立）、默顿（五条规范）、海德格尔（技术本质之思）、卡尔·米切姆（技术责任伦理）、乌尔里希·贝克（科技风险）等思想家们独辟蹊径，各有建树，思想发展的轨迹一直延续至今。

当今，关于科技伦理思想的研究者核心队伍，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理事会下属的“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科学道德与责任常设委员会”。2002年9月，该委员会已将世界各国不同类型的伦理标准做了一个全面研究，出台了《科学伦理和责任的标准：经验性研究》《科学伦理和责任的标准：内容、背景和功能分析和评估》和《伦理标准的定量数据》等文件。国际上，早就有《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生命伦理学普遍规范》等，这些国际性的伦理规范和准则的制定和通过，是社会就某些价值判断达成的协议。它们是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基于文明发展可以做出的基本的道德判断和选择。

就研究发展趋势而言，国外学界特别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仍是研究热点，两者相互促进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作为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一直是科技伦理学的逻辑起点。虽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联系的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从哲学上寻找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沟通的桥梁，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利益的科技伦理思想，正确规范科技工作者的活动和人类使用科技的活动，仍然是关心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学者们潜心思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②对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强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大大增强，技术的双重效应日益突出，对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的探讨已上升到建立制度和立法规范的高度。目前占主流的思想认为，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对科研成果的准确性负责，还要对这种科研成果应用于社会产生的后果负责，科技工作者不仅在科研活动中负有道德责任，还有义务在科研活动前和科研活动后，多关注其社会影响，努力使科学造福而不是祸害社会。③形成了众多分支学科，科技伦理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各门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不断分化综合，形成许多新的分支科学，从而形成许多不同的科技伦理学分支学科。现代西方科技伦理学的主要分支有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宇宙伦理学、核伦理学、工程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等。这些分支学科推动着西方科技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方向发展，并日益成为应用伦理学的核心。④科技伦理思想的关注主体越来越广。一方面，自20世纪以来，科学理性在取得光辉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活造成了深深的困惑，人文科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过去只关心科学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科技工作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伦理道德领域。伦理道德成了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心的东西。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本身从“小科学”向“大科学”时代的转变及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科学技术已不再是科学家的事情，历史上只适用于科学家的研究活动的科技伦理思想也增添了一些新内容：政府及其他决策者（如企业）、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态度以及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伦理规范。

近年来，国外的科技伦理思想研究朝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更偏重于对现代科技的“高风险后果”的伦理研究。如，欧美国家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已探索出了“科技治理”的新视角，很值得借鉴，即通过发展出一种各有关利益方（政府、科学界、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相互协调的机制，使科技走向民主化，确保科技真正造福人类。他们的研究视野、思路和方法都可供我们借鉴。又如，美国圣母大学约翰·莱利科学、技术和价值研究中心，于2013年发布了《2014年科学技术领域中将出现的伦理困境和政策问题》报告。该报告旨在督促科学家、政策制定者、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大众对未来随着新技术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

中国自古以来在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就既有庄子论“机心”的思想，也有“以道驭术”“医乃仁术”的伦理思想。但对于中国人来讲，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舶来品，我们没有与此相对应的传统与经验，因而在科技伦理思想上存在先天不足，可资借用的理论资源并不多。同时，我们的文化也缺少对于至善的一种普遍的形而上思考，故而，在面对社会结构整体变迁之时，我们原有的伦理规范大多处于失灵状态。因而科技伦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亟待开拓的处女地。

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学界科技伦理研究，一开始主要探讨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后随着科技负面效应的突显，研究迅速转向对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大多结合我国发展现实，探讨科技与社会发展、科技异化、科技风险等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开始涉及科技伦理研究范式的转型、科技决策的伦理、科技伦理价值研究等问题。如徐少锦、宋惠昌、余谋昌、甘绍平、张华夏、殷登祥、韩东屏、杨怀中、王前、李宏伟、赵迎欢、陈翠芳、陶明报、庄友刚等人，都有代表性专著出版（均见本书参考文献）。论文方面，关于科技伦理思想的研究，截至2016年11月1日，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显示，以“科技伦理”为题名的文献共有914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711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86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6篇。进一步以“科技伦理价值”“科技伦理价值冲突”为题名，检索到的文献不多。

国内众多学者围绕着科技与道德的关系、科技道德准则、科学家的人生价值与道德修养、科技应用的伦理问题等，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科研伦理问题。分析了科研伦理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以及科学与道德的关系、科技道德评价、科技道德教育和科研道德修养等问题。第二，关于科技伦理问题。揭示了科技异化、科技伦理困境，探讨了科学与人文、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等，进一步丰富了科技伦理的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的科技伦理思想研究触角，已更多地转向科技发明和使用中的伦理学前沿问题，除探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高新医疗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网络技术等专门技术中的具体伦理问题之外，更多地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的是：科技发明和使用中三个具有普遍性的科技伦理问题：科技伦理范式、科技决策伦理、科技伦理价值研究。

