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遥远的共振

2005年，我从一个山东小城来北京读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实属一种偶然，却是我始终庆幸的选择。在中文系遇到的老师们，几乎从不干涉甚至总是热情鼓励我们自由而芜杂地探索。这份可贵的宽容给了我一个通过文学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契机。

我对大学时光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便是课下（或干脆逃课）与三五好友一起去北京大大小小的剧场里看话剧。许多剧目的名字都已经模糊，但深夜散场后，和好友们一路狂奔去赶最后一班地铁、气喘吁吁望向彼此的样子还历历在目。在本科期间的外国文学课上，我第一次听到非洲作家的名字。也许因为当时对戏剧那种懵懂的痴迷，尼日利亚戏剧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只是那时的我并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仅见到了索因卡本人、去了他的故乡、参与邀请他来中国演讲，还成为索因卡研究专家和当代最重要的非洲文学批评家之一拜尔顿·杰依夫（Biodun Jeyifo）教授的学生。

2010年，杰依夫教授受我的硕士导师魏丽明老师的邀请来中国开展讲学活动，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助理和翻译。得知他的朋友们都叫他“BJ”，我们就都称他为“BJ老师”。在去内蒙古开会的大巴上、去福建和浙江演讲的火车和飞机上，BJ老师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他对当代非洲和中国的观察。我时常讶异于这位尼日利亚学者对中国的了解，他对中国的地方传统戏剧、《毛泽东选集》、鲁迅的作品都能信手拈来。与BJ老师的相遇，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上的巨大短板，这是后来我坚定地将非洲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重要原因。

只不过十年前作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不解。朋友们和长辈们在得知我的专业方向时甚至会不假思索地问：“非洲？非洲真的有文学吗？”

周围人对这片大陆表现出的那种朴素的漠视，让我从心底感到失落。我还记得自己曾兴冲冲地跑到图书馆，找到了当时架子上唯一一本索因卡剧作的中文译本，却发现我们的出版社竟连作家的国籍都搞错了。但幸运的是，作为中国非洲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启蒙者”之一，BJ老师对非洲文化和思想的讲述总是能显示出他特有的知识底蕴和关怀。比如，他经常将我更加熟悉的亚洲戏剧文化拉入有关非洲戏剧的对话，作为一种参照来帮我建构起有关非洲的知识。这样的教授和讨论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也提醒着我，只有当我们与看似遥远的他者深刻相关时，才更加理解远方、理解自身。

2012年，我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语言文化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系里除了英国学生，还有来自德国、美国、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国际学生。作为当时系里唯一的中国博士生，在不同的课堂和讨论组上自我介绍时，大家几乎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选择研究非洲尤其是将尼日利亚作为自己的博士题目？那时候，我总会非常干脆地立马反问：“Why not？”（为什么不行呢？）

我这么回答，大概是本能地在心里怄气：为什么我同年级的欧美同学研究非洲，就不会被问同样的问题？难道他们就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

转眼距离我博士入学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不久前，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位老师联系时，他告诉我，他最近开设的一门非洲语言课程上，所有选课同学竟然都是中国人。显然，去亚非学院留学的中国同学早已不会再被问及“为何选择研究非洲”这类问题。因为就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与非洲”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家开始默认中国年轻学者关注和研究非洲的合理性。这门课程上小小的变化其实从侧面说明了非洲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清晰；作为西方之外的一个“另类的他者”，非洲已经更多地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今天我们去非洲调研，经常能在不同城市边缘地带的街边小卖部门口看到中国手机厂商的广告。而在国内情况其实也很类似，大大小小的咖啡厅里，埃塞俄比亚或者肯尼亚的咖啡豆也成为颇受欢迎的选择。然而，与越来越密集的交集并不匹配的，是现实中我们对非洲人与非洲社会的理解和认知方式还远远滞后于我们出现在彼此生活世界里的频率。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21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宣布73岁的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获奖。对于中国的传媒和文化界来说，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人名。人们搜遍中文互联网，发现他的作品仅有两篇短篇小说被译为中文，收录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和之前许多的获奖者不同，中文研究界极少有学者专门从事古尔纳的研究，甚至很少有人听过他的名字。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2021年的许多国际文学奖项都陆续颁给了非洲作家——南非作家戴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凭借作品《诺言》获得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凭借小说《男人们最秘密的记忆》获得2021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同年，莫桑比克作家宝林娜·奇齐安（Paulina Chiziane）获得卡蒙斯葡语文学奖，随后塞内加尔作家布巴卡尔·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也获得了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而在许多国人的印象中，非洲还是一片文化的荒漠。还记得古尔纳获诺奖的那晚，一位经常参与文化报道的朋友感叹道：“这大概是全国文化记者‘找不到人’的一天。”

