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中的道学思想
《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虽托名于黄帝所著，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许多医家共同智慧的结晶。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 《灵枢》两部书，共18卷，162篇，40余万字。其内容涉及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以及中医的理、法、方、药等基本理论原则，内容非常丰富，长期以来，被学界认为是“医家之宗”。
古代医家大都是文化人，是一批“津津乐道”的人士，他们言医又言道，主张医能通道，以道统医，将医提高成一门文化艺能，使其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黄帝内经》就是立足于“道生观”，广泛使用了“道”的观念。全书用“道”字达269次，仅《素问·上古天真论》一篇，不过1 300余字，竟有7处提及“道”字，这些“道”字的含义虽有差别，但总体来说都没有脱离“一阴一阳之谓道”。
由于《黄帝内经》对人的生命本质、疾病的产生，以及诊治、预防的原则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并且认为医非小技，而是法于阴阳，通晓天文、地理、人事的至道，因此，称之为“医道”。
《黄帝内经》的作者虽已无法考究，但是从其内容来看，老子《道德经》的“道”对其影响却比比皆是。如《道德经》第七十一章：“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发挥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道德经》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素问·上古天真论》发挥为：“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道德经》第十七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素问·至真要大论》发挥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由此看来，《黄帝内经》虽名托黄帝，其意实宗老子。
综观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其医与道是同源共脉的，他们都是源于自然大道。中医学是显性的医学理论和方法，它是根据道的阴阳、五行、形神、气血等理论而阐发的，故有“岐黄源于道”的说法。所以，《黄帝内经》中处处反映出浓厚的道学思想。
今仅就“天人相应”的宇宙观、“身国一理”的人体观、“形与神俱”的健康观、“形神并调”的治疗观等方面谈谈《黄帝内经》中的道学思想。
一、“天人相应”的宇宙观
“天”与“人”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主要范畴，研究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黄帝内经》有关“天”“人”的论述，集中反映出它的天道观、宇宙论思想。
“天”字在《黄帝内经》中含义比较复杂，主要指天空、天时、自然界，同时又引申为自然的状态、本来的面貌。究其本意主要是指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物质世界。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这里所说的“太虚”，就是广阔无垠的“天”。太虚与真元之气是整个宇宙产生的基础，万物产生的本源。
《黄帝内经》是一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著作，它必然要回答人道——人学的基本问题。《黄帝内经》在关于人的本源和生成问题上，吸收了《周易》《 庄子》的有关思想，认为人是由天地之气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就是说，有生命的人，是天地阴阳二气相交感应的产物。《灵枢·本神》还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也是强调人是天德和地气交互作用的自然产物。
在天人的关系上，《黄帝内经》主张“天人相应”，如《灵枢·刺节真邪》说“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岁露论》也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脉要精微论》还说：“与天地如一”。
《黄帝内经》这种“天人相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它把人体与天地万物的形态结构看作相互类似，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而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之运行规律相通应，天地四时之气的运动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节律，同时也关系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等，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还说：“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这就是顺应自然、生气通天，人只要能虚无清静、志意内守、运气调神、服食天气，就能内外合一、通达神明，否则违背自然，失于清静，就会使气血逆乱、真气削去，而致病生。故《灵枢·本神》说：“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黄帝内经》把这种天地万物及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客观规律以及养生治病的方法统称之为“道”，如“天地之道”“阴阳之道”“经脉之道”“养生之道”“诊道”“治道”。并且认为“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同时，还把“道”归结为“一”，反复强调“道在于一”，指出防治疾病应“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素问·脉要精微论》）。这与道学中黄老思想是一致的，如《道德经》第三十九章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就是强调了天地万物都有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道”，也就是“一”。
