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了灿烂的前途

一九五〇年，这位怀有远大抱负的年轻人，经过一番最后的思量，向香港的《大公报》辞了职，几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地放弃了香港的家庭，只身简装北上。

这般毅然的人生抉择，从某种意义上看，对于个体生命与生存方式，无疑是一次人生关口。特别是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走向上看，若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的分界线，那么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确实是一次从思想到生活习惯，以及世界观的重大改变。在这个年轻人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时，还有一个与这个年轻人有关的人生插曲，即我们传主的第一次婚姻，在这里也颇值得一提。

这位只身离港的年轻人，当时在香港已有一个小家庭。那时在香港的妻子叫杜冶芬。他们的爱情，萌芽于一九四七年杭州的西子湖畔。

那时，年轻的查良镛在《东南日报》工作，说来也是非常偶然，那一年他在该报主编幽默副刊，出于编者与读者的关系，有机会和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结识。当年，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因母亲喜欢清静，在杭州买了一所离西子湖畔较近的庭院大宅。当时在上海的有钱人，为避上海之烦嚣，有许多人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买房子，有时间就过去住住。安享生活之清静的母亲，平时大部分日子，就与女儿杜冶芬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到杭州来。

那时，《东南日报》有一个栏目叫“咪咪博士答客问”。有一天，栏目的问题是：“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报上的“咪咪博士”回答说：“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

这使杜冶秋不以为然，认为不一定正确，写信去报社质疑“贵报‘咪咪博士’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为什么竟那么好吃？”

而“咪咪博士”明知这位读者的来信是挑刺，还回信说：“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我非常想能与你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也就回信给报社，说：“我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查良镛果然去登门拜访了这位挑刺的读者，原以为只是和这位读者见面谈谈，可到了杜家后，却邂逅了时年十七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这位挑刺读者的姐姐）。第二天，查良镛再度登门，送去一沓戏票，盛邀杜家一起去《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演出过，非常吸引观众。更何况在当时抗战刚结束的一九四七年，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

当年的《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把“才子加文人”郭沫若的这部剧本，推向了高潮。第一次接触后，杜冶秋和父亲就回上海去了，杜家在杭州只剩下了母女二人。从那以后，查良镛也成了杜家的常客，和杜小姐往来不断，慢慢地就有了感情。杜小姐那时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女，少男少女碰在一起，而且是郎才女貌，哪能不坠入热烈的恋情中去？

一九四八年三月，《大公报》要派查良镛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这样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叫《杭州别凤记》，还特意画好了两个小报头。

三月二十七日，杜冶芬到上海，替查良镛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三十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订计划四月一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

“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杜冶芬也去了香港。金庸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他们在这里结婚了。

杜冶芬与查良镛，在香港共同生活了几年，却没有生育子女。后来据罗孚说：“这位太太人长得挺美丽！”而当时的另一位老报人也曾遗憾地说：“我们知道杜冶芬是杭州人，因为她不懂粤语，在香港生活感到寂寞。当时，查良镛工作很忙，也的确很少有时间去陪这位新婚夫人，所以他们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欢悦，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在这么一种生活状况下，这位新婚夫人杜冶芬——也是他的第一位夫人，最终离开了查良镛，当然也离开了香港。”

对于这件事，当时也有报纸曾说，查良镛与第一位夫人的最终分离，是因为当年查决意要北上，而遭到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实际上，这也只是一种传说，并非如此简单。另有一种说法是，由于查良镛常忙碌于工作，没时间陪伴和照顾，说杜小姐有婚外恋。当然，这种传说也并不足取。爱情婚姻能否天长地久，其本身也是复杂多变的。我们只能这么看：当时，查良镛与杜冶芬的结合，他们之间的爱情与婚姻，也许原本就缺乏牢固的根蒂。

查良镛七十四岁时，曾回忆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也带着无可奈何的感叹：“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家是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但是，事后变故的原因是什么？他却没有说。

但后来，杜冶秋是这般回忆的：“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杜冶秋还说，“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这不足，其实是内因起着作用，外因最终由内因决定。这才是造成他们最后分离的重要因素。当然，如若从另一角度去审视，也可能与当年查良镛个人生活漂泊不定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一个家庭生活上的稳定，对于婚姻的稳定至关重要。而当时这位年轻人，可以说，还顾不上一个小家庭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包括物质上与精神上的。

那时的查良镛正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追求他心中的神圣而美好的理想，他正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闯荡“江湖”，正在为自己设置的灿烂前程，奔波不息、走南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