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综合评价

（一）构建综合指标体系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效果评价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研究其指标体系，不仅要对其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诉求进行考虑，还要结合不同城市的具体特征，把主观与客观、定量与定性进行联系。同时，指标体系还应服务于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为其实现“均衡协调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达到实质性进展，建立完备的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转型目标提供基础。

本书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环境转型、制度转型四个方面，建立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19所示，来评价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果。指标体系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46个三级指标。在三级指标中，有5个负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转型效果越差，分别为采掘业增加值GDP占比、传统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棚户区居住人口比例、恩格尔系数，空气质量指数（PM2.5）。

表3-19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首要目标。经济转型的本质是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宏观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所处背景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从城市经济的层面看，本报告主要考察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四方面的因素。

（1）产业结构。这是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资源开采和使用，故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导向即为降低资源依赖程度。但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不能人为地偏离比较优势，即可以是发展接续产业和新兴产业，也可以是原有产业链的延伸。因此，本报告用采掘业增加值GDP占比、传统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逆指标）、现代服务业增加值GDP占比、高技术产业增加值GDP占比、非资源型产业财税收入占比5个指标衡量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能力。

（2）劳动力结构。其转型主要体现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活力。一方面，经济发展依赖于人的劳动，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直接影响劳动供给和消费潜力；同时，经济转型和发展有利于吸引人口，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流入。本报告采用人口增长率、劳动力年龄分布、劳动力产业分布、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个指标衡量资源型城市劳动力结构转型能力。

（3）技术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尤其是接续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延伸的根本驱动力。本报告采用R&D经费投入、专利授权数、互联网普及率、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资源产出率、技术创新贡献率6个指标衡量资源型城市技术进步水平。

（4）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应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增长是转型的主要目的。本报告采用GDP增长率、人均GDP衡量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水平的同时，还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文化娱乐消费占比、医疗保健产业消费占比的指标从居民福利的角度衡量经济增长水平。

2．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最为迫切的任务。由于特殊的发展历史，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在公共服务、居民生活等社会领域的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职工医疗、教育、棚户区改造、社会稳定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不仅包含经济转型，还应包含社会转型。从资源型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出发，本报告主要考虑公共服务、居民生活两方面的因素。

（1）公共服务。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压力尤为明显。公共服务的范畴非常广泛，但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公共服务最迫切、最亟待改善的问题主要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方面。本报告采用社保支出GDP占比、教育经费GDP占比、每万人教师数、每千人病床数、每千人执业医师数5个指标衡量资源型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2）居民生活。由于资源型产业式微或转型，居民生活受到直接影响。尤其是低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亟待改善，甚至有的城市大量职工失业，基本生活水平失去保障，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为了突出资源型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问题，本报告采用棚户区居住人口比例作为特征指标，同时，采用人均住房面积、恩格尔系数、预期寿命衡量资源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

3．环境转型

在技术条件的约束下，资源型产业尤其是采矿业往往难以避免地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如空气污染、土壤与水污染、地表塌陷与沉降等。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发展，必须重视生态地质环境治理。本报告主要考虑环境治理、环境友好两方面的因素。

（1）环境治理。主要是资源型城市针对突出的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问题所做的投入和改善。本报告采用环境治理经费投入、地质环境治理、绿色矿山比例、工业污染物排放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5个指标衡量资源型城市环境治理状况。

（2）环境友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国的重大战略选择，同样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环境友好指资源型城市提高环境质量，使环境宜人宜居，主要体现为良好的空气质量、水质、绿地。本报告采用空气质量指数（污染指数）、森林覆盖率、地表水质、地下水质和人均公共绿地率5个指标衡量资源型城市环境状况。

4．制度转型

在转轨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同样重要。对资源型城市而言，由于计划经济的体制色彩较浓，市场效率较低，政企关系和政府服务经济发展的职能有待提高。本报告主要考虑以下政府效率、市场效率两方面的因素。