这种越来越频繁的交往与知识结构上的严重缺失提醒我们，一方面，非洲已经以许多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进入我们生活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非洲的理解和想象，却始终是模糊又困难的。过去几年里我在北大开设本科生的非洲文化公选课，每学期开始都会先做一个调研，邀请大家思考他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从何而来：中学地理课本和旅行社图册上的动物大迁徙，新闻媒体中有关内乱、恐怖分子和疫病的报道，好莱坞电影里穿着草裙的部族人或者困于饥荒的瘦弱儿童……这些关键词似乎一直排在中国学生对非印象的前列。当我问起同学们为什么要选这门课，也时常听到这样的回答：去非洲做动物保护志愿者、参加艾滋病和救助女性的NGO组织，或者参与帮助当地脱贫的发展项目，等等。我当然无意否定同学们对这片大陆的好奇和善意，但会为这些答案背后显现出的思维定式感到一丝忧虑，那就是在这些关切背后，非洲似乎永远都只能作为落后的、“被援助的”对象而出现。

这些成见限制了我们对他人生命的想象和理解，也让我们无法真正与他人的生活世界相互体认。作为一个非洲文化的研究者，我时常希望能够与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保持距离，试着走出宏大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框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经验里、在跨越历史的文化与艺术文本中，勾连起彼此之间相互联结的脉络和图景。这本文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个体与非洲相遇的一种行程记录，或许比记录更重要的，是检视自己从“我”走向“他人”的心情领受。就像走遍拉美的索飒老师曾经说过的，“这一份心情的领受是比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深造、技能训练更宝贵的资源”[1]。

远方与附近的日常

在伦敦求学的第一年，我其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每天都在图书馆翻来覆去地琢磨非洲戏剧及戏剧理论相关的研究计划，第一个学期过后，我懊恼地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任何让人满意的长进。我的指导委员会中曾经有一位十分严厉的老师。每次和这位老师谈话，她都会向我抛出许多个理论问题。我自然是经常回答不上来，刚刚要建立起的自信难免被彻底击溃。冬天的伦敦十分阴郁，有时候才下午四点天就快黑了。我记得有一次从老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我的情绪陷入了谷底，也对自己曾经热切的选择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诸多一起求学的欧美同学相比，我从来没有以一种完全自洽的方式参与过课堂上的理论讨论。有一次讨论会上，我记得这位导师回忆起她的求学生涯，她说晚上睡前读到涂尔干、福柯、阿甘本、德勒兹、哈贝马斯等许多学者的著述会兴奋到睡不着，我的同窗们纷纷点头赞同，各自激动地分享着这些名字如何曾在某一个时期对他们产生过“深入骨血”的影响。望着同窗们讨论理论时的那种特别热烈的场景，我忍不住又要问，这些让我感到疏远的讨论，和我生命的关联在哪里呢？

然而在我带着紧张和不安第一次在地理意义上踏进非洲时，这份游移不定与格格不入的心情似乎才得到了些许缓解。

包括学者在内的外国旅行者的目光总是容易被“异域风情”吸引。我在尼日利亚的街头感到的，却是一种莫名的亲切与熟悉。一位曾与我同行的英国同学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说尼日利亚的种种混乱场景——无休止的堵车、随时随地的停电、糟糕的网络信号、因为公共厕所的缺失在街角大小便的路人——时常令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冒犯。他总是期待着田野调查的结束，赶紧离开这个完全没有什么秩序感的地方。可我似乎被拉各斯这个城市隐隐之中的“失序感”所牵引着。在不期而遇的日常中，我试着一点点把握这个城市的脉搏：我特别喜欢清晨出门时，在路边仔细地观察一辆辆擦身而过的小巴车，看车身上用不同语言书写的各种标语和海报，透过这样的细节理解拉各斯人的信仰与渴望；堵车的时候，我会和司机一起听广播、聊天，听人们给电台主播打电话吐槽社会新闻和打工人的苦衷，几个小时的路途也不再那么漫长；我还经常去住处附近找一位裁缝阿姨家的女儿聊天，她喜欢跟我分享她在尼日利亚的职校生活，还有她和同学们经常看的电影、电视剧，有段时间她痴迷韩剧和拉美的电视剧，和她一起遛弯时她总不自觉地唱起韩剧里的主题曲。神奇的是，这些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时将我带回到我出生长大的山东小镇，有时又与18岁离家远行到北京上大学时的记忆产生一些奇妙的呼应。

