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诗学：两极对立

明代诗学尽管流派众多，但就整体诗学倾向言，大体可分为两大对立的思潮：一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格调派，二是以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性灵派。以传统的诗学观念言，前者求雅、求正，但陷入伪；后者求真、求变，但陷入俗。

明初以来，在精英文化领域有一股复古思潮。这股文化复古思潮伴随着民族思想与情绪。作为异族统治的朝代，元代文化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明朝建立后，士人反省当时文化，以为有胡化之特征，必须转向，因而在文化领域里出现强烈的回归文化传统的倾向。诗文领域的审美复古思潮正是整体文化复古思潮的一部分。就诗文而言，由于当时生活习俗变化巨大，语言也有很大变化，传统诗文形式面对着当代生活、当代情感、当代语言、当代趣味，总之面临着当代化问题。依时人观念，当代化不仅是俗化，而且是胡化。诗歌属于雅文化，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正确的方向必然是超越俗与胡，必然是回归传统，必然是复古。诗文领域的古今之别不仅关系雅俗之辨，而且涉及华夷之辨，因而关涉整个文化价值系统。

在七子派的诗学中，雅俗被置于优先的位置。雅俗是方向性问题，在诗歌内部体现为古今问题。七子派选择了复古，这种选择不仅是诗学的选择，更是文化的选择。选择复古之后，对于他们而言，在古的范围内也面临进一步的选择问题。因为古有《诗经》《楚辞》之古，有汉魏之古、六朝之古，还有唐宋之古，要复古，就必然要对诗歌传统进行鉴别与判断，于是就有正变问题。七子派崇正而抑变，在创作上要复现古典传统，又带来诗学内部的真伪问题。

诗歌作为雅文化中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其传统演化到明代，几乎成为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要回归传统，就要接受这一系统的规范。七子派之复古，试图将当代的生活及情感内容纳入传统的体格中，赋予当代的内容以古典的形式和风格，使当代的事物具有古典化的形态，归今入古，化俗为雅。但这种古化或雅化必然要对当代的生活情感内容进行变形，而抽掉了当代生活情感的当代性的原生形态，就会减损其本然的真实性。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按照古人的方式去感知、体验与表现，也就是说，诗人作为创作主体必须化为古典性的主体。作为生活中的主体，诗人是当代人；作为创作主体，则应该是古代人。创作主体与生活主体的古今之异，就会造成诗人与真人的分离，导致诗不如其人的问题，而有伪诗之疑。其实李梦阳已经意识到此一问题，承认“予之诗非真也”，而认为民歌的情感是真实的，这是因为民歌所表现的情感是一种当代形态的情感。

公安派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明初士人所面对的华夷之辨的文化处境在公安派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古今之辨不再具有民族内涵。公安派受李贽影响，提倡童心性灵，批判假人假言，以真为第一价值。崇尚真可以突破古今之别、雅俗之辨。公安派不是让当代生活与情感服从古典形式，而是将诗歌形式风格当代化，使之适应当代生活情感，使当代生活情感在诗歌当中获得一种当代化的形态，具有当代趣味，从创作主体角度看，其作为审美主体与生活主体是一致的，也是当代化的，诗人即真人。公安派追求的真就是这种具有当代形态的真实性。诗歌形式风格的当代化必然要对传统进行重大的变革，势必会偏离审美传统。因而公安派必然要对这种变革进行辩护，从理论上肯定变，肯定当代性的价值。但从传统诗学的审美价值系统看，当代化即是俗化。公安派诗歌被批评为“俚俗”，正是为此。公安派的变革使得雅俗之辨再次凸显出来。诗歌能否突破雅俗之界，不只是诗学系统内部的问题，更是整个文化价值系统的问题。如果容忍其走向俗化，必然引起整个文化价值系统的倾斜。而文化价值系统关乎整个意识形态，关系到政治系统。李贽、公安派试图重建文化价值系统，对传统进行价值重估，否定了经典的至高无上，肯定了俗文化的价值。这股异端思潮背离了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