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审美惊奇，散见于历代文学作品、文学艺术理论中，且大多是谈艺术创作或接受时作为一种审美心理评判标准而出现。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代文论、书论、画论的共同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点悟式、零星式的论述也可窥见审美惊奇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理想和精神旨趣，其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与内在关联，始终跃动着一个活泼、生动的审美精灵。

虽然“审美惊奇”或“惊奇之美”[1]的存在是无疑的，但是它以何种面目存在于文本之中呢？有对等或对应的概念吗？如果没有，又基于什么来判断何谓惊奇？这里隐含着从定量到定性的审美经验的复杂路途，也隐含着知识与审美的相互转化等诸多问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王元化先生据此认为，对于萌芽形态尚未成熟的文学现象，只有用后来已经成熟的发达形态的文学现象才能加以说明。自然，我们不应把它简单地理解成用现代术语去硬套古代术语，而应理解作像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那样，即通过成熟形态的剖析，以之为借鉴，进而去探讨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萌芽与胚胎。[2]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惊奇之美的探讨也应持有同样的态度。

鉴于“审美惊奇”这一概念现有研究成果寥寥，为取得较好的研究结果，以下就几个方面给予说明：

其一，当代文学艺术理论不断发展，这也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阐释方法并拓宽了学术视野。如果仅从单一文化视点研究，难免失之偏见和独断。因此，把基点建立在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文本中，以西方的理论资源和文化发展背景为参照，给出切近“审美惊奇”状态的描述，揭示这一概念本身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实质。之所以如此，源于西方精神领域与东方同样符合人类精神活动的共同规律。虽然中西方的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不完全一致，但对审美惊奇的普遍追求和价值取向则是共通的。我们不能把作者在创造过程中的无意识，或者文学文本的“含混”当作否定审美惊奇的理由。在此意义上，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另外，这也是试图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更好地实现自我表达与公共表达的需要。

其二，近年来，学界对审美惊奇或惊奇之美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相关成果散见于几篇学术论文和某些专著的极少章节。如张晶先生的论文《审美惊奇论》和《惊奇的审美功能及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呈现》，张世英先生的《新哲学讲演录》和《走进澄明之境》中部分章节有关“惊异”的论述等。目前尚未见到有专著问世。因此有必要对审美惊奇理论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若此，多向取径可让在场的或者说出场的事物很好地呈现自身，而未出场的或隐匿在背后的事物的另一面也构成了事物的存在要素，所以，倘若脱离背后因素来分析事物，将是不完整的。故此，我们将通过对“审美惊奇”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理论特点、呈现状态、发生的层构分析、追问模式、内在诉求和表现以及所体现的生命哲学情调等来阐释其内蕴，从而显露出隐含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审美惊奇”本身的事实。

其三，因为“审美惊奇”理论在中国古典美学中鲜见论及，所以我们无法以朝代为序来检视它的存在及变化，只能以审美惊奇本身的理论架构来看待其隐性的存在。稍加回顾可以发现，甚至连“惊奇”这一概念也不过是出现在明、清小说文本中，虽其理论源流并未断裂，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示人，不能完全将此面目与审美惊奇或惊奇理论相等同。它可以表现为“妙”“绝”“异”“新”的价值判断，也可以表现为“惊人”“惊心动魄”“动心惊耳”的美感体验，从审美效果上，则往往带给人耳目一新的心理快感。这在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只要我们不以泛伦理化的偏见去看待，审美惊奇甚至可以说是历代文学艺术家追求的最高艺术理想之一，退一步而言，即使是那些所谓秉承“真”“自然”等“非惊奇之美”的作者，其内心也有惊奇之美的追求。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相关理论资源进行梳理、整合。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否则就割裂甚至肢解了“审美惊奇”带给人的痛快淋漓的美感，从而失去了这一范畴之于现实人生的关怀。因此，概念的梳理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它所呈现的鲜活状态，以及它发生的原因及其人间性。

从上述观点出发，在细述诸多论题之前，我先对“审美惊奇”的相关问题作如下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