这种不期而遇，还领着我走向了博士项目的研究对象——一群生活在边缘社群巴里加的尼日利亚青年。在我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我的同龄人。但与时常纠结于语言考试、学分绩点、发表论文和毕业找工作的我相比，他们的生活似乎迥然不同。这个贫民窟里的剧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加入剧团的唯一要求，就是连续7天、每天早上7点之前来参加排练。两个星期以后，就自动成为剧团一员。因为他们租不起特定的场地，演出地点经常要东挪西借、换来换去，我也跟着他们去了许多拉各斯不为人知的街区。这些朋友在拉各斯的日常轨迹，也成为我认识尼日利亚的知识地图。也正是与他们相遇并共同感受深邃现实的过程，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突破对狭小的自我的认知。

2018年6月——那还是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前的世界，我回到拉各斯大学开会。和往常一样，在每天会议开始之前，我都去离大学不远的巴里加看青年剧团的排练。有一天排练结束，我打了一辆奥卡达（okada，当地流行的摩的）赶往会场，却被剧团的两个成员卜萨约（Busayo）和太依沃（Taiwo）追了上来。他们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塞进了我的书包，说是太依沃的母亲让我一定带上。我回头向不远处的老人使劲儿招招手，就火急火燎地赶往会场了。等我到了开会的教室，打开书包就看见了一大兜青橘。

我知道这位老人可能在路边摆摊一天也收入无几。就是许多个这样渺小的瞬间提醒着我，拉各斯这个众人眼里臭名昭著的狂野之地、以暴力和骗子闻名的地方，也总有慷慨与温情。在后来的许多次闲聊中，太依沃的母亲给我讲了他们家从另一个城市来到拉各斯的经历，因为住不起更昂贵的地方，他们几十年前就在潟湖旁边通过填埋垃圾和砂石盖房子，这也是他们街区许多人共有的经历；她也多次和我分享她对儿子从事非正式剧团工作的矛盾情感——她为儿子的执着骄傲，也为他朝不保夕、看不到明天的生活而揪心。正是这些平凡的陌生人和他们蕴含着巨大能量的生活本身，连接起我和我的演员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这些街头的相遇给予了我在英国的大学系统内无法理解的社会知识和情感体验。在我因为被冰冷的理论拒斥、感到怯懦的时候，是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现实重新拥抱了我。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生活的细节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是理解问题的途径，是理论与方法的土壤。这些经验提醒我在写作中、在课堂上，诚恳地保留而不是背离个体成长的印迹，并思考这些经验与际遇所带来的兴奋与纠结，去捕捉、呈现和讲述现有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框架无法抵达的地方。

重新拥抱日常，也不断赋予我作为一名研究者的“成长时刻”。毕业回国工作的一次讲座过后，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问题。大概的意思是说，最初是什么契机吸引我走向这群尼日利亚青年？当我今天再回看几年前的博士研究，有没有发现什么缺憾？

这个问题把我带回了第一次到达尼日利亚的时候。如果说最初进入田野时，我作为单身大龄无业的女博士，能够与许多非洲青年“岌岌可危”的、过渡阶段的生命状态迅速产生共鸣；那么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份工作，走进了婚姻家庭，有了自己的女儿。这种自身生命经验的变化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时，有了新的问题意识和关怀。我意识到自己之前在博士阶段对非洲戏剧实践的研究中，严重缺少了对女性演员和女性创作者的声音的书写。

于是，我重新翻看曾经的田野资料，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那是我去参加剧团排演时随手拍的排练室场景。我看见一位女演员的怀中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儿。那个瞬间我一下子意识到，我没能够在博士论文中将这些女性戏剧演员的故事记录下来，并不是她们不存在或者在剧团中的角色不重要，而是因为她们总是行色匆匆，在每天的排练和演出结束之后就不得不赶紧离开，去照顾家庭和孩子。也正是因为成为母亲的这种自身经验的变化，让我重新看见她们和她们对生活意义的塑造。“为什么在非洲的视觉和表演艺术史上，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似乎被‘匿名性’地掩盖，女性的声音好像总是缺失的？”从这里重新出发，我开启了一个新的与非洲女性艺术家相关的研究课题。

