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箧中集》的苦涩语调及其对传统声调的逆反
天宝末某些古诗语调的变异首先出现在以《箧中集》诗人为主的五古中，发展到顾况诗里，声调的变化更加复杂多样。笔者二十五年前曾注意到这一现象，指出：“天宝至大历的诗坛上另一个微妙的变化，便是由复古而带来的在艺术上转向苦涩奇险的倾向。”特别是《箧中集》内所收诗人，共同的特点是句意断续，语言质拙，思致惨苦，声调滞涩。这种“以散句的串联和平白质朴的语言造成拗涩之调，好以极端的说法表现穷困惨苦心境的特点，后来成为孟郊、卢仝等人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218]。现在看来，这一结论基本不错。但当时论述这一现象，是与杜甫、岑参等人的“好奇”混在一起的，没有区分不同诗歌体式在求奇创变方面的不同表现原理，尤其没有深究《箧中集》诗人和顾况的这批古调背反传统古诗声调的原因和意义。因而有必要重拾这个话题做进一步的探索。
大历前五古的声调形成以流利畅达为上的审美传统，与五言体式的构成原理有关，也是历代诗人自觉追求的结果。汉魏五言诗形成之初，面临着单行散句如何形成连贯节奏的问题，早期主要是采用排比对偶叠字或重复用字等手法，以求语脉流畅。这就是汉乐府五言及苏李诗多见排比重叠的原因。但由于五言的特质原本适宜叙述，在连贯的叙述句脉中寻求鲜明的节奏感，是五言体走向成熟的更重要的途径。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五言文人诗在叙述脉络中展开往复抒情的方式，前后句子“相生相续成章”[219]，全篇“章法浑成，句意联属”[220]，加上用语浅白家常，具有毫不雕饰的天然美，遂使汉五言古诗形成“随语成韵”[221]、天然流畅的声调特色，这也是后世判断五古语言风格的最高标准。
汉魏以后五古经过太康体、元嘉体等阶段的演变，对偶句成分愈益增多，至谢灵运诗里甚至达到“体语俱俳”[222]的程度，用语也愈趋典重生涩。齐梁五古突破元嘉体的板滞凝重，追求流畅自由的声情，重新处理散句和对偶句的关系。这种破骈为散的努力，使不少齐梁五言诗回到了五古讲求语调流畅和用词浅易的审美传统[223]。这与沈约和萧氏兄弟的倡导有关。沈约的“三易说”强调“易读诵”，即流利上口，没有佶屈聱牙之感；“易识字”，即浅易家常的语言文字；“易见事”[224]，即常见的典故，不致因僻涩难懂而阻滞文意，三条其实都包含了对诗歌的语调要求。尽管沈约为了“易读诵”而提出声律说，但是诗歌语调应当顺畅，也是当时人对所有诗歌的共识，例如萧子显主张诗歌应“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225]，即节奏响亮分明，韵律清润委婉，穿插民谣式的语调，读来轻快流利。钟嵘说自己不懂四声，但“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226]，也是强调诗歌的语调本来就要讲究讽诵效果，不能阻滞，应当声音清浊协调，读来顺口流畅。
齐梁诗奠定了初盛唐诗清新流畅的语言风格。直到天宝末期，殷璠在《河岳英灵集论》中论音律，还是说：“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二，未为深缺。……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227]李珍华先生对殷璠这段话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殷璠之意是“所谓音律者不必固囿于平仄律。要真正欣赏古人或唐人的古体诗，我们必须注意到除已成主流的平仄律以外的抑扬关系，也即是轻重清浊所组成的音律”[228]。这一解释是符合殷璠本意的。联系盛唐古诗来看，殷璠这话也显然反映了诗人们对于古体音律的共识，即并非一定要做到合四声、避八病，才能取得声调流美的效果。只要文辞与音调相合，全诗都保持这种协调感，同样可以做到韵调流畅优美。
