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远方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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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的历史与当下

/程莹/

2020年寒假伊始，我从北京出发飞抵南非约翰内斯堡探亲，并希望借假期完成有关南非视觉和表演艺术的田野调研。几个月已经过去，没想到因为疫情的全球蔓延，我还滞留在这里。作为非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的约翰内斯堡也因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春节前后，南非尚未有确诊的新冠肺炎的相关病例报道。因为国内疫情紧张，周围许多中国企业和华人都在四处募集医疗物资包机发往中国。记得当时已经有学者提醒华人社群不要过度采购医疗物资，因为非洲的公共医疗体系十分脆弱，一旦疫情在这片大陆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短短一个月之后，非洲大陆40多国发现“新冠”病例。南非的第一例病例3月5日确诊，然后在三周左右的时间迅速上升至700例。与意大利等老龄化社会不同，非洲的年龄结构普遍更为年轻化，但更大的挑战在于许多国家有免疫系统疾病的人群基数较大。以南非为例，全国有至少7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每年还有至少50万肺结核新增病例。受基础设施所限，大部分非洲国家并不具备对民众进行大范围检测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截至目前，尼日利亚、刚果（金）等几个非洲国家本地病例报道中以政府部门的高管人员为主。人们普遍认为，非洲媒体公开的确诊感染数字可能并不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间断影响非洲多个地区的霍乱，到2014年在西非大面积暴发的埃博拉，大规模的瘟疫一直是当代非洲国家面临的巨大危机，在全球公共意识层面却鲜有关注。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病毒本身不能辨识国籍、身份和阶层，但每一次瘟疫的爆发都带有强烈的等级色彩，进一步加剧着社会不公。

一种“中产病”？疫情下的南非式幽默

在疫情向全球蔓延的初期，相对欧美地区而言，非洲各国是“新冠”疫情传播较缓的地区。二月初的时候，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塞内加尔和南非两个国家能够检测“新冠”病毒。记得著名的南非籍脱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还曾在节目中开玩笑说：“看，非洲人民再一次被世界远远抛在了后面。”从报道第一例病例开始，南非的社交媒体上就充斥着有关新冠肺炎是个“中产阶级”病的各种段子：“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些得了新冠肺炎的人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们都去过欧洲度假。”“作为一个连护照都没有甚至从没用过电子邮件的人，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一种来自国外的流行靠得这么近。”的确，南非最初的确诊病例几乎都有欧洲旅行史，最早发现的几个病例来自同一个赴意大利的十人旅行团。

自3月5日起，时任南非总统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Matamela Cyril Ramaphosa）和卫生部部长已经先后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发表公共演讲，向公众确认，目前所有发现的病例及其家人，以及医生、同事、子女、子女就读学校师生等均已得到妥善的安置和隔离。不过在这些新闻和公共报道里，似乎有一类人从未被提及，那就是生活在这些中产家庭中的女佣。南非专栏作者哈吉·穆罕默德·多吉（Haji Mohamed Dawjee）尖锐地发问：“这些中产家庭的女佣们被妥善安置了吗？她们去哪儿自我隔离？是会继续工作还是会被发配回家？”南非的许多中上层家庭都有住家的保姆。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南非至少有100万人口从事家政相关工作。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南非租住过的白人家庭中也几乎都有住家的女佣，她们很多人在雇主家工作生活超过几十年。（令人感到别扭的是，即便他们都是已年过半百的中年人，房东也会一直沿用种族隔离时期的称呼，称这些住家女佣为“girls”，称家中的园丁为“boys”。）而在疫情应对的相关新闻中，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安置情况，几乎呈现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

杰迪迪亚·布里顿-珀迪（Jedediah Britton-Purdy）在近期发表于《雅各宾》（Jacobin）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的暴发，揭示了一场以“撤离能力为标准的阶层等级体系”。而这种以“撤离能力”或者“隔离能力”为标志的阶层体系，在当代南非社会一直是一种显性存在。所谓“南非梦”，指的就是拥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保障家庭彻底摆脱对基础设施和公立体系的依赖，例如，能够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为全家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在后院里拥有自己的发电和供水系统，等等。总之，一直以来，“南非梦”的核心定义就是一种从公共领域中“隔离”的能力。疫情暴发以后，住在高墙大院的中上层家庭，除了开始在家办公以外，原有的生活节奏似乎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甚至可以和往常一样在家进行体育锻炼，因为网球场和游泳池正越来越多地成为约翰内斯堡高档私人住宅的标配。