（1）政府效率。政府在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社会、环境等领域，政府是当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公共服务、居民基本保障、环境治理、环境优化的主要提供者；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也与市场各自发挥职能，起着弥补市场不足、保障发展公平与效率等作用。但是，政府效率的量化评价相当，可供选择的指标非常少。为此，本报告选取行政审批事项指标，并针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社会安全、生产安全问题，选取社会安全指数、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对资源型城市政府效率进行评价。

（2）市场效率。在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市场能否发挥决定、主导作用，尚不可知。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无疑是当前中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重大任务。考虑到数据的可取性，本报告选取社会投资规模比例、产权保护强度、市场竞争程度、金融支持力度4个指标衡量资源型城市市场效率。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

1．负影响指标处理

资源型城市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中对评价结果有负影响的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即取负值。例如本书中空气质量指数（PM2.5）对于环境转型效果具有负影响，因此通过（1－数值）的方式，将其影响正向化。这样处理的好处是使所有指标影响方向一致，便于后期数据处理。

2．数据标准化处理

在进行计算前，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增强了不同指标的可比性，方便对不同指标的相对权重进行赋值。同时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异常值的影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指标观测值越大说明该项绩效越好，

XS=（X－Vmin）/（T－Vmin）

负向指标标准化：指标观测值越小说明该项绩效越好，

Xs=（T－X）/（T－Vmin）

Xs表示标准化值，X表示指标值，Vmin表示最小值，T表示最大值。

3．指标权重处理

以往的研究，通过主观测算或客观测算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测算，然后通过加权平均法得出最后的评价数，以体现不同指标对评价对象重要程度的不同。由于本次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指标设定是初次尝试，在未明确掌握不同指标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小的前提下，本报告采用算数平均方法进行处理。

4．数据来源

本书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4》以及其他各类统计年鉴、统计公报，财政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公布的官方数据。部分数据由原始数据计算得来。对于无法从官方直接获取的数据，将采取相关指标替代或估算。

（三）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指数及分析

按照前述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本书对国务院国发〔2013〕45号文件中界定的中国资源型城市中126个地级市2014年的转型情况进行综合评价2，覆盖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新疆、广东等24个省（自治区），占全国地级城市（293个）的39.25%。评价对象包括了成长型、成熟型、衰退性、再生型资源型城市，涵盖了东、中、西部地区和南方、北方地区的差异性，涵盖了享受区域性政策（京津冀一体化）、民族性政策（新疆克拉玛依）等多个角度。

1．全国指数

若将所有城市的某一分项转型指数进行算术平均后的结果作为全国指数，那么2014年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全国转型指数为0.537，其中经济转型指数为0.561，社会转型指数为0.371，环境转型指数为0.729，制度转型指数为0.304。

从理论上来说，所有评价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应在（0，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转型的效果越好或越突出。按照这一思路来对照全国总的转型指数和各分项转型指数，可以看出2014年全国转型指数不突出，一定程度反映出地级资源型城市的总体转型效果不够突出。从各分项指数来看，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转型和经济转型效果普遍较好，相比之下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的效果欠佳。

从三级指标来看，全国市场竞争程度指数、R&D经费投入强度指数普遍偏低，分别为0.029和0.056，限制了市场和科技在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作用，也直接拉低了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两项指标的全国水平。指标得分数较高的是工业、生活污染物的处理率，如SO2、工业烟粉尘、生活废水等，是决定全国环境转型指数偏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间接地提高了全国总体转型指数。此外，作为已经处理过的负向指标，采掘业传统增加值比重和传统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得分数较高，实际代表的是两者产值比重低，形成了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经济转型的路径。

图3-2 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指数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全国平均值

图3-3 资源型城市转型三级指标的全国平均得分数

2．各地级市转型指数

由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所依赖的资源和发展阶段不同，不具备直接比较的可比性。本部分之所以要对115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指标进行比较，重点是要找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中呈现出的共性问题，以及在地域上所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1）各地级市综合转型指数

