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坛提要
1.初唐诗坛
人们通常所说的初唐，大致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开国起，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前后，大致一百年。开国初始，唐朝统治者从隋朝快速灭亡中吸取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举措，休养生息，社会日趋安定，经济生活渐渐繁荣起来。但是，初唐时的诗歌，并没有跟政治、经济同步，很快繁荣，齐梁余风继续笼罩诗坛。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将格律诗定型化。唐高宗（628—683）在位（649—683）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诗歌的题材内容和情感表达，都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只有到了陈子昂，才从诗歌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实践上，深刻批判和完全摆脱了齐梁余风，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开辟了通往盛唐诗歌的康庄大道。
（1）格律诗的定型——“沈宋体”
沈佺期（约656—716）、宋之问（约656—约713），都是宫廷文人，诗歌创作并没有摆脱齐梁余风的影响。他们对诗歌的贡献，主要在声律方面。他们对日趋成熟的诗歌形式加以整理总结，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任务，将格律诗规范化、定型化，使以后的人们在作诗时，有了可以遵循的明确规格，对于诗歌的体裁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从此，不按照这一格律要求写的诗，人们称之为古体诗；而按照这一格律要求写的诗，在唐代人们称之为近体诗，后世人们统称之为格律诗。因为是沈佺期、宋之问将其最后定型的，所以格律诗又称为“沈宋体”。
格律诗的特点，笔者为简明起见，从以下五个方面介绍。
①篇有定句
一首律诗只能是八句，很严格，不能多也不能少。每两句为一联，一联中上句为起句，下句为对句；共分四联，依次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
②句有定字
五律的每一句只能是五个字，七律的每一句只能是七个字。基本上只有五律、七律，极个别六律，余皆无。
③中间对仗
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所谓对仗，指同类词两两相对。词大致可分为九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颜色词、方位词、副词、虚词、代词。对仗又可以分为工对、宽对、借对、扇面对、流水对、隔句对等。
④讲究平仄
一句中平仄相间，相交替，如“平平仄仄平”等。一联中两句平仄相反（平起式对句的末字不用仄声而用平声），两联之间（即上联的对句与下联的起句）是相粘的——只需要将上联对句的最后一个字的平仄与倒数第三个字的平仄调换一下即可。
关于汉字的四声，唐代释处忠《元和韵谱》中有这样的描绘：“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明朝释真空作有一首《玉钥匙歌诀》，被清《康熙字典》录载，题名为“分四声法”。《玉钥匙歌诀》曰：“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如果用普通话作一个简单的对照，就是阴平、阳平为平声，上声、去声为仄声。
⑤注重押韵
首句可押韵可不押韵，偶句必须押韵；必须押平声韵；一韵到底，不许换韵。在隋人所编的《切韵》及其增修本《唐韵》的基础上，北宋真宗时期于1008年官修了一部韵书《广韵》，将汉字划分为206韵。宋末金初，山西平水人刘渊所著《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中把同用的韵合并为107韵，此书已佚；后金代平水官员王文郁编纂有《平水新刊韵略》，有106韵，为明代及后人所沿用，称为“平水韵”。
以上所讲格律要求的五条中，前三条，是讲究外在形式上的整齐，具有建筑美；后两条，则是讲究内在音律上的抑扬起伏，跌宕回环，具有音乐美。格律诗要求严格，因难致巧，“戴着镣铐跳舞”，方显出诗人才华。格律诗将汉语的特点和优点发挥到了极致，是中国文学中最美的一种诗歌体裁。
格律诗中还有一种只有四句的诗叫绝句，以五绝、七绝为主，少数六绝；绝句在对仗、押韵等方面，都要灵活自由一些。从此，格律诗尤其是绝句，成为历代文人最喜闻乐用的一种诗歌体裁样式。
（2）初唐四杰
初唐宋之问在《祭杜学士审言文》中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这是并称这四人且以此序次评品这四人的最早史料。其后，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之后，此并称遂广为流行，次序也基本如此。
①王勃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六岁能文，十六岁及第，授朝散郎。二十七岁那年，渡南海探望被贬为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令的父亲，返还时行经南海，船遇大风倾覆，溺水而死。王勃是一个才学兼富的才子，写过著名的《滕王阁序》。《滕王阁诗》七律，缀于赋尾，虽然写得也不错，但诗名为序名所掩，成了文学史上一个显例。其序用骈文写成，乃骈赋体中的佳作。其中名句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胜友如云”“高朋满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皆脍炙人口，广为传颂。
王勃诗有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乃唐人送别诗中名篇。诗中点化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送别诗中的名句。他还写过一首小诗《山中》曰：“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境界开阔，基调苍凉，气势浑然，亦出手不凡之作。
②杨炯
初唐四杰中杨炯（650—约693），字令明，华阴（今属陕西）人。幼聪颖，十岁时举神童。曾官盈川令。其边塞诗气势昂扬，风格豪放。如代表作《从军行》曰：
首联写见到战争的烽火映照京城，将士们慷慨报国之志顿起。颔联写将军手持兵符辞别皇城，战士们披坚执锐奔赴前线。颈联写战斗场景，猎猎军旗在纷飞的大雪中色彩黯淡，怒吼的北风中夹杂着咚咚战鼓声。尾联直陈胸臆，说宁愿在军中当一个小官为国冲锋陷阵，也不愿意做一个老死于笔砚章句间的腐儒书生。充满了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壮志豪情。
③卢照邻
卢照邻（约637—约686），字昇之，号幽忧子，河北范阳（今北京附近）人。诗最擅长七言歌行体，其代表作《长安古意》，计68句476字。其中有名句曰：“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意谓如果能跟有情人结为夫妻，则万死不辞，连神仙都不羡慕。闻一多先生称赞这二句有“起死回生的力量”。
④骆宾王
骆宾王（约628—684），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曾经参加过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扬州起兵活动，军中书檄，皆出其手。所撰檄文中，最著名的是《讨武曌檄》，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堪称初唐赋中双璧。这篇檄文又名“代李敬业讨武曌檄”或“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檄文立论严正，先声夺人。以封建君臣之义为依据，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列数其罪状；借此宣告天下，共同起兵讨伐，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与鼓动作用，当时便广为传诵。诗歌代表作有《在狱咏蝉》，诗曰：
西陆，指秋天。南冠，即楚冠，这里是囚徒的意思。首联谓深秋时节，禁所西墙外老槐树上的寒蝉在不停地鸣叫，阵阵蝉声把身陷囹圄的我这个囚徒的思绪带到了远方。颔联谓怎么能忍受鸣蝉那乌黑的翅膀，来对着像吟咏《白头吟》如此哀怨诗歌的我。颈联谓蝉的翅膀很薄，因天寒露重而欲飞不能；强劲的风吹个不停，很容易就把蝉鸣声给淹没了。隐含世道险恶，冤情难申的感慨。尾联直抒胸臆，表达内心的希冀：没有人能相信我像秋蝉一般清廉高洁，有谁人能为我洗清冤屈、显露出内在的冰雪襟怀呢！诗表面咏物，实则咏怀；题目为咏蝉，咏蝉其实就是咏己。诗序中谓蝉：“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托蝉以言志抒怀，于咏物比兴之中，寄寓内心悲愤沉痛之情，情真调苦，哀怨感人。
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容忽略的。杜甫曾在《戏为六绝句》其二中评价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四个人的诗歌，在初唐时期独具特色，与当时的诗风不同。那些自不量力的轻薄为文之流，对他们哂笑个不停。尔曹，犹言汝辈、你们；岂知你等嘲笑他们的人，不久便身与名一起消亡灭迹了，而四杰却万古长存，如同江河长流不废也。杜甫对“四杰”地位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实在是很有历史眼光，中肯而又公允。
（3）陈子昂诗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少任侠使气，十七岁才开始奋发读书，三十四岁中进士。武后执政（684—704）期间，迁为右拾遗，献书朝廷论政，以直言敢谏见称。最后以父老解职归乡，为县令段简所害。
陈子昂在唐宋文学发展中的杰出贡献在于：一是他有一篇重要文章《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从理论上批判齐梁余风“彩丽竞繁”“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同时，还有自己正面主张，即诗文应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明确提倡文学作品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应该并重，应该有“兴寄”和“风骨”。二是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所写《感遇诗三十八首》中有名句曰：“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壮志豪情，直冲霄汉。明人高棅评其：“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陈子昂是唐代诗坛上廓清齐梁余风迷雾、开辟高远清朗盛唐气象的第一个勇敢的革新者。
陈子昂少有才华，纵横任侠；胸怀大志，兼善天下。武则天时期曾两度上书，一次是劝谏不要把唐高宗灵柩从洛阳迁葬长安，一次是提出巩固河西边防的建议，非但未被采纳，反而屡遭打击。又曾两次从军，也没有被重用，怀才不遇。这样一种报国无门、请缨无路的悲愤之情，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中。诗曰：