这样一些远方与附近的日常提醒我，研究是从我走向他人也从他人走向自我的过程。或许研究，本来就该是一种“双向奔赴”。

“庆典的回归”，现代的传统

在课上课下与不同的人群分享我对非洲文化和艺术的理解时，我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非洲真的如你所言如此现代和多元吗？为什么你关注的这些文化和艺术现象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个原始神秘的大陆不太一样？这些是不是你一厢情愿地为非洲加上的浪漫滤镜？

非洲远不是一个只有红色夕阳笼罩、建立在稀树草原上的乌托邦世界。对非洲文化和艺术的理解，也并不必停留在神秘和原始的概念之上。在了解非洲文学和艺术的时候，我学到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便是愿意像我在非洲遇到的当代作家和艺术家一样，回到本土的经验论、立足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去理解文化与艺术实践活动自身。

在著名作家阿契贝的《非洲的污名》中收录了一篇叫作《庆典的回归》的文章，他讲述了伊博族（Igbo）文化中象征着艺术殿堂的姆巴里（Mbari）神庙的故事。姆巴里神庙的逻辑集中体现了伊博人如何理解艺术与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关系：

姆巴里神庙拓展了场景，使其拥有了超越纪念赐福或喜事的意义，从容地涵盖了其他体验——的确如此，人一生中所有重要的经历，尤其是那些新的、异乎寻常的，因而有潜在危险的经历……例如，骄横跋扈的地区殖民长官出现时，姆巴里艺术神庙的设计师会为他们腾出一个位置，并给塑像配上尖头盔和烟斗。有时会为他们的火车、自行车和土著勤务兵腾出地方。[2]

表面看来，姆巴里神庙似乎意味着一种不假思索和批判的“崇拜”，因为他们竟会为犯下入侵罪行的殖民长官塑像！然而这种理解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认识论上的傲慢和褊狭。

我们过去对于非洲宗教文化和艺术的认知多从西方学者那里获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非洲的艺术与文化都被西方认识论贴上“原始”和“拜物”的标签，以区分于西方自身标榜“理性”与“进步”的文化。熟读殖民历史便不难发现，这种对待差异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对自我与他者进行一种等级化的排序，将非洲置于人类线性发展时间轴的末端，从而为殖民事业提供一种“使命感”与合法性。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从伊博族经验论出发对姆巴里神庙的阐释，具有极其动人的力量：

在伊博人看来，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一种驯化野性的方式，它就像避雷针一样，捕捉具有破坏性的电能，将其导入地面以避免电击造成的破坏。因为他们认为，任何遭到无视和诋毁，不被承认和赞美的存在都会变成焦虑与分裂的中心。对他们而言，庆典是对存在的承认，而非欣然接受。这是每个人都该得到的礼遇。[3]

这位扎根于伊博族知识传统和当代生活图景的作家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和信仰中流传下来的“姆巴里庆典”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一个完美世界的盲目崇拜，更不是将所有的物质经验和遭遇进行“拜物教式”的处理。它是普通人对他们在现实及想象中所感知到的世界的一种“承认”。当生活的稳定性被不断打乱，我们所有人都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重组生活的秩序。伊博人回归仪式与庆典的目的，不是被动地臣服于超然力量或者欺骗神明，而是在艺术表达与创作合作中反复操练理解现实的能力。不断地修建和雕刻姆巴里神庙，不是在机械无知地重复传统，而是人们为了认识世界和自我、主动地叩问那扇同时朝向过去与未来的大门。这种对于传统庆典的回溯，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一种极其具有现代意味的行动！

阿契贝对姆巴里神庙的阐释也映照着他的写作路径和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通过写作讲述伊博人，包括他们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生命故事，阿契贝用文字为姆巴里神庙筑起另一种看不见的雕像。许多当代非洲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类似的“重塑雕像”的过程。作为有幸在这片大陆上穿行和生活的文化研究者，我们总是很容易被这样的过程吸引。因为这些从社会历史与现实经验向文学艺术形式转变的时刻是非同寻常的，这一过程伴生着非洲的“街头政治哲学和经验论”[4]，其定义并不依附于外部世界既有的政治或哲学框架，而是体现了特定时刻普通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对现实的回应。