“你笑了，但这是真的”（You Laugh But It’s True），是出身南非黑人聚居区索韦托（Soweto）的脱口秀明星特雷弗·诺亚的网飞（Netflix）首秀的标题。它典型地体现了人们如何经常通过“南非式幽默”来排遣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缺失给普通人带来的无奈和绝望。南非全国近6000万人口中，10%的人口拥有国民收入总值的三分之二，有55%的人（大约3000万人）人均月收入低于82美元；全国有82%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完全倚赖脆弱的公共医疗体系。而要应对此次疫情，公立系统的医疗资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根据金山大学社会安全与管理教授亚历克斯·范登赫弗（Alex van den Heever）的估计，作为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的非洲国家，南非全国公立系统中目前只有448个可用的重症床位，而私立系统中有2479个剩余重症床位，数量远远超过公立系统。目前，南非700万感染艾滋病的人口中，有300万人尚未能接受任何治疗。疫情的发展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医疗体系的瘫痪。

近年来，南非社会不断爆发以“倒下主义”（Fallist Movement）为代表的底层社会运动。在南非人特别是年轻人中，似乎已经确立了这样一种共识：作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当代南非社会愈发严重的贫困和不公是结构性的，迫切地需要改变。

“国家灾难状态”

3月15日傍晚，我们守着电视直播，等待总统拉马福萨就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发表全国讲话。

原定七点的讲话推迟两个小时后终于开始，总统拉马福萨宣布南非进入“国家灾难状态”（national state of disaster），开始实行旅行禁令、关闭学校、禁止高风险地区旅客入境、取消百人以上聚集活动等一系列措施，他说：“共和国的民主历史上，从未面临和今天一样严峻的形势。”

消息一出，原本平静的城市似乎一下子大变样。原先社交媒体上弥漫的轻松情绪逐渐演变成一种剑拔弩张的焦虑。金山大学医学院有学生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学校紧急宣布学生需从宿舍中撤离。因为不满学校在未做全面检测的前提下要求所有南非学生撤离宿舍可能会在返家路途中带来更多传播风险，法律系两名学生连夜将学校告上法庭。最终在照顾国际学生的前提下，法院维护了学校的决定。不过，全国所有的学校关闭之后，根据南非的网络基础设施情况，远程授课根本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租住的公寓楼位于约翰内斯堡繁忙的罗斯班克（Rosebank）地区，经常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短期访问的住户。总统全国讲话之后，全楼的住户纷纷拖着行李搬走，一夜之间，平时满满的停车场里竟只剩下零星的几辆车。教会纷纷宣布取消复活节活动，南非国家艺术节决定改为线上举行，同志马拉松、两洋马拉松等超级马拉松赛事也都暂停举办。娱乐与创意产业的媒体人发起“不要退票”（#KeepYourTicket）的话题，号召人们不要申请退票，帮助遭受重创的创意产业渡过难关。然而，面临真正“灾难状态”的，似乎是另外一群并不怎么使用推特等社交媒体的人。

里尼在我们住的公寓大楼里担任清洁工。她和公寓几乎所有员工一样，生活在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区之一索韦托。每天清晨，她要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换乘两班小巴车到达酒店，然后负责清洁10间以上的酒店房间。她每月工作25天，共收入3000兰特（大约1400人民币）。作为一名单身母亲，除去每月的通勤花费1300兰特，剩下的所有费用要用来抚养两名分别8岁和9岁的学龄儿童和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同时还要赡养平日帮她带孩子的年逾七旬的母亲。她8岁的女儿还常年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可能因为年龄相仿，我在约堡停留的两个月中，里尼经常来找我聊天，询问我中国的情况。不管我如何描述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严重性，她似乎一直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很远，“你去过我生活的索韦托，应该知道那里有很多比新型冠状病毒更危险的病毒吧”。她经常半开玩笑地这样打趣。