幽州台，即蓟北楼，故址在今北京西南。诗人登上幽州台后，志士为国，忠心耿耿；输肝沥胆，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不可遏制地涌上心头，不选词择句而直接吐出。“前不见古人”，前代明君贤相诸如战国时燕昭王那样重用人才的人没有了（燕昭王曾经筑黄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后不见来者”，往后重用人才的人还没有出现。这两句是从前后纵的时间上，写历史长河里寂寞无人。第三句“念天地之悠悠”，是从横的空间上，写放眼望去天地旷远、空荡荡无一知音。由此逼出“独怆然而涕下”，诗人独自怆然流涕。因为有“前不见”和“后不见”，加上天地之间亦不见，所以才逼出一个“独”字。结句既不是写景，也不是抒情，而是刻画了孤独的诗人憔悴凄楚的自我形象。全诗没有前因，没有后果，只是对诗人登上幽州台时满腔悲愤之情一刹那间喷涌而出的一个直接记录，不假雕饰，质朴无华，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清人黄周星评曰：“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唐诗快》）
杜甫评价陈子昂：“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谓陈子昂的才华继承《诗经》与楚辞，明智而富有才华的人，声望地位也不能跟他相当。他生在同为蜀地人的大文学家扬雄和司马相如后，但英名像日月一样高悬于天地之间。韩愈称赞陈子昂：“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谓我们唐朝诗文昌盛，但第一个高步登上诗坛的是陈子昂。一直到金人元好问（1190—1257），在其《论诗三十首》其八中仍不遗余力地唱道：
前两句说，沈佺期和宋之问在初唐诗坛上纵横驰骋，他们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废除齐梁余风。风流者，影响很大也。后两句中有这样一个典故：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相争，勾践失败被俘，侥幸逃回越国，“卧薪尝胆”，矢志复仇，重用谋士范蠡。范蠡出谋划策，将美人西施献给吴王，让吴王沉迷享乐，荒疏朝政。如此一来，吴国越来越衰落，而越国越来越强大，结果越国一举平定了吴国。在平吴的事业中，范蠡功劳巨大，越王想封赏他，但范蠡一概不要，不要高官厚禄，不要黄金万两，只要归还西施。于是他带着西施，泛舟太湖，隐居陶山，改名朱公，后世称之为陶朱公。越王思念范蠡，遂派人用黄金铸造了一个范蠡的像，放在案头，朝夕相见，既表示对范蠡的怀念，又显示范蠡功劳之巨大、地位之突出。元好问说：如果以平吴这件事作为准则评论功劳的话，那么应该用黄金铸造一个陈子昂的像。我们说，物质上的黄金并没有铸造出陈子昂的像，但精神上的黄金已经铸造了一个陈子昂的像，高高地耸立在唐代诗坛上！
2.盛唐诗坛
盛唐，主要是指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和天宝年间（742—756），总共四十多年。此即史称所谓“开天盛世”。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是“安史之乱”（755—763）。
盛唐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情感饱满；形式完美，题材多样；语言清新，技巧精纯；意象繁富，风格明朗；表现出昂扬、热烈、积极、振奋的时代气息，回荡着欢快、奔放、乐观、高亢的旋律。这就是文学史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
盛唐诗坛上，我们先简要地分析一下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田园诗与山水诗（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放到下面的“唐人边塞诗”一讲中去分析），然后扼要地讲一下最能够代表盛唐气象的伟大诗人李白与杜甫。
（1）孟浩然的田园诗
盛唐田园山水诗的代表诗人是孟浩然（689—740），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孟浩然与王维并称“王孟”。孟浩然早年隐居鹿门山，后应举长安，落第而归，遂游吴越，仕途不顺。孟浩然比李白整整大一轮十二岁，两个人友谊深厚。李白对孟浩然十分推崇，写过一首读了令人口齿生香的五律《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诗的一开头就直呼“吾爱孟夫子”，直说“吾爱”，何等忘情，何等难得，这在李白诗中是罕见的。最后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典故，表现了对孟浩然“揖清芬”的景仰之情。
孟浩然以田园诗著称，他的田园诗的可贵之处在于，描绘田园风景的同时，还表现了田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友情的醇厚真挚。其代表作是《过故人庄》。诗曰：
诗题中的“过”，不是经过，而是拜访的意思。这首五律起承转合分明。首联是起，说老朋友准备了饭菜邀请我去做客，盛情难却，我就欣欣然前往。鸡黍，杀个鸡，做点黄米饭，泛指农家接待客人亲友的饭菜。鸡黍，既可看作田家容易做的家常饭菜，也可以是田家接待亲友贵客的上好佳肴，是农家的特色菜。颔联是承，接上联，我接受邀请，去到他们的村庄，其近处是绿树环绕，远处则是青山横卧。“绿”和“青”是生命的本色，既美好，又充满活力；如果换成“大树村边合，高山郭外斜”，情韵就顿减了。颈联是转，写诗人与田家朋友兴奋地把酒话谈农事。陶渊明也说田家在一起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最后尾联是合，分手时相约再聚之辞。刚刚分手，便想着相约下一次还要再来欢聚，可见，这次相聚令彼此十分满意，起到了深化友情的作用。“就菊花”的“就”字用得非常好，“就”是趋向动词，很有感情地凑过去，亲切依偎。如果改为“还来赏菊花”或“还来看菊花”，情感色彩就大大减弱了。清人沈德潜称赞道：“通体清妙。末句‘就’字作意，而归于自然。”（《唐诗别裁集》卷九）这首诗既是田园诗，也是友情诗。孟浩然对生活在田园中的劳动民众的这种淳朴真挚的情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把农家田园村舍里的黎民百姓，当作自己的朋友，和他们平等地往来，平等地推杯换盏，推心置腹，说说笑笑，其乐融融，这才是本色的人，性情中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写出为老百姓所喜欢的诗歌，并代代传诵不绝。
王维也写过很好的田园诗。王维多才多艺，是诗人，也是著名的画家。他的田园诗，能以画家敏锐的眼光和绘画的线条笔调，描绘田园风光的淡雅优美，着色不浓而意境清远。如《渭川田家》诗曰：
一开始便大笔勾画出夕阳斜照村落的景象，苍茫暮色笼罩田园，也起到了统摄全篇的作用。这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有句曰：“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接着一个特写镜头：“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柴门外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拄着拐杖，正迎候着放牧归来的小孙子。一老等候着一小，无限亲情溢出纸面。拄拐杖，倚柴门，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接下来再一个大笔濡染：野鸡在一片扬花抽穗的麦田里欢鸣，桑树上桑叶已稀疏，蚕儿开始吐丝作茧。紧跟着又一个特写镜头：“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三三两两的农夫扛着锄头收工回来，在田间小路上不期而遇，亲切地拉家常依依絮语。最后，在田园的清新和官场的污浊的对比中，作者抒发了由于羡慕田家生活的安然闲适而产生的归隐田园的念想。《诗经·邶风》中有一篇《式微》，篇中反复咏叹：“式微，式微，胡不归？”后便以“式微”表示“池鱼思故渊”的思归之意。
盛唐时期的田园诗人还有储光羲、常建等。储光羲有描写田园生活的代表作《田家杂兴八首》，其八的前一部分写农家植桑种黍、丰衣足食，一家人妇孺和睦，与亲友友好往来，夏天吃菰米饭，秋天饮菊花酒，生活其乐融融。后一部分写于辛勤劳作之余，亲友们相聚在一起开怀畅饮，直到酩酊夜归，醉态朦胧地看银河清浅，望北斗低昂：“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最后与邻居分手时，诗人嘴里还絮絮叨叨地说：“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我没有喝够，还有几瓮酒没有打开，明天你能否再和我一起痛饮啊？其醉态宛然在目。其二中有句曰：“禽雀知我闲，翔集依我庐。”诗人很高兴有众多的鸟雀，吱吱喳喳地翔集在自己的茅庐上。这跟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意趣相近；由此可见受陶诗的影响。
（2）王维的山水诗
到了盛唐，国力强盛，政治开明，游览山水，蔚成风气。李白所自我表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正是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诗人在登山临水中，对山水的观察更加细致，体会更加深刻，对山水的审美意识和刻画山水的艺术能力，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和提高，这使得盛唐的山水诗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盛唐山水诗的总体风格一是“雄”，以李白为代表；一是“清”，以王维为代表。所谓“清”，即清新、清幽、清丽、清澹。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至父辈徙家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河东人。与李白同一年出生，早一年去世。王维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其诗众体兼备，尤以五律、绝句成就为高，与孟浩然并称“王孟”；其诗画、音乐兼美，被苏东坡称赞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王维的诗，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如《山居秋暝》等。王维的画，则具有诗的意境；这方面我们只能相信苏东坡的审美判断了，因为王维的画在宋代还有流传，苏东坡自己说看到过王维的《蓝田烟雨图》，而我们今人则无缘寓目矣。
王维的人生大体上以四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积极进取，胸怀理想，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代表性的诗句如：“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老将行》）体现了前期豪壮情怀。“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曾经在长安被迫接受伪职。因为其间曾经写过一首《凝碧池》诗，流露出对唐王朝的眷念之情，加上在朝廷做官的弟弟王缙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所以“安史之乱”平定后，王维才幸免于惩罚。经此人生巨变，王维后期遂转向消极，信奉佛教，于长安南的蓝田，购得唐初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遂隐居终南山，优游于山水之中，对现实抱着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消极态度：“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在隐居辋川别墅时，创作了很多山水诗。因为他擅长绘画，故擅长将绘画中讲究线条、色彩、构图、意境之美等艺术手法，巧妙地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如五律《终南山》诗曰：
