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术创新

其一，本书是第一本从意识的角度出发的翻译学著作，以意识对翻译的支配作用与翻译对意识的反作用力来诠释中国翻译史的译事演化及关于某些名家名译的论争。这是一个新的诠释角度，并期望能够形成新的诠释模式。

其二，关于意识的学科定义与分类的创新。意识（consciousness）是一个多学科的复杂概念。心理学、生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都研究意识问题，但各有侧重。即便是来自同一学科的不同学者，给意识下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心理学界对于意识问题最为关注，但至今未就其定义达成共识。比如，美国心理学家F.J.布鲁诺（F.J.Bruno）主编的《心理学关键术语辞典》（Dictionary of Key Words in Psychology）提出：“意识即对外部世界和个人自身存在的认识和觉知。”[2]美国心理学家大卫·松本（David Matsumoto）主编的《剑桥心理学词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提出，“[意识]是关于个人主观体验的现象。这种体验在本质上是可以感知、记忆或想象的。它跟环境与生理状态互动，所以导致主观体验在状态或层次上有所变化。”[3]国内心理学研究权威彭聃龄则认为意识是一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复杂概念，它既是一种觉知，也是一种高级的心理官能，更是一种心理状态[4]。哲学层面的“意识”是一个与物质相对立的概念，涵盖知识、思想、观念、幻想等。比如，英国哲学家A.R.莱西（A.R.Lacey）主编的《哲学词典（第三版）》（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Third edition]）提出，意识涉及对（相对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自我的认知[5]。政治学上的“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即“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包含但又不仅限于意识形态[6]。不过，上述这些定义均不宜照搬到翻译学中来。此外，历史学、宗教学与翻译学等学科经常涉及意识问题，但迄今未见有学者给予明确的定义。

本书采用的意识概念偏向于早期心理学所下的朴素定义。我们认为，意识是人类大脑对大脑内外表象，尤其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感知、觉察与反映。这种感知、觉察与反映是主观的、能动的，是经过加工改造的[7]。意识可以呈现为识见（或称“见识”）或先入之见（先前的看法），感觉或觉察，目的或（心理）自觉以及各种心理过程（各种精神活动或心理变化）[8]。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意识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歪曲或虚幻的；即便正确，不同的意识在广度与深度方面也会存在差异[9]。但是，无论正确与否，意识都在无形中影响乃至支配着人类的行为。

按影响范围的不同，本书将意识划分为个人意识、群体意识、地域意识、社会意识与国家意识五种。这主要是因为，同类型的个人意识合起来构成群体意识，同类型的群体意识构成地域意识，同类型的地域意识构成社会意识；社会复杂多变，其核心是国家，而国家的核心机器是政府，政府意志生成国家意识。

每个人都有个人意识。个人意识既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家庭、教育、社会交往以及个人的生活实践等外部因素的影响[10]，也受到个人的生理条件、思维结构与心理条件（包括目的、感情、意志）等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11]。就翻译而言，个人意识更多的是译者在其文化背景（包括哲学思想、宗教理念）、语言能力与知识储备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其着手翻译的源语文本产生的反应。这种反应既可能是不自觉的本能反应，也可能是经过思索之后的反应。先入之见不可避免地会干预译者对翻译对象的认识与理解，而外界刺激或理性思考可能会进一步放大或调整先入之见的影响力。

群体由诸多个人组成。有个人意识自然就会有群体意识。群体意识是群体实践的产物。换句话说，相同或相似的地位和经历使得同一群体的成员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意识。而且，虽然群体意识与整个群体共存亡，但它又具有历史继承性，其精髓可能延续下去并被赋予新的内容。[12]历史上，不乏一些具有某种共同背景，或者经过某些类似训练，或者成长于类似甚至或同一意识形态的译者群体。这些译者群体对其翻译对象的认知或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共性，而这种共性直接导致其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趋同。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们大量采用索隐研究方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地域意识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13]地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地域文化，即一个地区受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当地人共同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人文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带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文化形态[14]。处在同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同一地域的人群很容易就会拥有某些思维共性，并在其同类活动中呈现出地域意识。比如，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福建一直处在中外交流的前沿。福建人也因此对翻译之用呈现出较为普遍的敏感度，并且逐渐萌发了一种遍及八闽大地的翻译意识。到了近现代，福建的这种翻译意识迎来了大爆发。大批福建翻译家走上历史舞台，并以其全方位、多层次的翻译活动强势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

社会意识比地域意识的影响范围更广。必需指出，本书所说的社会意识并非哲学维度中跟社会存在相对应的那种社会意识，而是指构成社会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诸多人群在思维、精神、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共性。社会意识既有个体复杂性，更具有可弥漫的特性。比如，在17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向往从一个国家蔓延至多个国家，形成了一股“中国热”。就翻译而言，这主要表现整个欧洲社会对中国典籍的普遍的共同的研究兴趣与译介热情上。

比起社会意识，国家意识所能够产生的影响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它既是一种政治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文化辐射力[15]。在一个国家当中，政府通常都是最为强势的一方。政府可以支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国家意识就体现为广义上的政府意志。就翻译而言，倘若国家有了什么需要，政府就可以采取各种举措来刺激产生相应的翻译高潮，或者可以直接操纵翻译产品的导向。

其三，本书作者是率先讨论索隐式翻译的外语学人。本书从群体意识的角度重新讨论耶稣会士的索隐式翻译，并考察索隐派将西方文学译介到中国时采用的准索隐手法，证明其群体意识的一致性，并从西乐人群体拒绝中国国乐，造成国乐文献负面译介的情况再次论证群体意识对翻译的支配作用。

社会、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翻译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维度，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