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前边塞诗——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民族的互相征战与互相交融。以这些征战为题材的诗歌，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如《秦风·无衣》的第一章曰：
意谓怎能说没有军装？我与你可以同穿一件战袍。朝廷出师去前方打仗，我们携手并肩修整好戈与矛，拿起武器，同仇敌忾，为了共同的目标，战胜来犯之敌。气势何等豪迈！清人陈震评曰：“起笔奇崛，意在笔先，二句止如一句。收笔雄劲，辞以气行，三句止如一句。实则上呼下应，五句一气卷舒也。三百篇中仅见。”（《读诗识小录》）
楚辞中，屈原的名篇《国殇》，开头的四句描写了沙场战斗激烈和残酷的情景：
为了国家的安危，战士们手操起吴地制造的锋利戈矛、身披用犀牛皮做的厚实而坚牢的铠甲，投入战斗。双方短兵相接，战车的毂轴交错，十分激烈。战旗遮天蔽日，敌人众多如云，流矢相对交互坠地，但战士们依然奋勇争先。最后四句曰：
确实是精神无畏、武力高强，始终刚强勇猛、不可侵犯。战死沙场依然威灵显赫，魂魄坚毅牺牲了也是鬼雄。国殇，指为国捐躯者。全诗表达了对为国牺牲的英雄们的热烈赞扬和深深尊崇。
《国殇》乃《九歌》中的一篇。《九歌》大多是人神之间的恋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诗人将悼念颂赞国殇之辞与祭神乐歌归在一起，可见楚人对为国牺牲者的崇敬之情。英雄以国事为重，为国捐躯，义无反顾，死了也是鬼雄。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北宋灭亡后所写的《夏日绝句》中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无疑是受到“子魂魄兮为鬼雄”诗句的影响，受到《国殇》诗中所体现的这种英武豪迈、为国献身的精神的陶冶。
汉代的乐府诗和汉古诗中，也有与边塞征战相关的诗歌。如乐府诗《战城南》，诗开头描写战争幸存者看到的士兵战死沙场、曝尸野外、任乌鸦啄食的悲惨情景：“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最后表示对阵亡者的悼念：“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良臣，指忠心耿耿为国奉献一切乃至献出生命的人。
另外，汉古诗《十五从军征》，描写了一位十五岁从军、八十岁才死里逃生回到家乡的士兵的痛苦经历。诗曰：
清人张玉榖评曰：“此伤久从征役，归家无人之诗。首四，从幼役老归叙起，问有阿谁，已极凄惨。‘遥望’二句，乡人答辞，但云多冢，已答无人，用笔灵动。‘兔从’四句，接写到家后空室无人之景，两就动物说，两就植物说。后六句，即借谷葵作饭作羹，逗出贫苦，随以熟无所贻，望冢泪落，收足无人之痛。音节亦近乐府。”（《古诗赏析》卷四）这一分析，把握了诗的精神内涵和结构脉络，颇中肯綮。
三国魏曹植的《白马篇》中，也写有如下豪句：
好男儿为了国家，把性命交付给锋刃，连父母都顾不了了，更何谈妻子孩子呢？既然自己的名字已经编入壮士之列，就不能顾及一己之家和儿女私情。好男儿为国捐躯，把死看得跟回家似的。“视死如归”四个字，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为民为了正义的事业奋不顾身，赴汤蹈火。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边塞题材的诗歌虽然也有创作，但多沿用乐府旧题，借题发挥，一般比较空泛，缺少个性。只有北朝庾信的一些诗歌，带有比较浓厚的边塞色彩。
庾信（513—581）本来是南朝梁诗人，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554）奉命出使北朝西魏，梁亡（557）后被强留北方。乡关之思与屈身之痛，困扰和折磨了他一生；而迥然不同于江南故里的异域风情和边塞特有的大漠风光，为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其创作风格与在南朝时迥然不同，一变为苍劲沉郁，描写的内容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光景焕然。如《拟咏怀》其七曰：
写自己去国离乡的愁苦怨恨。榆关，战国时的关名，在今陕西榆林东。后泛指北方的关塞。诗人被扣留西魏，南方故国的音信一点也没有。汉使，汉人使者，这里指梁使；也早已经断绝音信了。诗人滞留北国听到异域的胡笳曲而哀痛落泪，闻凄清的羌笛声而伤心断肠。形体消瘦更加纤细，恨别流泪损伤眼睛。离恨之心始终不能歇止，美好的容颜日渐衰老。最后两句用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表明一心归国的愿望，就如同想用枯木来填海、想以青山崩塌来阻断黄河一样，无法实现。绝望悲伤，意绪苍凉。庾信的《拟咏怀》诗中，也有写边塞奇异风光的名句，如：“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流星夕照镜，烽火夜烧原”“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弰”等，都景象奇崛，与南方景色截然不同，而且风格遒劲，笔力刚健。
唐之前，这些诗零零星星地写到边塞风物和战争生活；直到唐代，边塞诗才得以最终确立，并且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