在南非，有1100万人生活在非正式的棚户区（informal settlement）中。通常全家人挤在一个铁皮屋中，没有基本的电力和卫生保障，更没有24小时新闻和网络不间断更新新冠肺炎的发展状况和注意事项。根据《美国流行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的研究，面对病毒，这些拥挤的棚户区住所比其他工业社会中普通家庭感染的概率要平均高出40%。

疫情将不会以“常规”的方式影响这些人的生活，他们不会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多数人口那样应对这次危机——四处购买口罩、洗手液、去超市排队囤积食物。如果真的必须全部在家、不能出门，他们的感染风险可能更高。总统全国讲话之后，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当地伍尔沃斯（Woolworth）超市的冷藏食品架被拿空的图片，我拿给里尼看的时候，她淡淡地说：“我从没有去过这家超市。他们的东西太贵了。”

3月19日清晨，我们住处附近的一家酒店发现一例确诊病例，楼下一下子停了数十辆救护车。我们也开始紧急找房、寻找人员流动量相对较小的住所。搬走前我去找里尼，给她灌了一瓶我之前买好的洗手液，让她叮嘱家里的孩子要多加小心，尽量不要去教堂等公共聚集的场所。里尼说：“经理让我们从明天开始不用继续上班了，也不知道下次再见到你，会是什么时候了。”说实话，把洗手液拿给里尼的时候，我心里充满矛盾。因为我知道在她生活的地方，连洁净的饮用水都成问题，强调用流水洗手20秒以上，是一件多么奢侈又讽刺的事。

因为公寓已经基本搬空，酒店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作人员，里尼和其他大部分工作人员开始了无薪待岗的状态。刚来酒店工作不久的里尼，最担心的是自己会因为疫情暴发被裁员。而即便酒店不裁员，每天乘坐私人小巴（每辆小巴容量14人，但严重超载状况十分普遍）数小时往返索韦托和桑顿城区工作的里尼，也要面临极大的感染风险。疫情暴发之后，每天早晨酒店给剩余的工作人员发放一个口罩，在下班时让他们按照规定丢弃在特定的垃圾桶内。而在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里，他们却是毫无保护措施的。为了防止物资丢失，酒店的清洁工在下班时候还要接受安保和管理人员搜身。所以，为了让里尼把洗手液带回家给孩子，还需要我手写一份“物品赠予说明”给酒店管理人员。

另一段“隔离”的历史

总统第一次全国讲话之后，我们之前联络的租房中介纷纷告知政策调整，原先看好的住所处于冻结状态。情急之下，我们在爱彼迎（Airbnb）应用上按照地图搜索，最终找到了一家离约翰内斯堡市区稍远的、可以即刻自主入住的住处。

这个新的住处位于哈特比斯波特（Hartbeespoot）大坝，当地华人习惯上称之为大湖地区，距离约翰内斯堡约一小时车程。周五结束了一周的网课，我们决定出门了解一下这个之前完全不熟悉的小镇，希望能找一个人少又空旷的公共场所休息一下。哈特比斯波特由围绕着大湖的几个小镇构成，在两小时沿着湖边开车绕了整整一周之后，我们发现占地二十多平方千米的大湖岸边，竟然全部被私人住宅区用铁网占领，毫无供公众使用的休憩空间可言。在地图上反复搜索后，我们看到小镇有两家可以跑步的公园，到了门口才发现这里的公园也是私人所有，每人要收取100兰特的门票费用。正当我们对这样高度私有化的城市规划和结构感到震惊的时候，有一位同样来自约翰内斯堡的白人女性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她感叹着：“只有这里才有‘像样’的公园，在约翰内斯堡，可完全没有这样安全和放松的去处！”

这位女士的话匪夷所思。约翰内斯堡城内有大量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公园和草地用地占了整个城市面积的十分之一。而这位女士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大概是因为这些公园已经成为许多无家可归的黑人流浪人员聚集的场所。种族隔离期间，约翰内斯堡城区是允许白人居住生活的。种族隔离结束之后，各大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逐渐撤离老城区。虽然政府在近年来实行了新城项目（Newtown Project）等利用文化艺术的方式振兴城市的计划，却收效甚微。因为治安原因，许多白人几乎从不涉足约翰内斯堡的老城地区。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些公共空间就像《犯罪天堂》《黑帮暴徒》等南非电影里刻意描绘的那样，充满了暴力、不安和危险。