这些故事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性，关系到今天我们在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时应该如何对待差异。面对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我们不能单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指标为唯一标准建立一种认知“秩序”。在理解相似性与差异的时候，只有从“雕像”传统本身入手，追寻其背后的深层历史与当下经验，突破固守的姿态和民族主义的自我认同，才能真正抵达自我与他者的相关性。就像人类学家拉比诺在他的北非田野笔记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没有所谓的‘原始人’，只有其他的人群，过着别样的生活”[5]。学者和被他们称作“他者”的研究对象一样，都限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这本小书中，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些非洲人讲述的故事出发，穿行于彼此的“意义之网”。这些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种理解非洲的线索，带领我们走近普通社会群体的日常，走向他们最急迫的关注、最当下的挣扎，走向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与价值观念，以及他们如何面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剧变。

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丰富的文化与艺术表达，让我们得以有机会走出外来游客旅游观光的经典路线，看到在非洲城市中复杂的时空分隔，以及人、物与思想在不同时空之间的折叠翻转。就像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主人公所感受的那样，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似乎接近了这世界的模样，可“那轮廓太远……遥不可及”[6]。非洲是一片如此复杂和多样的大陆，我们深知自己步履和视野的局限性。在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津巴布韦等不同地方旅居或者短暂停留的日子里，我们试着打开自我用力生活，也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小心地穿行，摸索更多相遇和抵达的方式。

非洲作为未来：疫情下的省思

著名的建筑学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曾经把看似混乱无序的拉各斯比作研究人类未来城市的样本。他的这种说法在城市研究领域引起很大的轰动。尽管库哈斯本人在拉各斯的研究路径在学界尚存争议，但这种说法之所以引起一片哗然，部分是因为人们过于习惯把非洲看作是过去的、古老的，很难想象它与未来的关联。

其实，急速扩张的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城乡流动、阶层隔阂和底层社群的生存等至关重要的问题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像伦敦、巴黎、芝加哥、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非人类学家科马罗夫夫妇（Jean Comaroff＆John Comaroff）在《来自南方的理论》（Theories from the South）这本著作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不是非洲正在追赶欧美，在许多层面上，全世界都正在成为非洲。”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对这个观点感到些许困惑。可最近再次翻开它的时候，竟有了不同的感触。

从2020年年初开始，我与本书的另一位作者丽方相继在非洲停留与生活，观察和记录“危机中的”非洲社会。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都写作于过去的这段时间。当2020年7月，我经历南非长达数月的封控，带着不到10个月大的女儿从疫情中的约翰内斯堡出发，经过长达几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外加数周的酒店隔离，然后回到北京的家中时，并没有想到疫情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时地被困在原地、陷入无尽的等待——等待流动的恢复，等待“正常的”生活，等待一种看似遥遥无期的终结。这样的生活节奏不断地反复，直到所有的期待变成疲惫和倦怠。

不能去往非洲的日子里，每每看到我所关注的国内舞团和表演团体因为疫情封控而解散的消息，我都会忍不住给拉各斯那些剧团的演员朋友们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现状。尼日利亚朋友们对疫情的回应总是显得非常“淡定”：“和我每天醒来就要面对的困境相比，疫情恐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的确是这样，从十年前我开始跟随他们调研时就知道，他们中几乎所有人每天都要为自己当日的食物发愁、为交不上房租就快被赶出来发愁、为找不到这个星期或者这个月的演出机会发愁。可就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中，他们坚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排练，这种排练几乎成为一种他们本能的身体仪式。十年来，我从他们的坚守中获得了一种比更常见的学术话语和概念（比如自我赋权、能动性、“残酷的乐观”，等等）更持久也更复杂的力量。

仔细地回想他们的话，我似乎更加理解什么是非洲研究学者们在书中所写的“危机作为常态”（crisis as norm）的社会，什么是非洲青年人群所面临的永无止境的“等待”（waithood）。当我自身也被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所笼罩时，才真正开始理解这些关键词的重量。

在一种“非常态成为常态”的生活中，从拉各斯到马坎达（Makhanda），从约翰斯堡再到北京，我们的身体似乎与那些我们笔下的非洲年轻人又一次产生了遥远的“共振”。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共振的感召，让我们也想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坚持讲故事的人。

程莹

2022年2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