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

文学理论批评是文学创作产生之后，在一定文化发展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它应当是很早的。但是，我们现在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产生，只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

中国古代的文字最初是一种象形文字，有的几乎就是图画文字。例如“象”，甲骨文作；“马”，甲骨文作；“老”，甲骨文作；等等。我们祖先在文字创造过程中表现出了用符号模仿物象的思想。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然而，象形文字只是用符号仿真物象的一种最简易的直接描写方法，它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创作中的“赋”的方法。为了充分反映和表现复杂的事物和较为抽象的思维内容，文字创造势必要由直观模仿而发展为指事、会意等“六书”中的其他方法。为了创造更多复杂的文字，必须借助于比喻、象征等手段。例如指事字（上）和（下），就有象征意义；而会意字（武）和（休），就有比喻意义。用脚趾比喻人，背着武器，表示“武”的含义。用人靠树木比喻休息。它们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中运用的比兴方法。

与文字创造接近的是八卦的创造。八卦是一种抽象的符号，是用来占卜吉凶的。八卦以和为两个基本符号，组合成八个基本卦象，即☰（乾）、☷（坤）、☴（巽）、☳（震）、☵（坎）、☲（离）、☶（艮）、☱（兑），由八卦两两组合形成为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六个符号为六爻（如乾卦为，坤卦为等），共有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卦的名称大约都是后来加上的。八卦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它的每一卦又表示什么意义？据后来《易传》解释，八卦是模拟自然事物而来的，例如《说卦》中说，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巽代表风，震代表雷，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八卦代表八种宇宙间的基本事物。《系辞》中则说，八卦是伏羲氏观物取象的产物。但这种说法从《易经》卦爻象及卦爻辞中都看不出来，可是《左传》《国语》中引《易经》卦象所进行的占卜，则又与《说卦》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只能说八卦的创造可能是象征自然界的八种基本事物，故而具有某种模拟自然的意向，可是还很不明朗。八卦之演化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约是在殷周之交，传说周文王“幽而演《易》”，也是有可能的。产生这样一个抽象的符号体系，说明当时人们的理性思维、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已大大加强了。易象作为一种占卜的工具，它的主要特点，是以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象征具体的现实事物，这就需要有丰富的想象能力。毫无疑问，它比文字创作中的模仿、比喻、象征要复杂得多了。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某种具体的意思，从它的象征作用来说，与文学创作中的“兴”有相似之处。南宋朱熹在《答何叔京》一文中曾指出《诗经》中的“兴”是和《易经》中的“立象以尽意”一致的。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更明确指出了“《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道理。他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不过，易象和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又有原则性不同，它不是具体生动的形象，而是一种抽象符号，它没有艺术形象的审美特征，没有感情色彩，没有具体可感性。《易经》中的卦爻辞是对易象的说明，它的产生也是比较早的，大约也在殷周之际。故《文心雕龙》说：“文王患忧，繇辞炳曜。”卦爻辞的内容比较复杂，罗根泽先生认为都是殷商时代的歌谣，这可备一说。我们认为它大都是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及歌谣传说来说明占卜结果的，通过这些故事、传说、歌谣来起一种比喻、象征作用，来暗示吉凶祸福的意义。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文艺与宗教巫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最早比较明确地表现了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见解的是《易经》中《家人》卦的象辞：“君子以言有物。”以及《艮》卦爻辞《六五》：“言有序。”这是后世文学理论批评中有关内容和形式基本要求的滥觞。“言有物”即是要求文学创作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言有序”，即是要求文学创作具备能正确表达内容的精练的语言形式。伪《尚书·毕命》中所说：“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即是对《易经》中这种思想的发挥。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传统之一。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三百多篇作品。《诗经》中有不少篇诗的作者曾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写诗的目的，例如：

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大雅·嵩高》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小雅·节南山》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小雅·巷伯》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小雅·四月》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魏风·葛屦》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魏风·园有桃》

