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查文清与丹阳教案

查良镛祖父查文清，字沧珊，家谱排行上，本属“美”字辈。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中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因政绩良好，加了同知衔。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四月，因“丹阳教案”，辞官回乡。

当年，不少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尤以沿海省份为甚。这些传教士并不只是传教，还常常借西方势力欺压中国百姓。而官府方面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往往视而不见，等同于姑息养奸。终于，忍无可忍的百姓愤而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欺压，各地与传教士的摩擦时有发生。在丹阳，数百名愤怒的群众围攻当地的教堂，并一把火将其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

教堂被焚，熊熊大火虽然解了百姓们的心头之恨，也不可避免地惹下了事端。事发后，朝廷为了向外国传教士有交代，准备将丹阳焚烧教堂为首的两人捉拿处斩，此事让身为丹阳知县的查文清颇感为难。

一方面，作为下级，他不好违抗朝廷的命令；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与百姓们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的劣行，因而十分不愿看到那两人被捉拿处斩。思来想去，查文清终于寻得一个两全之策。他先差人秘密通知为首两人迅速逃走，得知确实逃脱后，他才去上司那里汇报此案。

面对恼羞成怒、坐立不安的上司，查文清语气平和，他对上司说：“事件乃因外国人欺压良民，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烧教堂，当中并无为首之人啊！”

不待上司细究，查文清便向他的上司自追其咎：“丹阳教案的发生，本官难辞其责，故请求辞去官职。”

其实，这中间尚有故事。当年，去丹阳直接处理此教案的，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据清末举人、南社社员张素撰写的《光绪辛卯丹阳毁焚教堂始末记》中所记，当年处理此教案时，尚有查良镛的祖父查文清，也同在现场。查文清于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调任丹阳知县，而一八九一年四月发生丹阳教案时，正好他是经手此案的官员。从此案记录看，当时朝廷因媚外，而要严办市民，但查文清任知县，因得其上级王仁堪的支持，未执行朝廷旨意。王仁堪体恤民意，始终认为：“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王仁堪任知府，与下级丹阳县令查文清，合而共识，丹阳教案终得以顺利解决。

我撰本书时，曾访谈过金庸先生，他也曾感意外，说：“真想不到我祖父还与王世襄的伯祖，曾是当年一起处理教案的两位同僚！”查文清为此教案，挂印辞官而去，仍回家乡海宁。此事不久，王仁堪也患病而逝。

丹阳教案发生后，查文清的官职究竟是自辞，还是革职，已无法细考。但从本质上说，查文清对官场不是很贪恋。辞官回乡后的查文清，毕竟属官宦之家，物质生活是富裕的，心境也清朗恬静。在老家除读书赋诗之外，又着手编纂《海宁查氏诗钞》，当时已编诗达数百卷之多；然令人叹惜的是，未等到《诗钞》雕版之付印，查文清便与世长辞了。

对于祖父之为人，金庸后来曾回忆说：“前些时候到台湾地区，见到了我表哥蒋复璁先生。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学。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

据说查文清病逝，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亦派人前来吊唁。丧礼极尽哀伤，出丧之日，丹阳有十多位绅士前来吊祭，更难得的是，当年带头火烧教堂的两个人，闻讯后一路哭拜而来，每走一里路，就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袁花查氏家族的老家。

当然，金庸后来也说，那两个带头火烧丹阳教堂的人前来吊祭，不可能一路从丹阳磕头到袁花，但是，查文清高风亮节，也可谓英年早逝，宁愿丢官，也要保护丹阳人之性命，肯定是受到了人们的深深哀悼。

后来，金庸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展开对话时，又谈起了他深深敬爱的祖父，他说：“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祖父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地收租，而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使他们能平安过活，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都可分两次领一笔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

我们从金庸祖父身上，看到了从清末到民初，这段历史变革中，许多文人为官的优秀例子。他们大多在那个时代变革中郁郁而死。看到他们在他乡为官时，写的许多“乡愁诗”，都证明了他们有一颗正直、爱国的心，都想为这个民族的复兴做些壮举，哪怕这些政治的热忱希望都落空了，也会返乡为乡邻们做些慈善和教育事业。

我们看到徐世昌当年为金庸的祖父——查文清亲笔写下的“赞象”诗，就看到了这样的历史：“萧萧白发丹阳尹，曾并簪花竞少年。大好河山供写照，春风回首一潸然。”

祖父的经历和品行，在查良镛的心中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查良镛后来说，祖父查文清，对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从查良镛的话中，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即查良镛后来一直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外交官，一方面是查家几百年传承的儒家思想所影响，另一方面显然也与他祖父的经历有关。

查文清生前有一些家宅、田地。所以，当我们的传主——查良镛出生时，查家还拥有三千多亩田地，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