可见，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思想资源。但我们也发现不足之处：第一，国外研究，都是基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或东亚地区的科技强国的社会条件、发展环境和文化传统，更侧重于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审视维度，其研究方法虽对中国研究有借鉴作用，但其内容和结论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第二，总体上讲，国内大量科技伦理研究，非常值得肯定，但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加强。

从科技伦理研究趋势来看：第一，从研究视野看，科技伦理的研究由于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即由“常规科学”转换到“后常规科学”时代（一是“大科学”的诞生，二是“产业科学”的涌现，三是各种跨学科研究模式的展开），“后常规科学”意味着科技活动更多地与活动主体的利益和需要攸关，促使它出现了由原来的认识论视野转换为价值论视野的研究趋势。第二，从研究方法看，科技伦理的研究出现了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融合的研究趋势。第三，从研究内容看，弥补了一定的研究空缺，建构了完整的科技伦理学科体系，凸显了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的研究趋势。第四，从研究结果（对策）看，科技伦理的研究出现了从思维逻辑转向实践逻辑研究，注重从实践可操作性角度探究科技伦理的作用机理和途径的研究趋势。本书关于“科技伦理价值冲突及其化解”的研究，也是当前备受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1．理论意义

首先，科技伦理价值冲突及其化解问题的研究，能够有力推进“科技伦理学”自身学科基础理论建设，也有助于拓宽相关学科研究的理论视野，促进相关学科发展。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迅猛与科技伦理发展的相对滞后现象，已有目共睹。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在为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丰富了科技伦理学的内涵，促进科技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科技伦理主体、科技伦理关系、科技伦理机制的缺失；另一方面，科技伦理在有力地保证科技发展方向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技的发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科技伦理价值冲突现象不断涌现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事实的存在也已引起了科技工作者和伦理学家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视，“科技伦理价值冲突及其化解”问题理所当然地会促使学者们投入到这一领域研究中来，其研究成果也势必会促进相关学科发展。因而，从价值论角度分析科技伦理价值冲突的含义，研究这些价值冲突发生的背景，揭示这些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根源，分析各种科技伦理价值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寻求各种避免和化解科技伦理价值冲突的可能途径，从而为这种价值冲突的缓和与最终化解提供某种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

其次，科技伦理价值冲突及其化解问题的研究，能够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科技界的认知、认同的践行方式和有效途径，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重要保障，是尊重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规律的题中之意。目前，中国的科技事业迅猛发展，科技投入大幅增加和从业人员大量增长，科技伦理问题研究正越来越成为显学。科技伦理研究能够引导和规范科技实践行为，防止或减免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巨大风险。从价值论的视角看，任何对科技的滥用、误用和不恰当运用等科技异化现象的发生，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人的价值冲突、价值观念冲突以及化解困境层面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科技伦理建设的行动指南。科技伦理研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标尺和精神纽带。笔者把科技伦理价值冲突问题确定为科技伦理学的实质问题，如何处理现实科技活动伦理关系中的价值矛盾和冲突，如何走出科技主体的行为选择所面临的伦理价值取向的两难境地，是学界面临的一项急迫任务和挑战。

2．实践意义

首先，科技伦理价值冲突及其化解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特别是科技人员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在科技界得到具体落实，需要形成价值自觉和共识。在高科技时代，只有真正理顺“科技与人”的关系，才能实现科技快速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向同步。本研究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价值观，使人反思自己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和利益，认清科技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工作理念，进而明确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处理好科技与伦理的关系。本研究也有助于人们提升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认识与评价水平。在价值冲突面前，人们会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难以做出选择。只有厘清道德认识、调节好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才能进行合理正确的选择。

其次，科技伦理价值冲突及其化解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国家科技发展政策和行动提供一些决策依据和选择参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伦理道德规则也需要随之完善。本研究可以使人们发现现有科技伦理道德规范要求中需要补充与创新的部分，从而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补充与完善。目前国内对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明显难以满足当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例如：①我国近年来连续发生了四起（厦门、大连、宁波、昆明）因当地政府欲上大型化工污染PX项目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面对引进有污染科技项目而招致“发展地方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两难抉择，目前均缺乏理论指导与实践决策依据，都少有事前的科技风险伦理评估与预警工作。②国内因推广转基因作物而涉及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引发从普通百姓、知名人士（方舟子与崔永元）到61名院士（联名上书中央请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激烈论战，直到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和明确表态，其实质也是涉及推广转基因作物是否具有重大科技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问题，但理论界显得有些失语。③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件引发全球各国警觉，一度停建缓建核电站项目成风，但时至今日各国又有重新上马趋势（包括日本和中国），其背后仍然隐含着科技风险与利益获取的权衡与张力问题，需要进行科技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