上述几首诗中，《嵩高》是周宣王之舅申伯被封于谢，大臣尹吉甫特地作诗送他，此处讲写作这首诗是为了颂扬他的德行。《节南山》相传是周幽王时大夫家父讽谏太师尹氏弊政的。尹氏执政不公，任用小人，天怒人怨。作者说他写此诗是为了追究幽王身旁的“凶人”，以改变其心，而达到抚养“万邦”的目的。《四月》和《巷伯》是诗人叙述自己困苦状况，以期引起统治者注意，要求改变现实状况的。《葛屦》和《园有桃》则是诗人表达自己不满和忧伤心情，也是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讽刺。《诗经》中虽然也有一部分是祭祖敬神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是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表现了人们因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而产生的各种各样思想感情与愿望要求。西周以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浓厚宗教色彩与宗教感情，已经很淡薄，甚至完全看不出来了。因此，上述几首诗中，诗人所表达的作诗意图，在《诗经》中是有代表性的。这说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已经从原始时代初期表现朴素简单的劳动生活和愿望要求，原始时代后期和奴隶时代前期表现宗教意识、宗教感情的阶段，进入了描写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道德关系和由此引起的种种思想矛盾、感情矛盾的阶段。《诗经》的作者非常突出强调的一点是诗歌的美刺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应当表现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褒贬态度，要以文艺为武器对现实生活特别是对社会政治起积极的干预作用。

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这些特点的出现，是和西周以来社会思想、政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从西周开始，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对天命鬼神怀疑、不敬的思想大大地发展了。《诗经》中就对“天”的不公正，公开做了批评。如《大雅·节南山》说“昊天不平”“昊天不惠”。《小雅·十月之交》提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郭沫若《金文丛考·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一文中曾指出西周统治者强调“德以齐家”“德以治国”“德以平天下”，注重以德治来巩固其统治秩序。社会政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了。于是文艺与社会现实中的政治、伦理、道德等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有两方面特别突出，一是表现朴素、天真的爱情，二是表现对现实黑暗、腐朽的不满与怨愤。抒情言志本是《诗经》的基本特点，然而由于《诗经》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有特殊重要地位，它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的方面被突出出来了，因此，大家都强调它的言志特征，而其抒情本质则未得到重视。从《左传》中记载的大量“赋诗言志”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内容和意义在它的接受者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断章取义，余取所求”，成了春秋时代的普遍风尚。不过，他们的种种引申发挥，都是企图从各个角度把《诗经》和政治、外交、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

比《诗经》稍晚，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正式的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它主要保留在《国语》《左传》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两种说法：一是献诗讽谏说，二是观诗知政说。据《国语·周语上》篇记载，周厉王暴虐，邵穆公遂对他进行了劝导，希望他能上纳讽谏，下察民情，以改善政治状况。其云：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中亦有“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之说。又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对晋平公也说过：“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把诗歌、音乐等文艺作品完全看作一种为政治良窳提供例证，以达到改进政治目的之手段。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采诗官、采诗制度，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有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统治者要借助诗歌、音乐等来考察民情风俗，作为实施政治措施时之参考，这大约是无可怀疑的。《礼记》《汉书》等提出这个问题不会是没有根据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一开始就和社会政治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观诗知政说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发表的评论中。当时诗和乐是不分的。观乐实际上同时也是观诗，评乐实际上也是评诗，因为奏乐和歌诗是互配的。季札所观十五《国风》、大小《雅》、《颂》，其名目和编次大体是和今存《诗经》一致的。季札的审乐观诗，完全把文艺作品看作是政治状况的反映。他说《周南》《召南》，“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认为从二《南》中反映的民情可以看出它已经奠定了周代教化的基础，虽尚未尽善，但民心劳而不怨。乐工歌《郑》之后，他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认为音乐之烦琐细碎，象征郑国政令苛细，百姓无法忍受，是“先亡”的征兆。乐工又歌《小雅》，他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认为音乐中表现出百姓虽有忧心而无背叛之意，虽有怨愤而不尽情倾吐，不直接明言，说明周德虽衰，而先王之遗民尚在，风教犹存。季札从音乐（包括诗歌）的风格上去考察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从而借以辨别政治优劣，风俗好坏。这就把文艺看作是政治的晴雨表，把文艺与政治关系提到一种极端化的高度，似乎政治完全可以决定文艺。这种片面观点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曾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