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工业化中国的趋势及社会风险

蒂特马斯（2011：2）指出，“社会政策的研究决不能独立于对社会的整体研究之外，我们要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是我国社会政策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又是怎样塑造人们福利的是一个亟须研究的政策议题。结合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文化以及政策实践，以下尝试对我国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风险变迁进行探讨。

第一，后工业化最重要的变化是经济上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如前所述，自2012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我国进入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表现。对社会政策而言，这一转变意味着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劳动者就业的主要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开始逐渐流向工业和服务业，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和工业从业人口开始大幅下降，而服务业从业人数迅速增加并显著超过了工业从业人数，劳动人口从工业流向服务业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见图2）。

服务业相对工业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工作的非标准化。工业生产是人对物质的改造过程，其产品是实物。为了进行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生产活动，通常需要固定的生产场所、整齐划一的工作程序以及受工作规则和时间约束的劳动。劳动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商品化和标准化的。相应的，社会政策也能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劳动进行保护，如养老保险制度就是建立在劳动者持续而稳定地工作一定年限的基础上，由雇主为劳动者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的积累而形成的。相反，服务业并不生产实物而只提供服务。服务的过程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服务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而且服务的过程也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标准化也将瓦解：就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而言，越来越多的非标准劳动关系（如兼职工作、自雇工、工作分享和派遣工作等）取代了工业社会下传统的长期而稳定的雇佣关系；就具体工作形式而言，弹性工作时间、远程工作以及居家工作等工作形式也冲击了传统的“朝九晚五”的时间安排模式。这些来自工作形式的变化最终会挑战当前劳动力市场规则和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很难通过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规则来覆盖非标准化的、个性化的就业者，这部分劳动者面临失去稳定的生活预期和保障的风险。

第二，信息化和知识化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在服务业逐渐超越工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工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升级。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在资源、能源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影响下缺乏可持续性，我国的工业生产亟须从注重数量转向以质量取胜。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指出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紧迫性，并提出了包括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和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等在内的9项战略任务。^[11]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发展正从生产型工业向创新型工业的方向转变，而对升级工业和制造业水平提升来说最关键的因素是知识和技术，信息化则是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

图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变化（1978～2015年）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整理，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以知识和技术为基本动力的趋势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新的福利风险：一方面，低受教育程度、低技能或者技能陈旧的劳动者可能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受到排斥，即使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就业层次；另一方面，随着知识和技能更新速度的加快，劳动者在满足现有工作要求的情况下，如果无法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也有可能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落后者并逐渐向下流动，甚至被淘汰。

此外，信息化手段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互联网、移动通信的普及减少了工作场所对人们的空间限制，也模糊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使来自工作领域的压力更容易渗入家庭生活，从而影响了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以及照顾家人的时间；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的差异，仍然有不少国民无法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和福利，由此形成了“信息贫困”。

第三，后工业社会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壁垒也在事实上被打破。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市场工资的吸引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超过了80%。^[12]不过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开展以及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渐呈现下降趋势。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到了63.7%。^[1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回报率下降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受到了挑战，过去由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和家务劳动面临重新分配的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十分明显，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的回报相对于男性来说要低得多。因此，在面临来自市场和家庭内部的双重压力下，家庭产生了将女性从劳动力市场召回的强烈需求，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目前，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已经限制了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女性劳动力资源的使用，这将影响经济持续发展。

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见图3）。计划经济时代，适龄人口的就业和劳动都是在国家计划安排下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受户籍制度和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性政策的影响，我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我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并没有放松，但事实上人口的流动性也已经极大提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建立以及对人口流动限制的逐步放宽，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加，到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43亿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5：164）。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陆流向沿海地区，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近几年来，我国人口流动逐渐呈现放缓趋势。《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指出我国乡—城人口流动增速放缓，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增强，半数以上流动人口有在现居留地长期居住的意愿，同时以家庭为单位流动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5：11）。根据Zelinsky（1971）的理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将呈上升趋势。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从流动人口转变为定居人口的过程就是一个市民身份的形成的过程，这将考验各城市为新市民提供福利和保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我国福利体制尚呈碎片化的背景下，人口在不同区域和城市间流动带来的福利转移接续难的问题也将成为一个新的考验。

图3 2011～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整理，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第四，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长幼照顾难题。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外部干预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00年开始，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到2014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预计到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3亿人。^[14]而在生育方面，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随着经济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低生育率已经成为现实国情。^[1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远低于安全的人口更替率水平（国家统计局，2016）。

尽管我国已经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就目前政策实施情况来看，对生育行为管制的放松并没有带来生育意愿的显著提高，低生育率的趋势很可能继续延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三十多年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代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他们的独生子女也逐渐组成新的家庭。于是就构成了一对独生子女夫妻需要负担四位老人和一位子女的“4+2+1”模式。可见后工业社会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并将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各种压力：劳动力资源匮乏，而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和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服务的需求则迅速增长，给家庭和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作为人们福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家庭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的福利功能在日益下降。首先表现在家庭的规模上，根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年）》，我国家庭平均规模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5.3人下降到了2014年的2.97人，2～3人的小型家庭成为主流（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4）。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削弱了家庭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的功能。沈可等（2012）的研究表明，多代同堂家庭有利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从侧面证明了家庭规模缩小的趋势将加重人们的照顾压力，从而导致劳动者（特别是女性）的工作-生活冲突。其次，家庭的另一个变化是稳定性下降，集中表现为离婚率逐年上升。根据民政部数据，我国2002年离婚率为0.90‰，到2015年已上升到2.8‰。较高离婚率容易导致更多的单亲家庭、儿童贫困和长幼失顾的现象（参见Kitson ＆ Morgan，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