二、“身国一理”的人体观
《道德经》第十三章曰：“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种“以身为天下”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身体与“天下”视为同构，看作一理，从而把治身与治国统一起来。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秉承老子《道德经》这种整体医学思想的精华，明确提出“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可以看出古代圣人把治身与治国看作道理相通。
《黄帝内经》中，这种治身与治国一理的思想体现得也是十分充分。如《灵枢·师传》说：“……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还把人体五脏六腑按照国家职能官位做了生动比喻，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
道家养生秘籍《云笈七签》中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民也。能知治身，则知治国矣。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则身死。”这就是说，国君好比人的精神，而臣民好比人的血肉，治国如能像养生那样心身俱妙，则君民同乐，天下太平。
由此可见，这种视身为国，身国互喻，身国一理，身国同治的法式既是道医学家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整体观的体现。
三、“形与神俱”的健康观
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清静无为”“少私寡欲”，要求达到“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庄子秉承老子之说，也强调“虚静恬淡，抱神以静。”《黄帝内经》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提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主张“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自然能“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形与神俱”而尽享天年，寿度百岁。
关于“形”与“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医、道二者有其共同的认识，都认为“形”与“神”是生命存在的基本要素。“形”指形体，包括脏腑组织器官等，它是生命活动的载体；“神”指生命功能，包括心理功能和生理功能，它是灵慧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活动的主宰。人的生命实际就是“形”与“神”的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单独存在，“形”如果没有神的依附，也便徒存空壳。对于形神关系，明代医家张景岳曾作过精辟的概括，他说：“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由此可知，只有形与神俱，形神和谐，形神合一，才是一个人健康的象征。否则，形神失调则标志着疾病发生，而当形神一旦分离，便意味着死亡的到来。
晋代医家葛洪说：“形神相卫，莫能伤也。”《太平经》也强调形神调和，认为“人之所生者神，所托者形”，“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常和即为一，可以长存也。”
由此不难看出，在“形神合一”的生命观和健康观上，医、道两家也是同认共识的。
四、“形神并调”的治疗观
道医学强调形神并调，形神兼治。其形治部分，主要表现在治病防疾过程中，善于运用传统医学的本草汤液、方剂（各种丸、散、膏、丹）及针灸手段等，这与中医学的内容大致相同。而神治方面，主要包括道、德、符、占、签、咒、斋、祭祀、祈祷等。
此外，道医学在养生方面也是极具特色的，其内容包括导引、吐纳、调息运气、服食、辟谷、内丹修炼等。葛洪曾指出，养生的关键在于养神，神全则形全。
《黄帝内经》也非常重视形神兼治，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脏气血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杨上善在注解“治神”“养身”时说：“魂神魄意志，以神为主，故皆名神……故人无悲哀动中则魂不伤，肝得无病……无怵惕思虑则神不伤，心得无病……无愁忧不解则意不伤，脾得无病……无喜乐不极则魄不伤，肺得无病……无盛怒者则志不伤，肾得无病……是以五过不起于心，则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脏，则寿延遐算也。”还说：“饮食男女，节之以限，风寒暑湿，摄之以时……即内养身也，实恕慈以爱人，和尘劳而不迹……即外养身也。内外之养周备，则不求生而久生，无期寿而寿长也。”只是《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现存最早的古典医籍，在“形治”方面更为重视和强调，无论是用药物治疗，还是用针灸、砭石、吐纳、导引等，都是重在调气治形。而对于某些精神情志方面的疾病，如由于疑神猜思，妄识幻想，或者惊恐迷茫，深情爱恶，情志不遂等原因所致的病证，以及某些轻微的心理障碍所致的病证，《黄帝内经》中亦有“移精变气”等祝由之法，即“神治”之属。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得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所谓“祝”即告也，“由”即生病之缘由也。“祝由”就是通过祝说发病之缘由，转移患者的精神情志，不假毒药，不劳针石，即可达到调整患者气机，从而治愈疾病的方法。
《灵枢·贼风》说：“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由此可以看出，“祝由”一法，不仅要施术者有一定的医学知识，且术前必须了解患者发病的缘由，然后才能采取胜以制之的恰当方法进行治疗。如用以情胜情，劝慰疏导、顺情从欲，心理暗示等方法移易其精神，改变其性情，调整其气机，从而使患者形神得以和谐，疾病得以康复。
《黄帝内经》中的道学思想是体现在多方面的，除上述四点之外，尚有“顺应四时”的养生观，“大医精诚”的医德观等。依据道学思维深入研究《黄帝内经》，必将会对丰富我们中华医道的内容并推动其传承和发展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