2014年，各地级市综合转型指数中，排名第一的是包头市，得分为0.773，得分排名最后一名的是七台河市，得分为0.339，两者相差0.434，说明不同城市间的综合转型效果差异较大。在115个被评价城市中，有58个城市的综合转型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评价城市总数的50.4%。从区域分布来看，综合转型指数较高的城市多集中在西北地区的包头一带，华北地区的东营等，华南地区龙岩、三明一带，在地域上呈现一定的聚集趋势。

表3-20 综合转型指数排名位于前、中、后10位的城市及得分

通过进一步归纳，综合转型指数及排名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城市转型总体评分结果居中，总体转型效果不突出。在115个城市中，综合指数位于0.400至0.599间的城市数达到91个，占城市总数的79.1%，表明多数城市的综合指数分布在中间位置，总体转型效果不够突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评价综合转型效果时，选取了经济、社会、环境、制度等4个层面的指标进行综合考量，其中社会、制度领域的分数普遍偏低，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综合指数。再进一步说，这个问题背后蕴含了如何看待资源型城市“转型”内涵的问题，因为本书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考量是多方面的，既考虑了经济、社会、资源的协调发展的因素，也考虑到政府、市场关系和各自作用等体制机制的因素，着重突出了当前资源型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问题，以及政府、市场层面的体制机制改革问题。

第二，排名靠前、靠后的城市在地理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区集聚现象。如在排名靠前的城市中，包头、乌海、石嘴山集中于内蒙古宁夏一带；池州、滁州、东营、淄博等位于山东、安徽一带；评分靠后的城市中，七台河、鹤岗、鸡西、双鸭山集中在东北，六盘水、曲靖、保山、昭通等集中在云贵。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前述存在聚集特征的地区中，通常有几个排名相对靠前的城市，如在西北地区有包头等，华北地区有东营等，华南地区有龙岩、三明等。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转型效果相对较好的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转型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通对周边地区所形成的榜样示范和转型紧迫压力等途径产生效果。

第三，评分较高的城市往往具备较好的经济发展条件。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源型城市的既有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于其转型存在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所指的经济发展条件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虑：

一是较好的经济发展既有基础，包括交通条件较好、所处省份经济较发达，为城市转型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如得分排名前5位的包头、三明、湖州等城市，经济总量相对偏高，2014年的增长速度均超过本省和全国水平；而在排名后几位的城市中，多数经济总量偏低且增长速度相对较低。

二是较好的经济制度条件和环境，包括在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培育方面所进行的有效的探索。如转型总体评价得分排名第3位的铜陵市，在转型过程中，由政府主导，加大工业技术改革投资力度，大力推进产业循环发展，并且较早地探索PPP模式来引入社会资本，这些尝试为经济转型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表3-21 综合转型指数排名靠前、靠后的城市2014年经济总量及增长情况

第四，优先获得财政资金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的城市转型效果未必优于其他城市。自2007年起，中央财政设立资源枯竭型城市一般转移支付，当年的资金规模为8.32亿元、2008年为34.8亿元，2009年为50亿元，此后逐年增长，2013年达168亿。但从城市转型的总体评价排名来看，这些受到更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的资源枯竭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成就并未显著优于其他资源型城市，如在本报告选取的评价城市中，最早享受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的9个城市中，除伊春、萍乡和石嘴山外，其他城市排名多在40名开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央财政资金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支持主要集中在社会领域，外部支持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整体助推作用有限，或者这些城市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转型包袱沉重，有限的外部支持不足以促进城市转型。有关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3-22 享受中央财政资源枯竭型城市一般转移支付的城市的转型总体评价得分及排名情况

（2）各地级市经济转型指数

在评价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方面，本书分别从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四个角度，选取三级指标进行评价。从结果来看，经济转型指数排名第一的是云浮，其得分为0.859，最后一位的是七台河，得分为0.174，分差相对较大。在被评价的城市中，经济转型指数在平均值0.448及以上的城市有69个，说明超过半数的被评价城市其经济转型效果优于平均水平。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指数要普遍高于内陆地区。