追求平易流畅、词调相协虽是汉魏到盛唐五言古体诗的主流，但其间也曾经出现过语调滞涩的情况。最早是在少数汉乐府中，主要因五言诗还处于摸索节奏规律的萌生阶段。如《折杨柳行》《箜篌谣》就存在散句之间无呼应，语脉不连贯的问题。之后是刘宋时期的某些五言古诗，在普遍追求典重生涩的时代风格中，更进一步发展到“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229]，在深奥的典故中钻牛角尖，甚至生撰语词，将诗歌弄到晦涩不通、难以卒读的地步[230]。直到萧齐时期，诗风虽转向平易，但部分五言诗仍夹杂着生涩的句子。沈约提出“三易”说，应有针对这种创作倾向的用意。这两个时段相对短暂，在汉魏至盛唐诗歌史中不占主流，却也提供了观察中唐前期古调变异的另一种视角。
七言诗的语调与五言又有所不同。七言在早期作为一种应用文体，以单行散句连缀，每句独立成行，也经历过一个语调蹇涩的阶段。但是随着七言转向抒情化，并成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以后，在汉魏六朝以乐府为主，至初盛唐更发展为富于乐感的歌行，其结构体式就决定了对语调悠扬流转的要求比五古更高。总之，以大历前五七言古诗作为对照，便不难看出天宝后期至贞元时期某些古诗语调的变异，对于汉魏盛唐古诗的传统诵读节奏是一种逆反。
《箧中集》诗人和顾况的古诗虽有相似的语调特征，但其艺术表现和形成原因不尽相同。《箧中集》诗的基本特点是以直白朴质的语言夹缠少数古语雅词，因而有些诗语言虽然近于口语，读来却觉得拗口滞涩。
首先，《箧中集》古诗取法汉诗，全为散句，不用对偶；又采用枯淡直白的家常语，尽去雕饰。例如沈千运的“筋力又不如”“兄弟可为伴”[231]，“不道旧姓名，相逢知是谁”[232]，“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233]；于逖的“老病无乐事，岁秋悲更长”，“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234]；孟云卿的“人生早艰苦，寿命恐不长”[235]；元季川的“出门万里心，谁不伤别离”[236]；等等，都很浅白。同时，有些诗还以顶针、重复用字、排比等句法加强了这些浅白语言的重叠之感。比如沈千运的“今日春风暖，东风百花折”，“岂知园林主，却是林园客”[237]；王季友的“出山秋云曙，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药，不忆山中人。山中谁余密，白发惟相亲”[238]；于逖的“衰门少兄弟，兄弟惟两人”[239]；孟云卿的“但恐不出门，出门无远道。远道行既难，家贫衣裳单”[240]，“莫吟辛苦曲，此曲谁忍闻。可闻不可见，去去无形迹”[241]；张彪的“去日忘寄书，来日乖前期”[242]；赵微明的“去时日一百，来时一月程”[243]；等等。从理论上说，浅白家常的文字再加上重叠复沓的修辞手法，很容易形成流畅的语调。然而这批古诗的顺畅仅限于这些片段，不能贯穿全诗。而且有些句子重复用字过多，几乎成为绕口令，如王季友未收入《箧中集》的几首诗：“采山不采隐，在山不在深。”[244]“出山不见家，还山见家在。山门是门前，此去长樵采。”[245]“上山下山入山谷，溪中落日留我宿。松石依依当主人，主人不在意亦足。”[246]句中反复用“山”字，却反因绕口而致拗涩。
其次，在这类古诗中，与直白字句相间的还有少数晋宋古诗式的雅词，有的来自汉赋，有的还是诗人自己的生造词。晋宋时期的生造雅词与其全诗风格统一，而《箧中集》里的这类词与俗白的当代语言风格夹杂在一起，尤其显得难易不协。例如沈千运的“畴昔皆少年，别来鬓如丝。不道旧姓名，相逢知是谁。曩游尽骞翥，与君仍布衣”[247]，“曩游”一词仅同时代的杜诗中有一例。因“曩”字较雅，在魏晋宋诗中主要见于四言诗和王羲之玄言诗、谢灵运赠人诗，初唐时多见于应制诗。“骞翥”一词为沈千运从张衡《西京赋》“凤骞翥于甍标”取来，因而“曩游尽骞翥”这一句在前后句的浅易风格中尤显突兀。“栖栖去人世，迍踬日穷迫”[248]，前句浅易，后句是晋宋雅调，“迍踬”一词亦不见于前人诗。张彪的“君子有褊性，矧乃寻常徒”[249]，“矧乃”一词在先唐主要见于四言诗，以及少数典雅的五言诗[250]。元季川的“飒飒凉飙来，临窥惬所图”[251]，“临窥”为元季川独造之词，“所图”用在五言句的后两字，之前只有沈佺期的“将南睿所图”[252]一例，但沈诗全诗用语典重。元诗在“临窥”的生词后面再加上风格典雅的“惬所图”，便与全诗不协调。“灌田东山下，取药在尔休”[253]，“尔休”一词也是生造，且不明其意[254]。