首联是远眺，如同绘画中先以大笔濡染，勾画出终南山的总轮廓；说“连山到海隅”，乃由近到远，渐远渐无穷，笔意在于夸张终南山绵延不绝。颔联写近景，步入终南山中，白云弥漫，时分时聚，飘忽不定；青霭在蒙蒙烟岚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移步换形，美不胜收。颈联又跳到了一个更高的视角上，俯视整个山景，以中峰作分野，变化阴晴，千山万壑，千姿百态。尾联又收结到“隔水问樵夫”这样一个具体的点上。全诗画面生动，布局井然，又有层次感，乃“诗中有画”之代表作。
王维的山水诗，不同于谢灵运模山范水、精雕细刻追求“形似”，而是开始追求“神似”，展现一种新的山水风貌。如《鹿柴》诗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前两句是耳中所闻，诉诸听觉；后两句是眼中所见，诉诸视觉；有声有色，情景宛然。此外，王维还在《竹里馆》诗中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人在自然中怡然自得，人与自然相亲相悦，体现了王维晚年的人生态度，充满了超然物外的避世情怀。又如《山中》诗曰：“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在对山水的描写中，追求一种空灵的意境，寄寓一种醇雅的意趣。
（3）诗仙李白
最能代表盛唐精神的毫无疑问是李白与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这里先讲诗仙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出生在古代的碎叶城，即托克马克，也就是在今天的中亚内陆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五岁时随经商的父亲从碎叶城回到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因为受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的传统理念影响，所以，李白一生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世。不像有“奉儒守官”家庭背景的杜甫，一张嘴就是“诗是吾家事”，一张嘴就是“吾祖诗冠古”；李白则是以才华自傲，一张嘴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一张嘴就是“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东武吟》），一张嘴就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
二十岁时，李白结束了书斋生活，先是漫游蜀中。二十五岁以后，离蜀出川，到过武昌，据传李白曾经登上黄鹤楼，见眼前大江东去，波光渺渺，触景生情，很想写一首诗。但看到稍前的诗人崔颢已经写过七律《黄鹤楼》，感觉崔颢的诗写得很好，自己难以超步，遂搁笔长叹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人曾在黄鹤楼侧，修建过一个亭子，取名为“搁笔亭”。
到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李白四十二岁，名声已经很大了。正好朝中好友吴筠向朝廷极力推荐，皇帝便下了诏书召见李白。得到诏书，李白以为自己“直取卿相”的理想可以实现了，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遂却平生愿的豪迈气概。李白奉诏入长安后，据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记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另有记载说，贺知章读完《蜀道难》后，惊呼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这便是“诗仙”的由来。李白一生中最喜欢、最引为自豪，并且经常自称的一个雅号，就是“谪仙”——从天上贬谪到人间的仙人。贺知章于公元744年八十六岁去世，李白很悲痛，写了两首《对酒忆贺监》诗，其序曰：“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其一曰：“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也写有“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的诗句，可见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并以金龟换酒的事，应该是可信的。
从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在皇帝身边做事，表面上很得志，实际上也只是充当御用文人而已。时间一长，李白发现在朝廷做的也就是一些点缀升平的事，遂于744年请求放还。唐玄宗对他的兴趣也淡了，于是赐金放还，李白遂得以漫游天下。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唐玄宗传位儿子李亨，即唐肃宗。唐玄宗的另一个儿子永王李璘，以抗敌平乱为号召，实际上暗怀割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的野心，由江陵率师东巡，经过庐山。为了壮大声势，坚请此时正隐居庐山的李白参加其幕府。李白出于爱国热情就答应参加了，遂被“辟为府僚佐”。这期间，李白曾经写过《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颂扬永王，抒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和“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的豪情壮志。但永王阴谋很快败露，为朝廷的军队所杀。李白也因为“从璘附逆”罪被下到浔阳狱中，后被判流放夜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一月，流放途经重庆巫山，幸遇朝廷大赦，李白就不用向南到贵州夜郎，而是沿着长江一路东游，到安徽马鞍山投依任当涂县令的本家叔叔李阳冰。据史书记载，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病逝，便葬在当涂的青山脚下。李阳冰为其编纂诗集，名为“草堂集”。在序中对李白称赞道：“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原）、宋（玉），鞭挞扬（雄）、马（司马相如），千载独步，唯公一人。”
半个多世纪后，中唐诗人白居易（772—846）曾经前往凭吊，写过《李白墓》一诗。诗曰：
诗中直抒胸臆：深可怜惜啊，在这荒郊野外的黄泉之下，李白已经变为一摊白骨，但就是这摊白骨，曾经“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写过惊天动地的诗文！笔者以为，在众多凭吊李白的诗歌中，白居易的这首《李白墓》，是写得最好的一首。
李白一生充满悲剧色彩——胸怀大志，无法施展；赍志以殁，就是悲剧！他人生的不幸，成为中国文学的大幸！物质上的失败，造就了他精神上的成功；生前暂时的失败，造就了他死后永恒的辉煌；他的肉体和不幸的命运随那个时代消逝了，而他的精神、他的诗歌、他传奇的人生，却超越那个时代而永存！
李白的诗歌风格有两个最显著的特色，那就是豪放飘逸和清新自然。这是两种相差甚大的不同风格，一个人能够同时具有，而且能够各臻其极，诚非大手笔不能为也——李白正是这样举世无匹的大手笔。
①李白诗歌风格之一：豪放飘逸
如果我们用李白自己的诗句来形容豪放飘逸的风格，那就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如果我们用杜甫称赞李白的诗句来概括，那就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此乃概括李白豪放飘逸诗歌风格最生动、最形象、最准确的十个字。晚唐诗人齐己有一首《读李白集》诗，也将李白豪放诗风刻画得淋漓尽致。诗曰：“竭云涛，刳巨鳌，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骊龙不敢为珠主。人间物象不供取，饱饮游神向悬圃。锵金铿玉千余篇，脍吞炙嚼人口传。须知一一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
能够代表李白豪放飘逸诗歌风格的，首推《蜀道难》。如果将《蜀道难》比作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在诗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处重复了三次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九个字，就是这首气势磅礴的蜀道交响曲中，最激动人心的主旋律。还有《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以及《行路难三首》等。《行路难三首》其一曰：
这是李白在长安遭到种种打击、失意离去时所作，抒发了世路险恶、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开头四句一泻无余的宣泄，大有利刃破竹、洪水决堤之势。诗人面对着美酒佳肴而停杯投箸，无语凝思；拔剑四顾，心绪茫然，通过这一系列的外部行为动作的描写，表现了被种种烦恼煎熬的内心的苦闷。这几句，显然受到鲍照《拟行路难》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诗句的影响。接下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两句，则以比兴的手法，落到“行路难”的本题。说想要渡过黄河，坚冰却塞满了河川；将要登上太行山，白雪却掩埋了山径。世路艰难，举步皆蹶，人生坎坷，动辄得咎。“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两句，暗用两个典故，进一步抒发了复杂的心情。一是吕尚在未遇周文王时，曾经垂钓渭水；二是伊尹在受商汤重用前，曾经梦见自己乘船从日边经过。用这两个典故，表明诗人眼下虽然失意，但仍然心存希冀，期望能有被重用的一天。可是荆棘满眼，不知路在何方，所以改用三字句，连声浩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最后，诗人没有从苦闷走向消沉，而是展望前程，放声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结句疾如闪电，展示了自信和力量。诗从满怀愁绪起，到满怀信心结，基调由黯淡转向明朗，情绪由悲愤转向昂扬。全诗有愤懑的激动，有苦闷的彷徨，有昂扬的乐观，有坚定的自信，交替而出，波澜起伏，转折振荡，动人心魄。
李白诗歌豪放的风格，与他笔下庞大的意象群有关。李白的笔下有一组高大壮美、流动飘飞的意象群，这种独特的意象群，决定了作家的艺术风格。李白喜欢描写大鹏、雄鹰、长江、黄河、明月、宝剑、云帆、沧海、高山、飞瀑、苍松、古柏等意象，这些高大壮美、流动飘飞的意象，本身就带有气势，让人惊心动魄。如：“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等，凸显了李白的诗歌风格既豪放飘逸，跌宕激越，大气磅礴，同时又能灵动流转，自然明快。设想一下，如果不写大鹏、骏马，而写麻雀、老鼠——“麻雀飞翔九霄上，老鼠奔腾在屋梁”，任凭你怎么描写，怎么夸张，也显得渺小、猥琐，没有气势，不能激起人们欣赏的激情和审美的快感。
李白喜欢驰骋丰富的想象，喜欢对事物进行极度夸张的描写，这无疑极大地助推了豪放风格的形成。李白能够将一个事物，夸张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却真实可信。比如形容北国天寒雪花大，说成是“燕山雪花大如席”，将很小的事物，夸张到正常思维所无法想象的极大程度。又如说“黄河如丝天际来”，将很大的客观事物黄河，形容得像一根从遥远的天边飘来的细微的头发丝。这种驰骋想象和极度夸张的描写，使得这些意象更加恢宏瑰丽，气势磅礴，从而产生了更加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②李白诗歌风格之二：清新自然