表3-23 经济转型指数排名位于前、中、后10位的城市及得分

各城市在经济转型中所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转变对经济转型的贡献作用较为突出，但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从三级指标来看，降低采掘业、传统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增加现代服务业产值比重以及降低采掘业从业人员比重是多数城市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反映出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已成为普遍共识。由于科技研发投入强度普遍较低，导致技术进步在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作用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还成为拉低经济转型总体效果的因素。此外，相对于经济转型排名靠后的城市来说，排名靠前的城市所采取的促进经济转型的各类手段均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而前者则多集中于某几种手段，也是导致其转型效果欠佳的原因。如排名第1位的云浮，无论是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还是经济增长，对其经济转型均发挥了推动作用，而排名最后1位的七台河对经济转型的推动力量主要来源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和地区经济增长。

第二，经济转型程度越低的城市往往总体评价排位也相对偏低。通过对各个城市经济转型评价排位和综合评价排位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当经济转型程度较高时，经济转型评价排位与总体评价排位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如，经济转型位列第1位的云浮市，在总体评价中的排名仅位列第23位，其原因在于云浮市在社会转型、环境转型和制度转型方面排名相对靠后，拉低了其总体转型的得分。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赣州、贺州、临沂、宿迁、鞍山等。而在总体评价中排名第1的包头市，其经济转型排名位列第2位。其他总体评价排名相对靠前的城市，既有在经济转型中排名依然靠前的，如三明、湖州、铜陵等地，也有在经济转型中排名相对靠后的，如池州、乌海、广元、大庆等。但当经济转型效果欠佳时，往往总体转型的排位也相对靠后，如东北三省的七台河、鹤岗、鸡西、双鸭山，贵州的六盘水等城市，不仅总体排名靠后，经济转型排名同样靠后。

图3-4 经济转型得分位居前、中、后10位的城市三级指标的得分情况

（注：其中城市前面的数字为经济转型得分的排名）

第三，某一省份资源型城市或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小其经济转型效果越佳。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转型评价，经济转型评价得分相对靠前的城市分别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地。在这些省份中，资源型城市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因此所面临的经济转型压力较小，通过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式来推动经济转型的效果显著，几乎所有纳入评价的城市，其经济转型得分均在平均值以上。而经济转型评价得分相对靠后的城市则集中在黑龙江、辽宁、山西、陕西等地区，资源型城市在该地区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以资源为主的传统工业在当地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转型的负担和压力，导致经济转型效果欠佳，因此被评价城市的经济转型得分多在平均值以下。

图3-5 经济转型指数排名前10位和后10位的城市及其总体转型指数排名的情况

表3-24 广东等省份所选取的评价城市中经济转型评价得分在均值以上的城市数

（3）各地级市社会转型指数

资源型城市问题引起社会和国家的广泛关注最早源于社会问题，包括棚户区居民安置问题、下岗职工及其再就业问题等多个方面。2014年，115个城市社会转型的总体得分普遍偏低，平均得分仅为0.371，反映出当前资源型城市的社会转型效果普遍欠佳。其中，排名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的分别是铜陵、亳州，两者社会转型的得分分别为0.722和0.128，另有近44.3%的城市社会转型得分在平均值以上。从区域分布来看，指数得分较高的城市多分布于陕甘宁以及东北一带。

表3-25 社会转型指数排名位于前、中、后10位的城市及得分

图3-6 社会转型得分位居前、中、后10位的城市三级指标的得分情况

（注：其中城市前面的数字为社会转型得分的排名）

从社会转型的指标构成结构和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的交叉关系等层面来看，当前资源型城市在社会转型中的突出特点表现在：