再次，这批古诗的上下句之间往往杂有令人难解的跳跃，因而句意不连贯，这也是形成语调滞涩的原因之一。汉魏古诗散句意脉接续的特点是“相生相续成章”，即上句之意自然生出下句，下句之意自然连接上句。跳跃主要见于比兴的使用。因而无论叙述还是抒情，句意之间不会产生断续之感。而《箧中集》古诗即使是全用直白的文辞，也会出现句意的窒碍，这往往与诗人用意过深有关。上下句之间的顿断有时似为增加联想，有时却不明其意。如沈千运的“筋力又不如，却羡涧中石”，“近世多夭伤，喜见鬓发白”，“兄弟可为伴，空为亡者惜”[255]，这几个诗行均因上下句之间缺乏呼应而造成一个顿断：从筋力不如转为羡慕涧中石，固然还可以让人联想到汉古诗中的“磊磊涧中石”，猜测其意是感叹人无金石固。从近世之人多夭伤跳转为喜见鬓发变白，也可以理解是庆幸自己相比夭折已算长寿。但兄弟为伴与空惜亡者之间的意脉却难以理解。同样，此诗后几句说：“骨肉能几人，年大自疏隔。性情谁免此，与我不相易。”本来年纪渐长，骨肉疏远，是人之常情，但末句却不知何意。于逖的“幸以朽钝姿，野外老风霜”[256]，观全诗之意应指自己本非贤才，幸而能以朽钝资质终老于穷郊。但下句场景过于具体，也令人从字面上不能直接理解“幸”从何来。孟云卿的“尔形未衰老，尔息犹童稚。骨肉安可离，皇天若容易”[257]，末句与前三句的关系也不能一读便知。张彪的《古别离》是多人写过的题目，此诗每句都浅易可解，但连起来就不易懂。前四句“别离无远近，事欢情亦悲。不闻车轮声，后会将何时”，其意大约指别离无论远近都令人悲伤，即使为高兴的事离别也难免如此。而“不闻车轮声”，则不明其意是指车已走远，还是再没有车来。由于各散句字面不相呼应，读者要理解全诗，必须思索其间的意脉曲折，所以即使语言直白，仍然构不成顺畅的语调。
以上三个特征，似乎都曾在盛唐以前的诗歌史中出现过。上文已经提及，散句之间因缺乏呼应而造成句脉不连贯，是汉代早期五言诗曾经出现的现象。浅易诗句中夹杂难词生字，是宋齐之交诗歌语言从生涩典重转向平易清浅的过渡迹象。但是《箧中集》诗人生活在五古已经高度发展的时代，其句脉不畅、难易夹杂的原因应该不同于这两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何况联系他们全部的作品来看，其中也有一些通篇较为顺畅的作品。那么《箧中集》某些古诗语调滞涩的问题，或许与诗人内心的苦涩有关。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下文将联系其人生遭遇做进一步探索。
《箧中集》在五古中全部采用汉魏式的散句，在天宝后期至大历的诗坛上是有革新意义的。初唐五言诗继承梁陈诗，基本上处于古近不分的状态，虽然经过陈子昂和宋之问区分古、律体调的努力，但直到盛唐，仍有大部分诗人的古诗仍然带有律句或律调。杜甫的五七言古诗在多种题材中活用汉魏乐府古诗和古谣谚的创作原理，从当代生活语言中提炼新的散句节奏，恢复并发展了汉魏诗以散句为主的传统[258]。《箧中集》诗人与杜甫是同时代人，其中有一些是杜甫的朋友。其五古全部采用散句，努力在用语和句式等方面清除律调，说明作者十分清楚“五古须通篇无偶句，汉魏则然”[259]的基本特征。他们与杜甫一起自觉恢复汉魏古诗的创作传统，特别突出了汉诗语言质朴无华的一面。同时突破散句连接不宜跳跃的传统，以拗涩的苦调表现苦涩的心情，尝试通过语调的变异传达不平的心声，也是对古诗的创变。尽管成就不能与杜甫相比，但给后代诗人提供了学习汉魏的另一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