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踏上故都北京

查良镛离别香港，第一次踏上故都北京时，无疑满怀着巨大希望。他心仪已久的故宫、长城等古迹，是很想去领略一番的，但在这样的时刻，他真还顾不上去领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京都风韵。到京的第二天，他便马上去拜望了梅汝璈先生。

虽然他们之间并不太陌生，但毕竟几年不见，而且是在新生的共和国首都相见，更不寻常。查良镛对自己任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是否能成功，心中也还是个未知数。他不断在想：一踏进北京城，看到的是各种新气象，包括北京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新的变化。再加上一路而来，听闻的各界人士对新北京的看法，使这位年轻人有些激动。

当然，作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国际法资深大师梅汝璈先生，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像他这样的法学博士，所以梅先生在北京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梅先生多年来一直很欣赏这位年轻人，所以一见面他也格外高兴。见面后，除了鼓励、设家宴、全力相助……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一句话，他对这位才气横溢的后生，是倾全力相助的！对于查良镛来说，按照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否能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确也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说了算的。那日相谈之下，梅先生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当时任外交部负责实际工作的乔冠华面谈。（时乔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乔冠华，他并不陌生，早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就读过乔冠华的国际评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乔冠华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乔木”的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大公报》“左”转后，乔冠华有时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也算得上是“熟识”。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镛在会上问乔：“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

乔曾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

在这位年轻人的眼里，乔冠华作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对乔冠华充满了信心，肯定会帮助他到梅先生那里当一名得力的助手。

当一名外交官，是查良镛多年的梦想，他曾说：“我年轻时企盼周游世界，所以曾有做外交官的志愿。高中毕业后，到重庆上大学，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学的外交系，其后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战后到上海入东吴法学院读国际法，继续研读同一门学科。”这是五十年以后，他向日本池田大作告知的一段心里话。

然而，事情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查良镛急奔外交部找到乔冠华，坐下慢慢相谈后，想不到等待他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乔冠华仔细了解情况后，当面直言相告：北京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外交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政治要求很高，进外交部工作的人员，必须经受党的各种严格的政治考验。查良镛听了这些话，按当时的形势，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圆外交官之梦，一时也无法进入外交部工作。

乔冠华建议他先去人民外交学会报到，在那里工作一段时期，经过必要的思想学习，将来再转入外交部。他作了一番思考后认为：“乔先生的话，确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性工作，不符合我做外交官的理想。”与乔冠华谈话后，他马上把情况告知了梅汝璈先生。梅先生听后，也为他不能一步到位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深感遗憾。

梅汝璈多么需要这位有国际法才学的年轻人留下来工作，当自己的助手，于是建议他再去找找曾长期在《大公报》工作、时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的杨刚，也许杨刚能帮他说上话。

杨刚曾是一位写过许多国外生活体验的著名记者，文章写得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是一位活跃而又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当查良镛找到她时，杨刚也建议他先入革命大学或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看形势的发展而定。听了两位外交部领导真诚的建议，经过了一番周折，他对进入外交部工作也不乐观了。虽说有梅先生的相助，外交部当时的领导也并不陌生，但他北上进京的这段时间，对比了自己与当时北京机关的工作和生活，包括在北京看到的青年人的穿着，他从内心里发觉，自己的思想行为、日常生活习惯，还都是香港式的，对新生的共和国可以说了解得太少太少了。所以，他想今后就算自己主观上作了很大的努力、经过了思想上的改造，也未必可以实现原来的理想。

虽然乔冠华对他很好，也很关心他，也曾跟他说，如果他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一定会关心他，主动吸收他入党的，查良镛也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思想斗争，根据他来京后看到的、听到的、吃到的，在长远思考后，权衡利弊得失，他最终决定，还是放弃原有的青春理想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