李白诗歌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如果也借用李白自己的诗句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早年漫游蜀中时，就写过一首《峨眉山月歌》，四句中连续用了五个地名，读起来却一点也不使人觉得涩滞，相反清新流畅，一气呵成。出蜀后漫游至金陵时，所作《金陵酒肆留别》诗曰：
首句写景，春风吹动柳花满店飘香。次句叙事，写酒店当垆卖酒女吴姬压酒，殷勤地劝客人品尝。压酒，刚刚酿成还没有出槽入瓮的酒，须压槽取之。下面两句说金陵的朋友们热情地置酒相送，一杯接一杯地开怀痛饮，起行的时间一再推迟。最后用问句，表达的却是肯定的内容：请你试问门前滔滔东流水，我们离别的情意与它相比孰短孰长？意即我们的离情比那东流水更长更绵远。宋人黄庭坚评“请君”两句曰：“至此乃真太白妙处，当潜心焉。”（魏庆之《诗人玉屑》引）
再如，好朋友王昌龄被贬龙标后，李白写了一首七绝《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曰：
首句写景点明时节，在杨花落尽、杜鹃鸟啼叫的暮春时节，朋友被贬到龙标；听说龙标远在五溪之外。五溪，即今湖南怀化境内沅水的包括酉溪、辰溪等的五条支流，古称“武陵五溪”。我把我的满怀愁思，都寄予那光照两地的明月，一直陪伴着你到那遥远的夜郎西。你不会寂寞的，走到哪里都会有明月朗照，那朗照着你的明月，就是我时时刻刻紧紧相随地陪伴着你。清人黄叔灿评曰：“首句兴起怀人，已觉黯然。‘闻道’句悲其窜逐蛮地。接入‘愁心’二句，何等缠绵悱恻。而‘我寄愁心’，尤觉比‘隔千里兮共明月’意更深挚。”（《唐诗笺注》）又如七绝《赠汪伦》短短四句，如同说家常话一样，平平常常，毫不雕琢；还有《静夜思》《子夜吴歌》等，都是清新宛转，自然天成，精妙感人。
（4）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今河南巩义西南）瑶湾人。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在《宗武生日》一诗中，杜甫对自己的儿子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他还时不时地对人夸耀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大诗人，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并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
杜甫自幼好学，一生勤奋。自言：“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年轻的时候也是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充满豪迈之情。他说自己：“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壮游》）此外，描写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胡马如此凛然无畏的气度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使人足可以以生死相托付。“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什么时候雄鹰能从云霄俯冲而下搏击凡鸟，把毛血洒在广袤的原野上。对骏马和雄鹰的描写，体现了年轻的诗人杜甫有着一种慷慨豪情和不凡气概。早期的代表作《望岳》诗通过对泰山雄伟磅礴气象的描写，抒发了一种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尾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想象出登上泰山极顶俯瞰四周群山那种目空一切的情景。
杜甫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为困守长安的十年。诗人在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的生活。“安史之乱”前夕，杜甫离开长安时写下了标志性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自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济世情怀。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动乱中颠沛流离，写下了辉煌的组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还有“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两组杰出的诗篇，加上《哀江头》《春望》《北征》《洗兵马》《悲陈陶》等一系列诗歌，成了那个动乱而又苦难的时代的历史记录。这些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本质地反映了历史，故被人们称为“诗史”。
杜甫一生的最后一个时期，从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去世，是漂泊西南时期。先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后来又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最后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因病逝于湘江的一条破船上。临终前，杜甫写下了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不幸：“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为爱国诗人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61年12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杜甫被列为1962年（杜甫1250周年诞辰）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2020年4月6日，BBC（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了一部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著名作家、纪录片大师迈克尔·伍德先生是这样评价杜甫的：“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没有人比杜甫在表达人类共同情感方面更出色。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这个国家良知的守护者，他在构建这个国家价值观方面，比任何皇帝都做得多。”伍德先生评价中国的诗歌历史“比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更加古老”，而且还称：“诗歌是最能抒发中国人情感的文体，这其中，最伟大的诗人就是杜甫。”——评价何等睿智、深刻！伟大没有国界，世界自有公认！
伟大的诗人杜甫，不仅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形成中地位突出，被后世尊称为“诗圣”。在千千万万诗人中，人们只尊杜甫一人为“诗圣”，是因为杜甫总是把自己的悲喜忧乐，与祖国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二者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当祖国在“安史之乱”的苦难中痛苦呻吟时，诗人与祖国一起流泪，写下了《春望》一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流的是忧国之破的悲痛之泪。而当安史叛军的大本营被唐朝军队捣毁、蓟北被朝廷收复、祖国有了转机和希望的时候，诗人欣喜若狂，唱出了“生平第一首快诗”（清浦起龙《读杜心解》）《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流下了狂喜之涕泪。诗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八句如一句，一气而下，其疾如飞。明人王嗣奭《杜臆》曰：“说喜者云喜跃，此诗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跃。其喜在‘还乡’，而最妙在束语直写还乡之路，他人绝不敢道。”
我们尊杜甫为“诗圣”，还因为杜甫对人民爱得无比诚挚。杜甫一生对民生疾苦总是抱有深切同情，以人民之忧为忧、以人民之乐为乐。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一年到头为百姓的疾苦而忧虑，而叹息，而衷肠炽热。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杜甫写下了震撼人心的十个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以看作是整部古代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传达出诗人热爱人民、对苦难中人民深切同情的博大的悲悯情怀。
我们尊杜甫为“诗圣”，还在于杜甫总是从自己的不幸，联想到他人的不幸、人民的不幸；而越是想到他人的不幸、人民的不幸，越是忘记自己的不幸——这就是他的襟怀壮丽和伟大之处。杜甫晚年在成都写下了著名的诗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此诗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点明题目。“八月秋高风怒号”，秋风非常猛烈；“卷我屋上三重茅”，很多层的茅草被刮得到处飘飞。“茅飞渡江洒江郊”，茅草飘洒到了江边，高的挂到了树梢上面，低的飘转到低洼的地方。第三段则写狂风之后，大雨接着又来。“床头屋漏无干处”，说床头到处都漏雨，没有一个干的地方。“雨脚如麻未断绝”，外面的雨密密麻麻地下个不停，诗人家里面屋漏得雨水也滴个不停。强化了诗人遭遇的痛苦和不幸。最后写诗人在痛苦不眠之夜所产生的宏伟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如果能有广厦千万间，庇护着天下的穷苦人，人们生活都能够非常欢乐温暖，风不打头雨不打脸，那该多么好啊！
诗人从自己眼前的不幸遭遇，联想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不幸；从自己长久以来的不幸，进一步联想到了天下人民的不幸，从而产生了一种甘愿为天下人民的不幸而牺牲自己的这样一种伟大的情怀。“呜呼”，一声长叹；“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什么时候眼前高耸起广厦千万间，让天下的人都能够住进去，生活得安安稳稳，那么，只有我杜甫一个人的茅屋破了，我自己一个人受冻，哪怕是冻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全诗在这个高潮中，戛然而止，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我们称杜甫为“诗圣”，圣在哪里？圣就圣在这里。为了普天下人民都能够安安稳稳，诗人自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利他精神！一种为了他人而甘愿牺牲自己的崇高而又壮丽的襟怀！