第一，解决好基本生活问题是促进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对于社会转型得分较高的城市来说，如铜陵、东营、延安、克拉玛依、乌海等地，提高居民参保比重、病床数和医生数是促进其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这些都属于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有助于化解当前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中所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促使其社会转型的成效更为显著。对于社会转型排名相对靠后的地区来说，教育投入和教师配置是促进其转型的主要因素。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增加教育投入对社会转型的促进作用要弱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

第二，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效益未能有效支持社会转型。从社会转型排名与经济转型、总体转型的交叉分析来看，云浮、韶关、三明、赣州、龙岩、贺州等地，虽然经济转型排名靠前，但其经济转型的效益并未有效支持社会转型。而铜陵、东营、攀枝花、榆林、大庆，社会转型分别位列前五位，但经济转型明显落后于社会转型排名。这说明在现阶段，通过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形成带动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尚未建立，即资源型城市的社会转型还不能完全依赖自身经济转型来实现，仍需要外在力量，如中央及省一级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出。

第三，外在力量（财政支持）有助于资源型城市的社会转型。从推动社会转型的外在因素来看，享受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较多的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在社会转型方面的排名远高于其他地区，说明了中央财政的支持有力地改进了受援助城市的社会状况。但同时，这些城市的经济转型和总体转型排名又普遍偏低，反映出中央财政安排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资金总体效果不够突出，对城市总体转型的推动作用不显著，甚至可能存在类似“资源诅咒”的“财政支援诅咒”3现象。

（4）各地级市环境转型指数

与其他地区相比，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协调发展、良性循环。从评价结果看，在115个被评价的资源型城市中，排名第一的克拉玛依，得分为0.884，接近于理论最高值1，说明环境转型的效果较为突出。但不同城市间环境转型差异较大，得分最高的克拉玛依与得分最低的陇南，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0.375。

表3-26 环境转型指数排名位于前、中、后10位的城市及得分

环境转型指数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第一，污染治理是推动环境转型的主要动力，且治理的效果关乎转型的效果。资源型城市在面对环境转型时，首要解决的是以资源开采、利用为主的产业模式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问题，因此治理环境污染是环境转型的首选路径，也是促进环境转型的主要动力。在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主要手段推动环境转型时，不同城市的转型效果差异较大，如克拉玛依、龙岩、新余等地环境转型得分接近于0.9，而鞍山、牡丹江等地徘徊在0.6及以下。这种现象是由于污染治理技术和管理的严格程度所带来不同的污染治理效果所造成的。如克拉玛依在污染工业废弃物治理方面的得分接近于1，而排名靠后的陇南等地，得分低于0.7。

第二，当环境治理和友好环境建设两者同步推进时，对环境转型的促进作用最大。通过分析评价环境转型的二级指标可以看出，在环境转型排名相对靠前的城市中，环境治理和友好环境建设的效果都比较突出，而在排名靠后的城市中，两个指标间差距加大，并且友好环境建设的成效不佳，影响了总体环境转型的效果。这反映当前资源型城市对环境污染治理普遍较重视，但对于友好环境的建设，包括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的投入不足。实际上只有当环境污染治理和友好环境建设同步推进时，合力才能达到最大。

第三，经济转型效果的提升并未有效带动环境转型。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需要付出环境成本，但随着产业结构优化、科技研发能力提升等所带来的经济转型，将一定程度上减缓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有助于促进环境的转型。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经济转型应有利于环境转型，反映在指标关系上即经济转型应与环境转型正相关。但在本书评价结构中，经济转型和环境转型并未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其中，经济转型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云浮、包头、赣州等地，在环境转型方面表现一般。在经济转型排名靠后的城市中，如六盘水、阳泉、七台河在环境转型方面表现亦一般；而鹤岗、鸡西在环境转型方面表现则较佳。因此当经济转型效果欠佳时，环境转型的效果未必不佳，二者不存在绝对的联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尚未进展到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改变阶段所造成的。