这段短短的小镇居住经历，也成为我这学期开设的“非洲文化与社会”课程的一段小插曲。在准备有关“南非电影与种族隔离”这一讲直播课程的时候，我顺手查找了以哈特比斯波特为代表的小镇的相关史料，发现原来这里的湖岸线虽为国家所有，但租约几乎全部掌握在白人手中。几年前，曾经有当地黑人居民试图请愿改变这一现状，一直未果。更有甚者，在一些度假村和餐馆中，业主援引“保留进入权”（Rights of Admission Reserved）条例，拒绝黑人游客进入。2018年，一位黑人居民在一家传统上以白人为主的游艇俱乐部遭到毒打，引发了该地区一次抗议种族主义的游行。

在种族隔离结束25年之后，肤色和阶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以及在特定空间中生存的能力。在全球大隔离的时刻，种族隔离的历史也会不断地浮出地表，与愈加复杂和紧张的空间政治盘根错节。

全境封锁！

3月23日，南非的新冠肺炎病例一日内激增五成。傍晚时分，总统拉马福萨再次进行全国演讲。从3月26日子夜开始，南非实行为期21天的全境大封锁。封锁期间，除了紧急就医和购买必备食物，不得外出。

消息一出，我们在爱彼迎上预定的住宅所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决定拒绝外来住客。于是，刚刚搬来不到一周的我们，又要搬家了。紧急状态下已经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租好新的房子，幸好有朋友因为疫情原因无法返回南非而暂居国内，慷慨地将自家房子借给我们暂住。以最快速度收拾好行李，我们再次开车返回约翰内斯堡。

在加油站停车加油时，我们储备了一些食物和饮用水。加油站的工人们并没有口罩，他们用普通的围脖遮掩口鼻。除此以外，这一路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和平日一样，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和红绿灯下，站着些许乞讨的路人。先生一边开车一边问我：“如果明天开始全境严格限制出行，那这些人该怎么办？”

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对于这些每天都面临饥饿和疾病威胁而别无选择的人，又意味着什么？在总统发表这次全国演讲以前，朋友发来南非军队提前进驻我们所在的豪登省应对紧急状况的图片。当地华人社群的讨论中，弥漫着种种可能发生暴乱的隐忧。

封城前一天，我打电话给居住在约翰内斯堡滕比萨（Thembisa）的津巴布韦移民朋友安德莱，询问她的近况。她告诉我，原定返回津巴布韦的计划因为南非封锁而不得不放弃；这几天津巴布韦的医疗系统人员也因为政府面对疫情完全无所作为而不得不发起罢工。不过她的家人们并不听她的劝告，依然在参加周末的教会活动。

安德莱是五年前跟随她的姐姐坐小巴车从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Bulawayo）跨越国境线来到南非的。除了父母仍旧留在津巴布韦帮忙照看姐姐的孩子，她们姐妹七人全部在约翰内斯堡生活，主要靠做家政工人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安德莱居住的滕比萨，是许多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外来移民聚居的地方。大约一个月以前、南非尚未有“新冠”病例报道的时候，我曾在周日清晨和家人散步时遇到过一次津巴布韦社群的教会活动。他们当时在一个位于城市北部农场的一块水域旁祈祷和洗礼。有朋友曾提及，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丛林、水边等单独的户外处所进行祈祷活动，除了宗教文化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移民经常会被本地人的教会和宗教场所排斥。在与他们聊天的时候，几位来自津巴布韦的人关切地问及当时在中国蔓延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并真诚地告诉我，他们会一起为我们祈祷。

在过去两周不断因为疫情原因更换住处、打包搬家的时候，我时常想起这一幕。外来移民聚居的滕比萨经常被本地媒体和公众认为是混乱和肮脏的所在。当亚裔面孔因为疫情在许多地方被排斥和误解的时候，这些同样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却给了我一份最朴实的善意。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距离南非全境封锁还剩下四个小时。外面的街道出奇的安静。希望这些曾给我慰藉的陌生人，在这样的时刻同样被记挂、被惦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