我曾对北大同学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做事，做成事，做成好事，做成大好事，那是你的才，你有才；那是你的能，你能干；那是你杰出的“才能”。如果一个人为他人做事，为天下的老百姓做事，为我们社会做事，做成事，做成好事，做成大好事，那才是你的德，你的美德；那才是你的行，你的品行；那才是你高尚的“德行”。——杜甫正是这样一位德行高尚的伟大诗人！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公正的评判者。一个真正爱国爱民的伟大诗人，才能赢得历代人民的衷心爱戴。诗圣杜甫永远活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永远活在一代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5）李白与杜甫的友谊
李白和杜甫是两个伟大的诗人，他们各有风采，各具特色，一样伟大。我们既不能抑杜扬李，也不能抑李扬杜，而是要记住中唐诗人韩愈的忠告：“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
李白与杜甫虽然只相差十一岁，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李白是在唐代走向鼎盛的上升时期，走上他人生和创作的舞台的，是那个强盛的、辉煌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的代表。使得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755年爆发时，李白五十五岁，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的主要的、代表性的名篇都基本上已经完成。而“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刚刚四十三岁，这一年创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标志着杜甫在社会生活的大海上，扬起了反映现实和担负社会苦难的风帆。杜甫是在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走上他人生和创作的舞台的，他是那个动乱的、苦难的时代的代表。
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他们的友谊是伟大的友谊。杜甫堪称是李白最伟大的知音！杜甫最早写过一首七绝《赠李白》，诗曰：“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清人杨伦在《杜诗镜铨》中引蒋弱六云：“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首最简，而足以尽之。”首句写李白飘零身世，相顾飘蓬，有惺惺相惜意，统摄全篇。次句写李白崇尚炼丹求仙，然不精，终未成。第三句写李白放纵于诗酒，空自度日，有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第四句写李白桀骜不驯，旁若无人。四句刻画了李白最具特征的四个方面，尤其是“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八个字，将一个活生生的李白展现在历代读者的面前。
公元744年，四十四岁的李白从长安放还，来到东都洛阳，遇见了三十三岁的杜甫，两个人一见如故，携手漫游齐鲁之间。分手后李白思念杜甫，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
诗人难忘在齐鲁漫游时饮酒不醉、听歌抒情的美好日子。结句说我思念你的感情，犹如滔滔的汶水，浩浩荡荡送达你的身边。杜甫更是思念和称赞李白，他的《春日忆李白》诗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开头说李白诗歌世无对手，卓然不群；清新如庾信，俊逸似鲍照。比拟确切，盛赞贴切。渭北、江东，遥遥相望，谓离别后朝夕相思。最后说真诚渴望能尽快重逢，吟诗唱和，把酒论文。不胜企盼，一往情深。
“安史之乱”中，李白因为“从璘附逆”获罪下狱的消息传来，杜甫十分悲痛，写了《不见》一诗。诗曰：
杜甫说满朝的人都要治你死罪，但是我跟世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吾意独怜才”啊！你才思敏捷，千首诗一挥而就；但是命运不济，身世飘零，薄酒一杯。多么盼望你早日脱离缧绁之灾，头白之时，重归庐山你曾经的读书处，终老旧居，落叶归根。真情弥漫在字里行间。
李白去世后，杜甫仍然念念不忘李白，有一天做梦梦见了李白，马上起身，展纸奋笔，情不可待地写了《梦李白二首》。其二曰：
老朋友啊，你知道我日夜思念你，所以连续几夜频繁地进入我的梦中与我相见。足见君意殷殷，我情切切。你壮志未酬，独自憔悴。谁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平生志在报国，却在晚年遭受牢狱之累。你虽然寂寞身后，不被看重，但一定会千秋万岁，英名永传。对亡友尚且如此，足见杜甫笃于友情，诚乃诗圣博大之悲悯情怀也。
李白杜甫是真正心灵相通的伟大知音！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先生，在讲李白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
这真是一段精彩绝伦的论述，鞭辟入里，不可移易，闪射着永恒的智慧之光！李白与杜甫是两位伟大的诗人，伟人英名，万世永存！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也是伟大的友谊，友谊之树，万古长青！
3.中唐诗坛
所谓中唐，大致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到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一共六十多年；主要包括唐德宗的贞元年间（785—805）和唐宪宗的元和年间（806—820）。“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直到唐德宗贞元和唐宪宗元和时，才渐渐恢复元气，社会呈现出中兴气象，这就是史家所说的“唐室中兴”。中唐处于有矛盾有弊病但又有转机有希望的时期，所以政坛和文坛都出现了改革潮流。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社会盛世清明，没有矛盾，没有弊端，“春色满园关不住”“万紫千红总是春”，那就不需要革新了。相反，如果濒临崩溃，没有转机，没有希望，“无可奈何花落去”“流水落花春去也”，那么也就不用革新了。所以，正是在中唐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才出现了以王叔文、王伾“二王”为首、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后来被贬为“司马”的八人参与的政治改革运动。因为事件发生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所以史称“永贞革新”。不久，改革失败，王叔文被杀，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八人，均被贬到外地担任有名无实的司马官，这就是中唐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当时政坛上的革新潮流，也对文坛、诗坛产生了影响。文坛上有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提倡散体文、反对骈文的古文运动。因为我们主要讲唐代诗歌，所以关于古文运动就不讲了。在诗坛上，中唐的诗歌已经失去了盛唐诗歌那种昂扬激奋的精神风貌，不再雄浑奔放，而是情致淡远。当时的主流，则是白居易继承杜甫诗歌反映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其外，中唐诗坛上还有韩孟诗派、刘柳诗派和李贺等。
（1）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贞元年间举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善赞大夫。元和十年（815）因得罪权贵，被贬江州司马。后历任杭州、苏州刺史等，官至刑部尚书。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七岁的白居易任左拾遗，抱着“达则兼善天下”宏愿，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讽喻诗，希望能以此上达君王，下泄民情，补察时政，有益社稷民生。诗人明确表示：“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只要是与民生疾苦相关的事，一定直接书写，不怕触犯权贵，无所忌讳。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事遭到弹劾被贬为江州司马。其实，被贬的真实原因是，他所写的很多新乐府讽喻诗触犯了权贵们的切身利益，使他们“变色”“扼腕”“切齿”。
白居易的人生以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的总体倾向是：达则兼善天下。创作了《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中，有一首题为“卖炭翁”，诗中有让人刻骨铭心的两句诗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北风怒号，天寒地冻，可怜卖炭老翁身上衣服单薄，冻得哆哆嗦嗦，可是如果天气不寒冷的话，炭就卖不出好价钱，所以卖炭翁希望天气再寒冷一点。诗人将饱含深切同情的笔，一直深入到最下层人民的内心最深处，揭示出他们真切的心理活动，催人泪下。还有一首“忧农桑之费”的讽喻诗《红线毯》，最后一声断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如此精美贵重的线毯铺在地上，地是不知道寒冷的，可是人是要温暖的，你们少夺下给人制作衣服的锦布，覆盖到不知寒的地面上。而在另一首《杜陵叟》诗中，诗人由委婉的劝谏转为激愤的谴责和抨击，直接把统治阶级比作剥衣夺食、虐人害物的豺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他们虽然没有钩爪锯牙，但同样是食人肉的豺狼。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白居易对当朝统治者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严厉的批判，其见识、其勇气和其魄力，实在可嘉也！
白居易在人生前期，曾经写过一首七言歌行体长诗《长恨歌》，共120句，840字，描写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晚年，因为宠幸杨国忠、杨玉环兄妹，而荒于朝政，误国殃民，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祸乱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爆发，第二年唐玄宗在长安待不住了，仓惶逃往成都，途经马嵬驿时，军队哗变。士兵们认为大唐王朝之所以落得如此结局，就是因为杨国忠、杨贵妃兄妹二人祸国殃民，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就不再护驾了。迫于压力，唐玄宗不得不先杀死杨国忠父子；还不行，又不得不赐杨贵妃自缢身亡。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西安周至）县尉。一日，他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天宝十五载（756）军队哗变、赐死杨贵妃的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正好五十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李隆基与杨贵妃的事，不胜唏嘘。王质夫认为，像这样十分突出的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销声匿迹，岂不可惜。他鼓励白居易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就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诗人就取上下句第二个字，称之为“长恨歌”。陈鸿也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一诗一传奇，交相辉映。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以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唐玄宗和杨贵妃都是历史人物，杨贵妃在马嵬驿被逼致死，也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但白居易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闻杂说和街巷闾里的艺人传唱，进行了创造性的艺术加工，演化出一个回旋曲折、跌宕起伏、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长恨歌》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成为一首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
