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讨论与结语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颁布的《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指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适应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决定，而提升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和建构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支持系统等配套政策是保障全面二孩政策取得成效的重要举措。然而，构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配套政策不仅需要考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还需要了解公众对政府责任的主观期待（万国威，2015）。也就是说，对配套政策的公众支持度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有助于指明政策设计的方向，并提升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据笔者所知，2017年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是全国第一个关注二孩配套政策公众态度的调查。基于本调查对5217名公众的实证研究，本文对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公众支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有四。第一，公众对二孩配套政策的支持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对教育类政策的支持度最高，对医疗卫生类政策的支持度居中，对儿童照顾类政策的支持度最低。这一结论与针对二孩目标群体的政策需求研究不太一致，即呼声最高、需求最大的儿童照顾类政策没有获得公众的普遍支持，而政策较为完善且已经得到政策重点关注的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等教育类政策得到更多的公众支持。

第二，形成于公众福利态度研究的三种解释路径能够有效地解释二孩配套政策的公众支持度差异。不管是对整体支持度的研究还是对不同类别政策支持度的研究均发现：个人自利因素是影响个体对二孩配套政策支持度的最主要因素，较好地解释了个体间支持度的差异，与西方国家儿童照顾支持度研究的结论类似（Guo ＆ Gilbert，2014）。正如表5所示，利益相关群体和利益不相关群体对政策的支持度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价值观念的解释力度虽然不及个人自利因素，但这一途径对支持度的影响稳定且显著，并且与已有福利态度文献的发现一致（Gelissen，2000；黄叶青、余慧、韩树蓉，2014）。政策反馈的解释力受到特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就本研究而言，旧政策受到政策反馈的影响，新政策则不然。具体而言，由于本地户籍人口长期以来是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政策的受益者，因此更倾向于支持旧政策领域；而城乡户籍的区分对公民具体政策支持度没有显著影响，不同于已有研究发现（Han，2011）。这一结论可能和广东省社会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关，但其有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此外，是否为党员以及居住地也对公民的政策支持度有一定的影响，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因素和文化因素还有待于以后的研究进一步揭示。

第三，不同领域配套政策的形成机制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三类政策的支持度均受到个人自利因素的影响，但性别和对工作-生活冲突的感知却并不显著地影响公众对教育政策的支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公众对教育类配套政策的较高支持度。这一结果与西方国家选民普遍支持教育政策的发现类似（Busemeyer，2012）。

第四，通过对男性和女性群体支持度的分别探索，我们发现除教育类政策外，男性和女性对配套政策支持度的形成机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对男性群体来说，是否已婚、是否全职工作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支持程度，而女性群体对配套政策的支持度却不受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同时，收入阶层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影响相反，收入阶层高的男性更倾向于不支持配套政策，但女性则相反。这一发现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我国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研究，即儿童照顾被看作是女性的责任，随着全面二孩时代的到来，女性面临着照顾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杨菊华，2016）。换而言之，二孩带来的压力更多、更普遍地被女性感知到；而除非与自己密切相关，男性较少关注这一政策议题。

基于以上发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随着家庭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二孩目标群体普遍感受到生育儿童带来的巨大压力，但由于缺少相应的观念转变和制度支持，对二孩家庭的支持还尚未得到广大公众的广泛认可。这一结论对二孩配套政策的制定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应该尽快建构一整套基于需要的教育、医疗、儿童照顾配套政策，缓解二孩目标家庭的经济和照顾压力。通过为这些家庭提供急需的服务和保障重塑公众对配套政策的态度，形成新的共识，从而增强配套政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配套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到当前不同性别公众态度的分化，通过政策手段弥合在儿童养育问题上存在的明显性别分化，重塑新型家庭关系和性别平等观念。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政策能够促进男女平等，而男女平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帮助家庭实现其理想的生育子女数量（Esping-Andersen ＆ Billari，2015）。正如联合国妇女署倡导的“他为她”（He For Her）行动理念，承认并鼓励男性在男女平等中发挥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男女平等。最后，公众态度调查不仅是了解公民对国家承担福利责任的态度和期望，也是了解公民对社会问题看法的一扇窗口，还是促进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动力（黄叶青、余慧、韩树蓉，2014）。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关系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和儿童的美好生活，也关系到我国人口战略和未来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其配套措施民意基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为顶层设计提供必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