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在深入分析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各国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判断，既明确和强调了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更加重视和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要求。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及其各个环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根本路径，是一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必须积极主动务实地做好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当前，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等。面对这些难题，只有用“硬道理”的理性思维、清醒认识和责任担当自觉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解决好发展质的问题，并且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发展量的持续增长，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粗放式扩张上升为内涵集约式发展，才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高质量发展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国内外环境日趋严峻复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使命任务和新的发展环境，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为紧迫的要求，必须把高质量发展摆在更为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必须着力提升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

一、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1]在我国，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根本利益和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以行政、立法、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为主体，充分发挥多种社会团体和阶层的积极作用，相机选择和综合运用政治、行政、法律和市场等多重手段，从而形成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公共需求的制度体系、能力和过程。[2]从满足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来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针对一度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仍然需要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善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交换平等、竞争公平、监管有效的市场机制，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激励企业扎实做好技术创新、提高供给质量、降低经济成本、增强竞争力。

二是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宏观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在我国，政府主要承担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国家发展规划战略的科学性，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加强合理分工、提高协同效率，做好宏观经济政策的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提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精准性及二者的协调性，加强就业、产业、环保、区域等政策的紧密配合程度，进而在顶层设计层面保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三是努力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规律和模式，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把握发展规律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4]在倍加珍惜、长期坚持的同时，还要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总结好中国的经济理论，讲好中国的故事，进而到实践中去，指导经济更高质量、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的发展，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面临的发展质量不高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构建平衡、协调、充分的新发展格局，是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

一是着力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做好国内实体经济、产业、金融、贸易等以及相互之间的大循环，努力推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坚持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是推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要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创新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优胜劣汰；支持有核心技术并不断引领创新的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从而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有核心技术并不断结合社会需求进行高质量创新的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成长。通过促进两类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激励两类企业自主创新，进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供给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福祉。

三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提高城乡教育质量；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住房条件。

四是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充分发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内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五是促进实体经济、实体产业与金融体系平衡协调充分发展。在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必须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数量均衡、结构均衡、融合发展；提升金融体系对高质量项目的筛选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抗击风险的韧性，从而更准确、更高效地服务于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要强化对涉及政策性支持、制度性扶持的实体企业规范经营的监测，避免其利用便利的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在健全金融风险防范法律法规、提高公众投资者风险意识和金融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为企业生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发挥商业银行和市场各自的风险管理优势。

三、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的主线，可以为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制度支撑，有助于持续优化经济结构、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我国社会生产力跃升到更高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实现科技创新，需要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有效需求，不断提高产品、服务、创新质量。一是在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层面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经费管理机制、评价机制，切实落实“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机制。[5]二是财政要根据企业创新技术水平和研发投资行为，有重点地增加对创新密度较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支出，提高创新速度和技术水平；同时，根据企业创新行为、技术投资率水平和阶段性创新成果进行阶段性扶助，减少创新前期投入、加大创新项目质量验收力度和研发成功后的激励。三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四是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五是适应数字化趋势，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是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必然形式和普遍形态，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稳步推进绿色经济转型，一是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约束作用。二是要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举措，加强全国统筹，完善能耗控制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三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科学考察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加速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四是加大对环境与气候治理研发的支持，对存量性环保生产问题进行化解，有序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五是深度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四、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发展所处的新阶段、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立足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支点、重要方略和重大原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和保障，把安全作为发展的条件和前提，使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发展和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发展作为保障的安全，一定是难以长久的；没有安全作为前提的发展，也必然不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只有推动持续健康有序发展，才能筑牢安全的物质基础。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安全发展仍然会遇到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累积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已成为通往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亟待破解的难题。在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同时，需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国内重点领域（如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要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在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中把握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的发展，统一性、均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相协调的发展，仍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牢牢把握、长期坚持的根本要求，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

[1] 陈进华.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9（5）：23-39.

[2] 吕炜，靳继东. 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中国财政70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J］.管理世界，2019，35（9）：1-15.

[3] 江小涓. 创新管理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N］.经济日报，2020-06-02（8）.

[4] 刘鹤. 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11-24（6）.

[5] 刘鹤. 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1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