被贬江州，对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任江州司马期间，写过一首著名的长诗《琵琶行》，我们将在“唐人描写音乐诗”一讲中详细赏读。白居易在人生后期，思想转向消极，“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乐天安命，明哲保身，“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为了远祸全身，他力求远离权力中心，自请外任，做过杭州和苏州刺史，之后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与刘禹锡交往密切，常有诗歌唱和，度过了最后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安逸生活。晚年转向“穷则独善其身”，写了大量的闲适诗。但白居易也没有完全丢弃兼济之志，外任期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百姓做好事，如在杭州修筑白堤等。还能时常念及下层百姓：“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所作《新制布裘》的最后六句曰：“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前两句是化用孟子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意谓大丈夫可贵之处在于兼济天下，哪能只管自己一个人好呢？诗人由自己新制的裘衣，联想到如果能有万里长的裘衣，就能把天下四面八方都盖裹起来，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能像他一样安安稳稳、暖暖和和，普天下就不再有饥寒交迫的人了。如此胸襟，对于封建文人来说，实在难能可贵。
白居易四十四岁被贬江州司马时开始给自己编诗集，自称：“仆数月来，检讨囊箧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与元九书》）历代诗人中，自编诗集始于白居易。所以，在《全唐诗》中，白居易存诗数量最多、诗歌保存得最为完整，一共有二千八百多首，数量超过李白（九百多首）、杜甫（一千四百七十多首）两人诗歌数量之和。留存诗作如此完备，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知道，任何诗人的诗歌都不可能首首精品，总是良莠不齐的。所以保存得越完整，就越难免有一部分不怎么好的诗歌也留存下来。像李白，他去世后，本家叔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帮他编诗集，名为“草堂集”，序中说：“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也就是说十分之九已经散失了，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九百多首，只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一，还是从他人处收集得来的。岁月和读者是最公正的裁判，凡是消失了的东西，一般都不是最精彩的；相反，真正精彩的东西，一定会被人们广泛传诵，代代流传。当然，就白居易这个具体诗人而言，我以为哪怕他其他的诗歌都没有，只要有《长恨歌》和《琵琶行》，他就会在唐代诗坛乃至整个古代诗坛上永远不朽！
（2）韩孟诗派
该诗派以韩愈、孟郊、贾岛等诗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杜甫诗歌的“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劈山开道，自成一家”（清赵翼《瓯北诗话》）。这一流派的诗风，以奇峻、寒峭、瘦硬为特色，创作上以苦吟著称。
①韩愈
韩愈（768—824）是倡导古文运动的大家，其诗歌也以文为诗，铺叙议论，散文化倾向明显；诗风上追求奇崛险怪，喜欢用奇字险韵等。韩愈有代表作七古《山石》。题为“山石”，但仅是取本诗首句“山石荦确行径微”的首二字为题，其实是“无题”。这是一首纪游诗。全诗采用游记散文的路数，按照时间顺序，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次日天明离去，糅合散文的特点，文脉暗含诗中，有意追求“非诗之诗”，自成一格。韩愈的以文为诗，在《山石》中还不太明晰；而他的长篇古诗《南山诗》，共204句，完全是文赋的铺张扬厉的手法，一连用了五十余个带“或”字的诗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凑。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或乱若抽笋，或嵲若炷灸”等，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事物作喻，表现南山的种种奇特风貌，铺陈排比，力求穷形尽相。还有《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中，有诗句曰：“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东。忽然有物来啖之，不知是何虫。”从语气到句式，完全散文化。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我们说以文为诗是韩愈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不是韩愈诗的全部特色，他也写过充满真情实感的诗歌，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愈在任刑部侍郎时因为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触怒了唐宪宗，被贬谪潮阳。在被贬谪途中，写了这首诗。诗曰：
首联叙述自己因为上书被贬潮阳。颔联表白自己所作所为是出于公心，为了朝廷“除弊事”；所以即便是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颈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对仗工整，寓意深刻，遂成千古名句。“云横秦岭”与“雪拥蓝关”，既是写景，云烟迷茫，前路坎坷；又具有象征意义，象征前路艰险，生死难料。家在哪里？无家可归。马亦畏惧，裹足不前。最后回到题目，说侄孙韩湘到蓝关来送我的意思是“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里流露出的既有心境悲凉、无可奈何、十分悲伤的一面，也有“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改初衷、之死靡它的一面。
②孟郊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孟郊出身寒微，一生困穷不得志。他曾经描写自己搬家的时候“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全家的家具连一车也没有装满。“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好不容易终于登科，十分得意，写了一首《登科后》。诗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前的种种不得志就不用去说它了，今天终于登科，高兴之情奔放无涯。春风得意，跃马扬鞭，马蹄欢快，一日便游遍长安名胜地，赏尽都城所有佳卉名花。短短四句，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科举蹭蹬、经历了数十载寒窗之苦、一旦登科便万分得意的士子形象。
孟郊另外写有讲母爱的千古名篇《游子吟》，我们将在讲母爱亲情的“唐人孝亲诗”一讲中细细赏析。孟郊与贾岛作诗都是以苦吟著称，注重炼字造语，追求奇特构思；而且意象清冷，基调苦涩，因此孟郊与贾岛并称为“郊寒岛瘦”。孟郊去世后，韩愈曾经写过一首诗《赠贾岛》，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著人间。”诗谓孟郊去世后埋葬在洛阳的北邙山，从此诗坛上风云顿减，一片空荡荡。上天唯恐随着孟郊的去世人世间文章断绝，所以又生了诗人贾岛在人间。韩愈这里主要意在称颂贾岛，但显然夸张得有点过分。其实，贾岛比孟郊小二十八岁，孟郊814年六十四岁去世时，贾岛三十六岁，活跃在当时文坛诗坛上的有四十三岁的白居易、三十六岁的元稹、四十三岁的刘禹锡、四十二岁的柳宗元，韩愈自己也才四十七岁，都是正年富力壮之时，文坛、诗坛上可谓群英际会，云蒸霞蔚，天地间一点也不闲。
③贾岛
贾岛（779—843），字阆仙，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他作诗勤苦，自言“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以苦吟著称，人称“诗奴”。宋曾慥所编《类说》卷二十七所收《唐宋遗史》中记载了“推敲”的典故。说出身寒微的贾岛曾经出家当和尚，居住在长安青龙寺。一天他骑着毛驴去郊外拜访朋友李凝，夜深人静时才到李凝门前。皎洁的月光下他怕敲门声惊动了树上的小鸟，便将此情此景写了一首五律《题李凝幽居》，颔联曰：“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次日，他骑驴返回长安，觉得“推”字似乎不妥，骑在毛驴上，一边吟哦，一边作推门、敲门状，不觉走神，冲撞了时任京兆尹的韩愈的仪仗队，由此便留下了一段“推敲”的佳话。宋代阮阅《诗话总龟》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文字稍有不同。贾岛另外有《送无可上人》诗，在苦吟而得的“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句下，写有《题诗后》一绝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其实，贾岛苦吟而得的诗篇中，除了“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为人传诵外，好诗并不太多。倒是没有苦吟、仿佛脱口而出的一些诗歌堪称名篇。如《剑客》诗曰：“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仗剑远游天涯的侠客，用十年的工夫磨了一把好宝剑，锋利的白刃还没有用过。今天取出来给你看一看，如果谁有不平的事情，剑客就拔剑而起，打抱不平，除恶扬善，主持正义。小诗中迸发出的豪侠之气，穿云裂石，不同凡响。
（3）刘柳诗派
