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结果

（一）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民意基础

我们首先对二孩配套政策的民众支持度进行描述性分析。表2 列出了广东省公众对多项二孩配套政策的支持程度。就单一政策而言，支持度最高的是第（4）项“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63.9%），之后依次是第（7）项（59.6%）、第（2）项（55.0%）和第（1）项（51.5%）。相对的，第（3）项、第（5）、第（6）项的支持率较低，均未超过半数。从整体上看，广东省居民二孩配套政策总体支持度的均值为3.67，处于中等水平，且差异很大（SD=2.307）。从政策领域上看，儿童照顾政策支持度更高，教育政策支持度次之，医疗卫生政策支持度最低。可见，新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众支持，说明满足了公众的紧迫需要，故假设H3.2没有得到支持。

表2 广东省公众对全面二孩配套措施的支持程度

（二）全面二孩配套政策民意基础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验证二孩配套政策民意基础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将控制变量和三组自变量依次加入回归方程中。从表3可见，随着三类变量的逐渐加入，模型的解释力度（伪R²系数）从模型1的0.3%上升到模型4的2.4%，各变量系数的方向保持一致且大小变化较小。其中，个人自利变量对模型解释力的贡献最大（模型2的伪R²系数较模型1上升了1.9个百分点），这说明个人自利是解释二孩配套政策整体支持度差异的最主要路径。模型5采用了OLS回归，其系数与采用序次逻辑斯蒂回归的模型4十分相似。这说明因变量（整体支持度）的任何相邻类别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

通过观察回归模型的系数，可以判断出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及其作用方向。首先，个人自利因素和价值观念因素对公众的整体支持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个人自利因素中，除了家庭收入阶层外的所有变量均显著地影响公众对二孩配套政策的支持度，这一结论与假设H1相符。其中，女性、年轻人、受教育年限较长、已婚、有全职工作且对工作-生活冲突的感知较强的居民更可能支持二孩配套政策。在价值观念因素中，两个变量均对整体支持度有显著的正影响，与假设H2相符。户籍状态对整体支持度的影响方向虽然与假设H3.1相符，但仅“本地户口”这一变量显著（“本地户口”在模型5中显著，且在模型4中的显著性水平非常接近0.05）。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党员对配套政策的支持度更高，而粤东地区的居民与其他地区的居民相比更不支持配套政策。

表3 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公众整体支持度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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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了不同领域配套政策公众支持度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对三类政策分别做了回归。如表4所示，三类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第一，三类政策均受到个人自利因素的显著影响。表5呈现了两个典型人群对三类配套措施支持度的可能性预测，其结果显示，个人自利因素对个体支持程度的影响非常明显。以儿童照顾类政策为例，年轻、已婚、受过大学教育且对工作-生活冲突感知较强的全职女性（人群1）选择0项儿童照顾类政策的可能性为19.2%，而选择3项的可能性为44.3%；相应的，年长、未婚、仅受过小学教育且未感受到工作-生活冲突的非全职男性（人群2）选择0项和3项的可能性分别为65.6%和8.6%（见表5）。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两类政策相比，性别和对工作-生活冲突的感知这两个变量对教育类政策支持度的影响不再显著，年龄的负面影响也有所减弱。第二，价值观念因素对三类政策的影响均显著，且系数方向均与假设H2一致。其中，公民的整体福利态度对三类政策的影响差异较小，就业态度对三类政策的影响差异较大。第三，政策反馈因素影响公众对教育类政策和医疗卫生类政策的支持度，但并不影响其对儿童照顾类政策的支持度。模型7和模型8显示，具有本地户口的公民更可能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相关的二孩配套政策，但户口状态并不影响公民对儿童照顾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度。由于儿童照顾类政策尚属于“新”政策，因此尚未形成一定的利益群体，故与其他两类政策不同，这类政策的公众支持度不受居民户籍状态的影响，这一结果与假设H3.2一致。同样的，儿童照顾类政策的支持度也不受公民的政治面貌和居住地的影响。

表4 三类配套政策公众支持度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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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对两个典型人群三类配套政策公众支持度的可能性估计（基于表4回归系数）

此外，为了进一步探究性别因素对二孩配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我们分别对男性和女性群体做了回归分析，自变量为除了性别变量以外的所有变量。由于差异大部分体现在个人自利变量上，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仅讨论男女群体在个人自利变量上的差异。由图1可见，一方面，各变量对两个群体教育类政策支持度的影响非常类似，这一结论印证了表4中模型6性别变量不显著的结果；另一方面，整体支持度、医疗卫生类政策和儿童照顾类政策在男女群体上有显著差异，并且差异非常类似。以儿童照顾类政策为例，两个群体在年龄、受教育年限、对工作-生活冲突的感知等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已婚、家庭收入阶层和全职三个变量上存在差异。对男性而言，已婚和全职工作会显著提高他们对儿童照顾类政策的支持程度，但家庭收入阶层的提高却起到相反的作用；对女性而言，是否已婚和全职并不影响她们对这类政策的支持程度（置信区间包括0），但家庭收入阶层的提高能增加其对这类政策的支持度。

图1 分性别各类政策支持度回归的个人自利变量系数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