图3-7 环境转型指数位居前、中、后10位的城市三级指标的得分情况

（注：其中城市前面的数字为环境转型得分的排名）

（5）各地级市制度转型指数

在资源型城市制度转型方面，本书从政府效率和市场效率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从制度转型评价的结果来看，排名第1的伊春市，经济转型排名、社会转型排名、环境转型排名均表现一般，主要依靠制度转型的优异表现，将总体排名拉升至第26位。而排名最后1位的鄂州市，经济转型和环境转型的排名相对靠前，但由于制度转型得分仅为0.076，将其总体转型评价排名拉至第108位，严重影响了其总体转型效果。从区域来看，东北和中南部地区的制度转型指数较高。

表3-27 制度转型指数排名位于前、中、后10位的城市及得分

从制度转型的评价结果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较好地利用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促进制度转型。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面临着如何利用好政府、市场两种手段。当一个城市能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时，如广安、牡丹江、宣城等城市，其市场效率则相应较高，有助于推动制度转型，为经济、社会、环境的转型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反之亦然，如榆林、鹤壁、陇南等地社会投资规模得分偏低，其市场效率和制度转型的得分排在末尾。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城市的市场竞争程度偏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效率，制约了制度转型并间接地影响总体转型成效。这从侧面反映出，建立完善的资源产权制度，培育竞争性市场是未来资源型城市探索制度转型的方向。

图3-8 制度转型得分位居前、中、后10位的城市三级指标的得分情况

（注：其中城市前面的数字为制度转型得分的排名）

第二，制度的转型与经济转型的排位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说明市场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理论上，市场效率的提高，应有利于经济转型。通过对制度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排位进行比较发现，除伊春、广安和云浮（经济转型评分最高的城市）外，其他城市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以社会投资规模比例、产权保护强度、市场竞争程度、金融支持力度为标准的市场效率，能有效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

第三，部分城市中制度转型与社会转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广安、池州、滁州、邵阳、亳州、自贡、达州等制度转型（市场效率）排名靠前的城市，社会转型排名靠后；而制度转型排名靠后的淄博、金昌、吕梁、盘锦、鹤岗、东营、延安、榆林、鹤壁、陇南等城市，社会转型排名则向中、上等升高，呈负相关关系。制度转型仅考虑了市场效率，这反映了市场效率提高与社会转型（公共服务、居民生活）之间，在部分城市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关系。

3．按城市分类的转型指数

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探索和实践，主要从2001年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开始分阶段实施。2013年，《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全国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熟型、成长型、衰退型、再生型四个类别，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引导。

表3-28 各类型城市中综合转型排名前5位的城市及其他转型指标比较

通过对比不同类别的资源型城市各项转型指数情况，有以下发现：

第一，成熟型城市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环境转型、制度转型以及总分排名方面均无特点，分散于排名的各个层次。与成熟型城市资源开发稳定、资源深加工和产业集群逐步形成，重视历史遗留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重视改善民生的发展与转型导向相符。

第二，成长型城市整体上在环境转型、制度转型方面排名较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无特色。这些城市资源开发处于上升阶段，资源产业发展较强劲、保障性高。若环境政策效果欠佳，可能导致环境转型滞后，并且制度转型的紧迫性较低。

第三，衰退型城市经济转型普遍落后于其余三类城市。衰退型城市中，七台河、鹤岗、双鸭山、淮北、阜新均位列最后。这警示了衰退型城市，如若不尽快实施有效的转型战略，经济发展将持续陷入困境。同时，得益于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衰退型城市社会转型排名普遍较好。但环境转型、制度转型均无特色。

第四，再生型城市经济转型普遍较好，但环境转型普遍滞后。同时，社会转型、制度转型无特色。再生型城市指经济发展基本摆脱了资源依赖的局面，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的城市，因而经济转型评价普遍较好。但转变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带来环境质量的提高，或者在重视发展经济的同时，未对环境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1 刘玉宝：《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现状特点及其历史贡献评述》，《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2 文件中给出的资源型地级城市有126个，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书剔除了部分存在数据缺失的城市，实际评价城市总数为115个。

3 “财政支援诅咒”是本书提出的假设性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