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对立到综合：清代诗学的道路

清代诗学建立在反省明代诗学的基础之上。清初的反省与重建沿着两条路线展开：一是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派继承公安派主性情与崇真重变之路，而又去俗归雅，主变融正，以解决公安派的真与俗的矛盾，虞山派之后兴起的宋诗派、叶燮等，都是沿此道路；一是云间派、西泠派，继承七子派重格调与尊正崇雅的诗学，又去伪返真，主正存变，以解决七子派主正而失真的问题，力求性情之真与审美之正的结合，将真性情与汉魏盛唐审美传统结合起来。云间派提出“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正是这种倾向的体现。陈祚明、施闰章、王夫之、王士禛以至沈德潜等，都是循此途径。

以上两种途径涉及古典诗学的根本问题。在“诗言志”的命题中，就情感与形式的关系言，情感对形式具有优先性，形式服从于情感，形式必须是情感的体现才具有价值。诗学领域里的这种观念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儒家传统认为作为内在德性的仁优先于作为外在仪式的礼，外在的礼仪必须作为主体内在德性的表现形式才具有意义，若无内在德性而徒具礼仪形式，便没有价值。诗学中性情与形式关系的观念和儒学中仁与礼关系的观念相通。情感优先于形式，形式必须是表现情感的形式，这种价值取向使得形式主义在中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一旦形式独立的倾向有所抬头，总会得到纠正。这是因为中国诗学的价值系统中有这种纠偏机制。但是另一方面，在诗歌发展史中，形式本身又有承继性，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从理论上说，情感只要被表现出来，都具有形式，但是某种表现形式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必须放到审美传统中来确认。就性情决定形式的一面说，形式要服从于性情；就形式有其自身的传统一面说，又要求个人的情感表现形式要服从于传统。前者要求个性化，后者要求非个性化，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必须保持一种平衡关系。站在两者统一的立场上说，既要求审美上有自己的面目，也承认对审美传统的继承关系。如果站在要求平衡统一的立场上看七子派与公安派的分歧，前者偏向形式本身的承继性的一面，而后者则强调性情对形式的决定性的一面。两者的主张各有其正当性，但也有其弊端。清代诗学家认识到明代诗学的内在问题，并力图在理论上加以综合，重建平衡统一。

“诗言志”涉及作品与作者的关系，故有“诗如其人”的命题，在此命题基础上，又有所谓人品与诗品的关系问题。既然“诗如其人”，诗即其人，那么，人品有高下之分，人品高下的分别与诗歌作品的价值高下有无关系？这是从道德伦理角度透视诗与人的关系必然面临的问题。清代诗学将这一问题深入展开了。儒家诗学认为，人品决定诗品，人品高，则诗品高，人品低，则诗品低。这一原理运用到创作上，遂成为对作者人品方面的要求。诗人若要自己的诗品高，就必须修养道德，提高人品。从理论上说，诗人应该追求最上等的诗歌品格，应该具有高尚的情操，但在现实当中，诗人并不都是道德模范，诗人的人格并不全都高尚。于是就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所当然与事有非然的冲突。儒家诗学主张伦理优先，道德价值优先，固然主张真与善的统一，但认为应该归真于善，而非归善于真。在儒家诗学范围内，解决真善矛盾的途径理当是诗人通过修养道德提高人品，但在现实中，诗人并不都能作到。诗人为了追求高诗品，不是提高自己的人品，而是虚设情感，成为一个虚拟的道德化的创作主体。这样诗中之人与经验中之人不一，真伪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在清代诗学中，沈德潜、纪昀的诗学都主伦理优先，却存在上述善与真的矛盾。袁枚的性灵说强调诗与人一，强调真人、真诗，正是针对儒家诗学的问题而发。袁枚性灵说反对儒家诗学的伦理优先观念，只强调“诗如其人”，而不谈人品决定诗品；只求真，而不求善。其性灵说对于诗人的人格并无特别要求，就人格上说，诗人与常人无别。同样是“诗如其人”的命题，儒家诗学中的人是具有崇高人格的善人，而性灵说中的人是日常生活的真人。在儒家诗学系统中，诗人作到“诗如其人”难，故容易陷入伪；在性灵说的诗学系统中，诗人作到“诗如其人”易，往往能够存其真。

袁枚性灵说是清代诗学的解放。但袁枚的时代与公安派不同。公安派是在晚明的异端文化思潮中产生的，这股思潮改变了正统的文化价值系统，但其新价值观念很快就受到批判而又回归正统。在袁枚的时代，正统文化价值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袁枚的思想中还有很多正统观念的成分，这与公安派大为不同。但总体上说，袁枚的诗学对于传统诗学来说，确实是个解放。从性情上说，是对儒家诗学以伦理为价值中心观念的解放，从形式上说，是对尊唐宗唐两派诗学的解放。在性情问题上，袁枚只求真而不求善，对儒家诗学是个挑战。在形式问题上，传统诗学严格区分审美上的雅俗之界，袁枚虽然也主张雅，但其所谓雅在内涵上已不同于传统诗学，其审美趣味有当代化倾向。袁枚诗学在思想方面背离了正统，在审美方面背离了主流审美传统，故在当时正统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能受到承认。

纵观明清诗学的演变，晚明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在思想上提倡个性，审美上突破传统，而明末清初诗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审美上都有一种向正统与传统回归的趋势，到袁枚的性灵说，才在某种意义上回复到公安派的诗学道路上来。从中国诗歌走向现代的历程来看，袁枚的诗学介乎古典与近代之间。

对于清代诗学的现代研究，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将明请诗学分为格调、神韵、性灵三说，是以诗学流派为中心的研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清代诗学，分虞山诗派、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与肌理说诸派，大体奠定了清代诗学的框架。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关注到清初崇尚晚唐等诗学现象，有新的视野。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清代诗学的专著，论述全面。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对一些未受关注的诗论家作了阐发。本书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以真伪、正变、雅俗三对范畴为观念框架，力图揭示清代诗学的内在理论问题及其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