刘柳诗派以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为匈奴族后裔。与柳宗元等人参与永贞年间短命的政治改革活动，结果失败被贬远郡，后又一贬再贬。晚年回到洛阳，仍然有“马思边草拳毛动”的豪气；与同在洛阳的白居易友善，留下了很多唱和诗。在诗歌体裁上，尤以七绝成就突出，与李白、王昌龄、杜牧的七绝，同为后人称道。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人，有“诗豪”之称。与刘禹锡都是“二王八司马事件”成员。当时，柳宗元被贬柳州，柳州虽然也很远，但尚处在当时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边上。而刘禹锡被贬的地方是播州，即夜郎，属于今天贵州的遵义，乃当时西南部遥远而又偏僻的蛮荒之地。刘禹锡很孝顺，有高龄老母在堂，要带着老母亲到如此偏远之地，实在是苦不堪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烈火识真金，患难见真情。柳宗元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将自己的贬所与刘禹锡的贬所对调一下，自己到播州去。这件事感动了朝廷的一些朋友，他们从中斡旋，最后没有调换，但将刘禹锡的贬所由播州改到连州，其地今属广东，位于广东与湖南接壤处，比柳州还要近一些。
刘禹锡当然十分感激，铭记不忘。被贬期间，柳宗元写过《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想象被贬结束后挂冠归田，结邻而居。刘禹锡亦有同感，作七绝《重答柳柳州》曰：“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耦耕，就是两人并耕。黄发，指老年人的头发由白转黄。表示诗人希望老年时能够与柳宗元一起务农，结伴而耕，黄发相对，什么纷纭杂事都不用过问了。
刘禹锡被贬十年后，朝廷拟任用他，把他召还京都。他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对当时朝廷掌权的新贵们暗含讽刺，被政敌告发，结果刘禹锡没有被任用，又被贬了下去。十四年后再度被召回，他又写了一诗《再游玄都观》。诗前有小序曰：“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庭院荒芜，到处都是青苔；桃花没有了，只剩下菜花在盛开。当年种桃的道士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之前那个刘郎却依然如故，又回来了。抒发了自己不怕打击、不改初衷的倔强精神。结果他又被人告发，又没被任用。“前度刘郎今又来”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一直为人们称颂，化成了一个成语——“前度刘郎”。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也很出色，如《蜀先主庙》《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
柳宗元于被贬期间，曾写过一首七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寄给与自己境遇相同的漳州韩泰、汀州韩晔、封州陈谏、连州刘禹锡，这四个人和作者都在参加“永贞革新”而遭贬的“八司马”之列，都是和诗人同患难共命运而又天各一方的好朋友。诗曰：
首联写自己登上柳州城楼，极目所见，一片荒莽，如海如天一样的茫茫愁怨和思念一起涌上心头。境界空阔苍茫，情思深沉浓重。颔联写近处所见，忽然间狂风大作，猛乱地吹着水里的荷花；紧接着密集的暴雨随风吹落，击打着覆盖在墙上的木莲。以暴风骤雨摧残香洁美好的荷花和木莲，暗喻现实中邪恶势力对被贬的几人的严酷的打击迫害。颈联写远处景致，诗人心驰远方，那层层叠叠的山峦连绵起伏，遮住了远望你们漳、汀、封、连四州的视线；弯弯曲曲的柳江，犹如那饱受思念之苦的百转千回的愁肠。前一句是一仰，重岭密林，遮断千里之目；后一句是一俯，江流曲折，恰是九回之肠。对仗工整，感染力极强。尾联谓诗人与挚友一起被贬到这岭南蛮荒之地，不但见不了面，而且远隔重重山水，连望都望不见。那么就该顺利地通通书信吧，也不行，连一点音书也无法送达。这首诗表达了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的真挚友情和患难之中的相思之苦。今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评此诗曰：“唐代韩柳齐名，皆遭屏逐。昌黎《蓝关》诗，见忠愤之气，子厚柳州诗，多哀怨之音。起笔音节高亮，登高四顾，有苍茫百感之慨。三、四言临水芙蓉，覆墙薜荔，本有天然之态，乃密雨惊风横加侵袭，致嫣红生翠，全失其度。以风雨喻谗人之高张，以薜荔芙蓉喻贤人之摈斥，犹楚辞之以兰蕙喻君子，以雷雨喻摧残，寄慨遥深，不仅写登城所见也。五、六言岭树云遮，所思不见，临江迟客，肠转车轮。恋阙怀人之意，殆兼有之。首句归到寄诸友本意，言同在瘴乡，已伤谪宦，况音书不达，雁渺鱼沉，愈悲孤寂矣。”所评极是，极深，极简略，且极精辟。
柳宗元在被贬永州时还作有著名的五绝《江雪》，诗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有山水小诗《渔翁》，诗曰：
这首诗题表明诗的主人公是一位捕鱼的老翁。但在我国传统文学中，渔翁往往不仅是一个打鱼人，而且是一位漂泊江湖的隐者形象，成了自由自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个固定意象。《庄子·渔父》中的渔父，其实是一位主张“持守其真”、回归自然的隐道者。而《楚辞·渔父》中的渔父，同样是超然物外的隐士。首两句说渔翁昨天晚上倚靠着西山岩歇宿，今早起来汲取清澈的湘水，以楚竹为柴做早饭。说“汲清湘”，不说汲清水；说“燃楚竹”，不说燃枯竹，造语新奇，给人以不同寻常、超凡脱俗的感觉，似乎象征着诗人孤高的气质。接下来两句写太阳出来烟消雾散却不见人影，忽然从远处传来橹桨的“欸乃一声”，循声望去，人却隐没在青山绿水之中。“山水绿”，一派生机，勃勃盎然。最后两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画面更加开阔，说红日升起，回看水天相连处渔船已经驶过中流，视野所及的山巅上片片白云飘绕，忽前忽后似在无心地相互追逐。结句化用陶渊明“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句意，宕开一笔，使得诗的意境超逸悠然。
（4）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西）人。青少年时，才华出众，名动京师。可是因避父讳（晋肃），终身不得登第。韩愈曾为此鸣不平，写了《讳辩》一文据理力争。曰：如果“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很有道理，也很有力，但没有作用。李贺一生不得志，愁苦抑郁，体弱多病，只做过三年奉礼郎。加之苦吟为诗，呕心沥血，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他不幸过早地熄灭了人生的火焰，去世时年仅二十七岁，与王勃同龄，也同样令后人起“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文学史上有“鬼才”“诗鬼”之称。
李商隐在《李长吉小传》中记载了李贺带着“诗囊”骑驴觅诗的故事。李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李贺冷僻孤傲的性格，使得诗歌的风格奇崛幽峭，而且冷艳诡丽。“冷艳”，本来是用来形容那种“冷如秋霜，艳如桃李”的美人，借以比拟李贺诗歌风格，倒也比较确切。
李贺写过一首描写采玉老人采玉的艰辛和内心痛苦的诗《老夫采玉歌》。这类采玉题材，在古代诗歌中是比较少见、十分独特的。这首诗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而且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采玉人的生活，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尤其难能可贵。作者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加入浪漫主义的奇想，其艺术匠心更是不同凡响。
李贺也是一位很有豪情的诗人，他在《浩歌》一诗中，写过这样的四句豪侠之语：“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此外，他的《南园十三首》其五写道：
这首绝句由两个设问组成，每一联一个设问，节奏明快，一气呵成。顿挫激越，直抒胸臆，蕴含家国之痛，慷慨悲愤；抒发身世之悲，沉郁酣畅。因为骑驴觅诗，呕心沥血，所以李贺诗中有很多广为后人传诵的名句，如《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致酒行》诗中“雄鸡一声天下白”，等等。李贺以二十七岁的短暂生命，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文学成就，在唐代诗坛上，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三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4.晚唐诗坛
晚唐从文宗大和元年（827）到唐亡（907），一共八十年。上面朝廷是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党争激烈；下面是藩镇割据，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875年终于酿成了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寿终正寝。
晚唐诗歌总体上气度窄僻狭小，不像盛唐恢宏博大；情感衰飒苍凉，不像盛唐昂扬奋发；艺术上刻意雕琢，不像盛唐自然高妙。李商隐诗中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成了晚唐社会政治、经济和诗坛状况的真实写照。笔者有这样一种看法，一个时代的兴衰，是会影响当时人们的心态和情绪的。如果一个社会是蓬勃向上的，充满希望的，那么人们的心态也会健康、积极。比如同样是“夕阳”，在晚唐李商隐的笔下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在中唐诗人刘禹锡的笔下则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意谓不要说已经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桑榆晚景，太阳即便快要落山，也还能放射出满天的霞光，染红整个天宇。李商隐的感叹是，夕阳好是好啊，可是快完了；而刘禹锡则说即便快完了，依然无限好。时代的氛围，影响着诗人的情绪；诗人自身的境遇和情绪，使诗人笔下的诗篇带有不同的气韵、意趣和倾向。
晚唐主要诗人是李商隐、杜牧，他们乃晚唐诗坛双星。后人依照盛唐诗坛双星李白、杜甫并称为“李杜”（大李杜）之先例，称李商隐、杜牧为“小李杜”。杜牧本人也十分推崇李白杜甫，说“李杜泛浩浩”（《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李杜像大海一样壮阔浩瀚。
（1）杜牧
杜牧（803—853），字牧之，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学识渊博，曾纂《通典》。杜牧少有大志，诗文俱工，能文擅武，精于论兵，亦擅书法。早年有理想，“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读书留意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喜欢兵法，曾经注《孙子》；善于论兵，著有《战论》《守论》。他称自己的创作是“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但他怀才不遇，又不愿意随流俗，于是索性纵情声色，放浪形骸。其《遣怀》诗曰：“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唐人七绝有四大高手，即：王昌龄、李白、刘禹锡、杜牧。杜牧七绝中有很多名篇，如描写春景的《江南春绝句》，诗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还有咏春的名篇《清明》、咏秋的名篇《山行》等。杜牧还有咏史的七绝《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曰：“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宠爱杨贵妃，杨贵妃喜欢吃荔枝，荔枝必须趁新鲜食用。而荔枝生长在岭南，从岭南到长安道路遥远，必须用快马递送才行。“一骑红尘妃子笑”，犹如今天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一个镜头是载有新鲜荔枝的快马频频加鞭，风尘滚滚；紧接着一个镜头是杨贵妃含笑啖荔枝，风情万种。作者表面上如实写来，不动声色，实质上，含蓄地讽刺了晚唐帝王们的荒淫享乐，批判的笔力冷峻有力，意味深长。
