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伪、正变与雅俗：明清诗学的基本问题

“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为中国诗学的逻辑起点与第一原理。整个中国诗学系统就是在这一基本命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言志”命题涉及诗与志的关系，即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传统诗学强调作品中所表现之志与现实中诗人之志的同一，这种同一性就是真，“诗如其人”即是这一观念之体现。真，是中国诗学价值系统中最基本的价值尺度之一。尽管诗歌史存在虚拟情感、诗非其人的现象，但“诗如其人”是理所当然，不如其人是事有非然，前者是规范性命题，后者是描述性命题，非然之事实不能否定当然之原理。在中国诗学传统中，虚拟情感是受到批判的。刘勰《文心雕龙》反对“为文而造情”，批评“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指出文学史中情感“失真”即伪的事实，对此持否定态度。真伪问题不仅关涉情感本身，也与表现形式及风格密切关联。中国传统诗学一方面认为，形式风格受制于诗人的性情，性情不同造成了风格的差异，由风格特征可以观其诗人；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形式风格可以外在地人为地造成，形式美有自己的规律，并已形成传统，掌握规律就可以造成各种风格，可以复现传统。诗之所以可拟，格调之所以可仿者为此。

真伪问题贯穿明清诗学。主格调者固然主张诗歌表现自己的性情，固然肯定真，但他们认为性情必须出乎本人，格调可以来自古人，亦即以古人的形式风格抒写自己的性情。格调派所谓真，着眼的是性情，认为只要性情真，其诗便真。但公安派以及钱谦益等主性情的诗学家们认为，真不仅涉及性情，而且关乎体格。本人的性情必须在体格上呈现出来，必须有自己的面目，才是真；无自己的面目，便是优孟衣冠，即是伪。以上两派代表了传统诗学关于性情与形式风格关系观念的两个侧面，一是性情决定体格，一是体格有其独立性。

正变是传统诗学另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也是影响明清诗学发展的关键范畴。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对正变有专门的论述。正变本属汉儒解释《诗经》所用，指时代政治之盛衰在诗歌中的表现。正与盛世相连，变与衰世相关。诗歌风格不仅是审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种观念乃是儒家诗学关于诗歌的审美风尚与时代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之一，对后来诗学及诗歌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是判定诗歌价值的重要标准。由于正变与时代盛衰相关，故正往往受到肯定，变则相反。其次，正变观念对诗歌创作具有直接影响。坚信正变说的诗人在创作上求正而避变。明清之际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与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派在诗学倾向上尽管具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都基于儒家诗学的正变理论对晚明竟陵派诗风提出批评，以“诗妖”目之。清初，陈维崧、汪琬、王士禛等“国朝诗人”要扭转明清之际表现兴亡之感的哀怨诗风，依据的也是正变观念。儒家诗学的正变说对于明末清初的诗学取向具有重大的影响。

正变范畴除与时代政治相关的一面外，还具有独立的审美内涵。在审美方面，所谓正指正宗的传统的特征，变指偏离传统的非正宗的特色。审美方面的正变，前人或称之为正宗与变体。审美方面的正变划分可以有不同的着眼点。着眼于时代，可以说某一时代的诗歌为正，某一时代的诗歌为变，比如宗唐抑宋派就认为唐诗为正，宋诗为变。着眼于诗体，每一种诗体都有该诗体所应具有的典范特征，这些特征在某些时代或诗人的作品中典型地体现出来。以五言古诗体而言，七子派就认为以汉魏为代表的《选》体为正，而唐代五言古诗为变。以七言古诗体而论，何景明就认为初唐四杰体为正，杜甫体为变。

当代研究者往往用继承与创新来诠释中国诗学的正变范畴，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但两对范畴并不能等同。创造性强调前所未有，而变则意味着从前面的事物、特征、状态而来，不能前无所凭。中国诗学传统甚至整个中国艺术传统中都不以创造性为最高的价值尺度。中国诗学的主流传统强调正与变的统一，尽管不同时代、流派、个人于两者之间会有所侧重，但整体而言，要求正与变处于平衡统一状态。明代七子尤其是后七子派崇正而黜变，公安、竟陵派崇变而弃正，两者都偏离了平衡统一，因而都受到批判。清代不同诗学流派虽然于正变也侧重，但都强调正变之间的统一。

雅俗是传统诗学另一对重要范畴，也深刻影响了明清诗学。雅俗涉及三个层次：一、对诗歌内容的判定，比如声色货利是俗，山水田园是雅；二、对诗歌的审美特征的判定，比如简淡是雅，浓艳是俗；三、对文化品格的判定，比如七子派认为古代的风格为雅，当代的特征为俗，这种判定的依据超出了诗学系统本身，关涉大的文化价值系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雅俗乃是诗歌的文化品格。当文化价值系统发生变化，雅俗的观念和标准也会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