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僭越

英雄的非凡之处还在于他们超脱了社会秩序划下的界限。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个“普尔·罗伯斯图”¹ （puer robustus），一个难以控制的寻衅滋事者。17独特性使得他们的人物形象高度两极化，且以矛盾的形式出现：一方面，他们是遵守社会法则的典范，为之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我以维护社会结构——这是正派英雄们所遵从的范式；另一方面，倘若他们不遵守本应适用于他人的规则，他们自己就破坏了这一结构的稳定性——这就成了法外英雄。英雄们要么通过他们对法律的绝对忠诚来给自己正名，要么通过不打算遵守任何法律（他们自定的规矩除外）来证明自我。二者各自为政，从而和平共存：法外英雄们假定自己处于秩序之上，从而否认秩序的有效性；正派英雄们出于自主决定，而非因为恐惧而服从秩序。其德行之伟大在于即便有能力否定，他们依然肯定了秩序。并且，他使得其中的非必然性清晰可见。

按照尼克拉斯·卢曼的说法，英雄的形象提供了“也许是欧洲历史上为背离道德规范者打造出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语义形式……因其超乎想象的性能，一个人可以同时走上两条路：适从和背离；且既无须对他人隐瞒，亦无须自欺欺人” 18。英雄 “通过背离而做出适从（从众）的姿态”，卢曼进一步提到，他们还将这一矛盾置于公共视域之下，以便能够实现其“促进社会发展的教育功能”。19英雄的行为在制定规范、（过度）履行规范和打破规范之间反复横跳。英雄们展现出自恋甚至到了通常为“世所不容”的程度，他们“做出符合社会美德的行动，其驱动力却是非社会的”。20英雄叙事关注僭越行为，给予此类行为以积极评价并建议人们效仿，它们按部就班地传达出越过规范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必须如此的信息。或者，这些僭越行为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只要释放出了勇武的热血激情，就无须理会服从命令的天职。就像在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剧作《洪堡亲王弗里德里希》（Prinz von Homburg）中一样，本剧的同名英雄拒绝服从选帝侯，也就是统帅的命令，并由此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因为违反了军纪，他被判处死刑，为了维护军纪，他甘愿赴死，要求自我了结，这一举动反令他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宽赦，而此前，他的临终遗愿是不再与敌人媾和，要重启战事。

即便社会大众并不热衷于效仿英雄，且英雄的僭越之举会被普通民众视为不法行为而加以谴责，这些举动依然增添了英雄的声誉。他化身为被确认合法的规条中的例外，他表现出其崇拜者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种种特质。这就将英勇的法外之徒变成了一个浪漫的人物，有关他的故事是如此地不可思议。无视统治者的力量，违抗他们的命令，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始至终与受压迫和迫害的人站在一起——这就是编织成神话的元素。尤其是在受传统束缚的社会中，反叛英雄反对既定秩序，他以另外的、被臆称为天然权利的名义质疑其合法性，其超凡魅力因此得到滋养。21通过挑战现状的维护者并展示他们的脆弱性，他向追随者们证明了自己。一方面，他是一个反制度主义者，“因为不熟悉规条而非理性地”22施展力量；另一方面，他是一位民粹主义领袖，其叛逆姿态总是暴露出他自己的统治野心。他并非法的代表，却时而是破旧革新、创建新法之力量的化身。

英雄与暴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样是僭越的。它加强了英雄们在创造、巩固和破坏秩序之间的摇摆：自我牺牲和对他者的杀戮损害了社会互动的互惠性根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并不是英雄主义的标尺。与此同时，正是通过暴力篡取和灭绝行为，英雄们方才取得最终胜利，好处占尽。力不胜智，但暴力仍一刻也不能过度。英雄的僭越行为威胁到了社会的根基，因此其自身必须受到限制：英雄之怒不孤。与狂躁无边、因其暴虐而失去成就和美德的莽汉相比，那些能够控制暴力并适时放弃暴力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当普里阿摩斯（Priamos）恳求对方交还其子赫克托尔（Hektor）被侵害的尸身时，就连作为僭越英雄原型的阿基琉斯（Achilles）的愤怒也烟消云散了。²

1 普尔·罗伯斯图，完整的写法为“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拉丁语意为“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1651年，著名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于《论公民》（De Cive）一书中首次使用这一形象。1847年，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Der Kommunismus des Rheinischen Beobachters）一文中，马克思用这一形象来指代普鲁士无产阶级。他写道：“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像霍布斯所说的，是‘puer robustus,sed malitiosus'，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译文引自[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8。）恩格斯在 1880 年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中继续使用了这一形象（译为：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指代宪章运动中的英国工人阶级。德国哲学教授迪特尔·托马（Dieter Thomä）于 2016 年出版的研究专著中称这一形象为“麻烦制造者”（Störenfried，或译“寻衅滋事者”，以强调其具有主观动机），认为它代表了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关系。

2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中的情节。史诗第24卷，也就是最终卷讲道：战争结束后，阿开亚（“Achaean”，荷马史诗中用来指代全体希腊的主要术语之一）的英雄阿基琉斯沉浸在悲痛中，整日哀悼他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并将特洛伊（Troy，是史诗中希腊人的敌对方）勇士，也是国王之子的赫克托尔的尸体拖到战车后面。宙斯对阿基琉斯继续虐待赫克托尔的尸体感到沮丧，决心要把尸体还给他的父亲普里阿摩斯。在赫尔墨斯（Hermes）的引领下，普里阿摩斯等人驾着一辆满载礼物的马车离开特洛伊，穿过平原，悄悄进入阿开亚人的营地。这位父亲“站在阿基琉斯面前，抱住他的膝头，亲那双使他的许多儿子丧命的杀人手”，以乞求归还赫克托尔的尸体。阿基琉斯感动落泪，他那贯穿了整部史诗的怒火终于平息，两人一起哀叹起战争带来的损失。阿基琉斯同意归还赫克托尔的尸体，并给特洛伊人12天的时间来进行哀悼并举办葬礼。（参考自[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