此外，杜牧还有一首为友人张祜怀才不遇而鸣不平的七律《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诗，也写得很好。首联以逆挽之笔，倾泻出满腔感喟：“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写诗人于傍晚在画角声中登上了夕阳映照的九峰楼，一时间多少感慨涌上心头，不能自已。这里的“不自由”，就是不能自已、欲罢不能的意思。颔联“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写对着连绵的青山整日思念没有尽头，何年何月离愁别恨才能和芳草一同罢休。“碧山”“芳草”，色彩鲜明；“思无尽”“恨即休”，对仗工整。颈联“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谓眼睫毛就在眼前，却总是看不见；大道本不在身外，还要去何处寻求呢？这是曲笔书写，另有所指，暗喻友人张祜很有才华而不为人所识。尾联“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把隐含的意思挑明，有谁人能比得上你张公子，以千首诗之横溢才华，足以傲视万户侯。“谁人得似”，即无人可比；其推崇之意，几乎无以复加。全诗风格俊迈，情思绵邈而格调拗峭，集中体现了小杜诗风之清俊。
（2）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幼年习业王屋山，有文曰“故山峨峨，玉谿其中”，故号玉谿生。早年受到节度使令狐楚器重，受聘为幕僚。令狐父子在当时牛李党争中属于“牛党”。牛党以科第出身的牛僧孺为首，代表庶族利益；而李党以门阀出身的李德裕为首，代表士族利益。令狐楚去世不久，李商隐又入了属于李党的王茂元幕府，不久娶王的女儿为妻。从此生活在两党倾轧夹缝中，屡遭贬谪，仕路坎坷，人生辛酸。去世后，稍晚的后辈诗人崔珏作了七律《哭李商隐》二首，深哀巨痛，情辞并茂。其二的首联曰：“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说李商隐有“万丈才”，可是怀才不遇，“虚负”了。可谓知音矣。
李商隐存诗六百多首，有很多为咏怀诗，其实即政治诗。还有以“无题”为题的诗，或者以首句开头的词为题，其实也是无题的诗，总共也有二十多首，有人认为是借男女爱情以影射政治，其实这些诗歌，基本上都可以看作爱情诗，我们在后面的“唐人爱情诗”一讲中再加以赏读。
晚唐那样一种衰飒的时代氛围，在李商隐的后期诗中多有体现。他的诗歌总的特色是基调低沉，色彩冷暗，往往在哀思缠绵中，流露出对衰飒凋零、缺月残花的赏玩情趣。如“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把审美的兴奋点集中在“枯荷”上，而不是欣赏雨点洒落在夏天翠绿荷叶上的脆亮声。诗人审美的兴奋点总是聚焦在快要终了的事物上。如“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槿花二首》其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写意》）等，都可以看出晚唐人的一种日暮衰飒的心态。又如他的五律《晚晴》的颔联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人想象大概是天公有意怜惜那些生长在幽僻处遭霖雨之苦的小草，故特意为之放晴，使之得以沾沐晚晴余晖而平添一点生意。自然界如此，人间也要格外看重晚晴。晚晴美好，然而十分短暂，人们在流连感叹惋惜其匆匆消逝的同时，也更加珍惜晚晴给人世间带来的一丝温暖、短暂的明朗和难能可贵的生意与希望。
在这类诗中，我们选择一首七绝《花下醉》试作分析。诗曰：
诗展示了诗人的“爱花极致”和对美陶醉流连的痴迷心态。诗人因爱花而寻芳，寻芳如愿以偿而“不觉”为花之美艳所陶醉。流霞，传说中的仙人有流霞酒，饮一杯而数日不饥。这里语含双关，既指为美酒所醉，也指为美花所醉。“流霞”一词，也让人想见花的绚丽、灿烂、光艳。题目是“花下醉”，既是为花所醉，亦是为酒所醉，“醉”是全诗的核心。首句明出一个“醉”字，次句则进一步写醉，因为醉酒迷花而醉倚花树，以至于沉迷睡去，一直睡到红日西斜。可见身心两醉的程度之深。第三句写客人散去，酒也醒了，一般人日间欣赏过盛开的花的美艳，不会再对夜晚已凋残的花感兴趣了；诗人却不然，对深夜的残花，非但不感到意兴阑珊，反而更激发起对衰残的美的审美兴致，于是，又举起红烛来兴致盎然地“赏残花”。刘学锴先生评此诗时说道：“这种从‘醉流霞’直至‘赏残花’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花极致’（姚培谦评语），才是对花的最深的陶醉。说‘更’，正表明这是持续不断的赏爱过程中更深的层次，说‘持红烛’而赏，则又把这种珍爱之情表现得何等热烈而尊重！如果说这首诗包蕴着某种爱的真谛，那么这就是：爱对方的全部生命。”刘先生独具只眼，点出了此诗的真谛。
（3）唐末其他诗人
晚唐国运衰微，矛盾尖锐，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出现了一批继承新乐府“惟歌生民病”精神的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他们通过对田园凄苦生活的描绘，抨击和揭露晚唐黑暗现实，同情下层人民的不幸生活，几乎到了字字血、句句泪的地步。
①皮日休
皮日休（约838—约883）与陆龟蒙（？—约881）并称“皮陆”。两人吟风弄月，诗酒唱和了六百多首诗，编为《松陵唱和集》，成为晚唐诗坛上的江湖隐逸派。但两个人的笔下也有反映现实的诗歌，如陆龟蒙的《新沙》：“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皮日休有《正乐府十篇》，其中《橡媪叹》，颇类白居易《卖炭翁》。诗中描写农民将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而官场黑暗：“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明明是一石即十斗的粮食，到了官府却被量成了五斗，而且全部“归官仓”，老百姓只能“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了。诗中所描写和刻画的橡媪形象及其遭遇，实乃晚唐广大农民不幸命运的一个缩影。
皮日休的小品文在晚唐很有特色，其思想倾向与诗歌完全一致，而且批判得更加锋芒毕露。如《读司马法》中曰：“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者，以民命。”《鹿门隐书》中曰：“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在《原谤》中，皮日休更是认为皇帝如果是暴君，老百姓就可以将其处死并灭其九族：“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喉咙），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如此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批判，正喊出了农民起义大爆发前夕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愤怒。
②聂夷中
与皮日休同时期、揭露现实同样深刻的，还有诗人聂夷中。聂夷中（837—约884），字坦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出身贫苦，备尝辛楚，对民生疾苦体验深刻。如《咏田家》诗中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在猛于虎的苛政下，农民不得不“剜肉补疮”，救得眼前饥饿，却顾不上日后更加悲惨。这四句比喻形象贴切，与李绅的五绝《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同样呼喊出社会底层深处的雷鸣。
③杜荀鹤
晚唐诗人杜荀鹤（846—904），字彦之，池州（今属安徽）人。《自叙》中他称自己“诗旨未能忘救物”，其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也很突出，如七律《山中寡妇》。诗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诗人在这首诗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晚唐赋税苛政、横征暴敛之苦，哪怕你藏匿在深山的最深处，也没有办法躲避无孔不入的苛捐杂税。此诗以一个寡妇的不幸命运，概括了当时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把批判的笔锋一直插入社会的最深处。宋人蔡正孙谓“此诗备言民生之憔悴，国政之烦苛，可谓曲尽其情矣”（《诗林广记》）。
与此诗题旨相同的，还有晚唐诗人陆龟蒙的《新沙》。诗曰：“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这首诗十分生动地讽刺了官府征税的无孔不入：海边新的沙地刚刚形成，他们比海鸥知道得还要早，赶过去征税。后两句说，如果蓬莱仙山有路可通的话，仙人的灵芝仙草也得年年纳税。将官府敲骨吸髓的盘剥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读此诗，使人想到南宋末贾似道推行丈量土地的亩田法时，有一首嘲讽和揭露的诗是这样说的：“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如今那有闲洲渚，寄语沙鸥莫浪眠。”幽默诙谐，一针见血。
④罗隐
晚唐诗人罗隐（833—910），字昭谏，杭州新城（今属浙江）人。其小诗《雪》虽然字句浅显明白，如道家常，却批判尖锐，感慨深刻。诗曰：“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人们都说“瑞雪兆丰年”，可是年丰了之后又能怎么样呢？潜台词就是：年丰了粮食也都被搜刮入官仓，老百姓一样贫穷。长安有无数无家可归的贫苦百姓，在漫天风雪中饥寒交迫，所以“为瑞不宜多”，老天爷啊，还是少下点雪吧。诗人对风雪中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流浪者，给予了无限同情，把体贴入微的笔一直深入到最下层贫苦者痛苦内心的最深处，感人肺腑。
唐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892—908），于天祐四年（907）四月，被梁王朱温逼迫禅让出皇位，朱取而代之，改国号曰“大梁”。大唐王朝遂宣告灭亡，黯然落下了宏大的帷幕。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建国，至此共289年。唐亡后，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依次更迭的政权；而十国，是那个时期在中原以外地区所建立的十余个国家的合称。北宋欧阳修在所撰《新五代史》中，最早提出了“十国”的说法。《新五代史》中的十国包括：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波澜壮阔的封建社会大舞台上，又上演了一幕首尾长达319年的新的历史长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