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抗战后的生涯

一、新闻事业的开端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八月十日，重庆的天气酷热而郁闷，无线电波传来惊人的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愿意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无论是雾都山城，还是上海十里洋场，都陷入不夜的狂欢之中。那一刻，查良镛正在湘西的农场，未能加入狂欢的人流。

在他的家乡海宁，八月十一日清晨，重庆中央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日本政府的请降书已送达盟国的消息。当天，海宁县政府把这一消息布告全县民众，还印发了各种小型宣传品。下午，国民党县政府进驻县城，袁花区署同时进驻袁花镇上办公。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十四年战争蹂躏，牺牲了无以数计的生命、财产的海宁，和整个中国一起陷入欢腾之中。查良镛也结束了抗战的漂泊生涯，准备打道返回家乡。但由于湘西农场主一再挽留，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夏他才返回久别的家园。

这位二十出头的青年，在战乱不断的十四年中，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无家可归、漂泊异乡，他和万千学子一起饱受了外敌入侵造成的离乱之痛、饥寒之苦，而且曾两次尝到失学的滋味。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入他耳中的时候，他和当时每一位青年一样，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这个胜利的消息对他来讲，来得多么突然，有好几夜，他真是通宵难眠。当那苦难而又漫长的十四年抗战结束后，每个中国人都悲喜交集。

战争使他永远失去了母亲，想到孟郊的那首“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孝母诗，在他的眼前，禁不住一次次地重现慈母温和的笑容。母亲是他小时候最可亲的人，也是他接受知识教育最早的启蒙者，他万万想不到在抗战时和亲爱的母亲一别，竟成永诀。这次抗战后重回家园，使他心灵最痛、最沉重的，就是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他美丽的家园被战火毁掉已有九年，离一九四二年他远去重庆求学转眼也四年了，他重回故乡，沉浸在与家人团圆的一片家庭悲喜的氛围中。在这次回乡途中，查良镛在上海买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带回家阅读时，他的心灵平添了几分欣喜。当时整部《历史研究》还没有完成，他买的是前面几卷的节本。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在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的序言《不曾见面早相知》中，回忆了他在抗战后途经上海能买到一部好书时的心情：“……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回到故乡，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了一本A. Toynbee（汤因比）大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后，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到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因比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到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查良镛在家乡小住了不到半个月，与父亲、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团聚时光。但总感这个家已破碎不堪，一望乡邻，寂寞寥寥，唯有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这部书，是他心灵唯一的寄托。

当时，比他小十三岁的查良钰，正在袁花镇龙头阁小学读四年级，几十年后，弟弟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小阿哥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和三哥缠着他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那段日子，是我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像是在眼前一样。小阿哥要走了。上次走后，四年多才见面，这次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小阿哥。我心里非常难过，站在他面前一个劲儿抹眼泪。小阿哥把我搂进怀里：‘小毛弟，好好读书，小阿哥会常回来看你的！’”

在大千世界奔波过的查良镛，长住这个小地方，深感施展不了才华。当然，对于年轻人要奔前途，他父亲是非常理解的。查良镛再度离家，他又遇到热心的陈向平编辑，陈向平极力向杭州的《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查良镛很快在省城杭州的《东南日报》找到了一份外勤记者的工作。

当时的主编汪远涵，对他很是赏识。汪远涵是浙江永嘉人，笔名越闲。出生于温州城里的大户人家，家里在蛟翔巷开钱庄。他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三一年投考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复旦大学毕业后，一九三九年进入《东南日报》，从编辑到主任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汪远涵这位谦和平易的总编，一开始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并说自己与他颇有缘分，他们曾一起在杭州喝酒谈天。四十年后，金庸在给汪远涵的信中还回忆起这个场景，他们之间那细水长流的情谊，令金庸永铭于心间。回忆他们在杭州天香楼喝陈年花雕，以鲥鱼佐酒。一九八六年，金庸在给汪远涵的信中还说：“记得吾公喜食鲥鱼，鲥鱼初上市时，辄先尝鲜。现在香港食此鱼时，每每忆及。”在他眼中，汪远涵是个好好先生，谦和平易。一九九三年，金庸说到自己怀念的新闻人，其中就有汪远涵。汪先生于一九五六年担任温州师范学院英语教师，一九八五年退休，先后为民盟及民革成员。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在温州市区县前头老宅家中去世，中国一代新闻名家走完了他的一生。

当时在《东南日报》工作，查良镛大都是晚上八点开始一天的工作，一边收听英语广播，一边将重要的关键字记下来，然后凭着记忆将收听到的新闻翻译成汉语。同学余兆文来杭州，听说他的工作是收听英语广播并将之译成中文，感到很吃惊：“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是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它们直译下来？”查良镛解释说：“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的。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国际新闻版几乎天天有“本报×日收纽约（或伦敦、华盛顿等地）广播”的消息。查良镛的英语基础比较扎实，中文底子也过硬，记忆力又好，不仅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而且也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好评。

虽然查良镛在《东南日报》的生活还过得颇为如意，也是他从事新闻事业的开端，但他的性情决定了他不会仅仅满足于栖身在这样一方小天地里。当然，那时的人间天堂杭州，依然夜夜笙歌，西湖上画船如梭、游人如织，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美丽的西子湖畔，到处是他们休闲的别墅，“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一次次穿越和印证了王朝更迭、世事变革。“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的《望海潮》词，是查良镛从小就熟悉的。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文化古迹，也处处吸引着他，许多庙宇、亭子、茶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里有很多有名的对联，查良镛小时候就会背诵。比如，清代学者阮元撰的对联：“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再如杭州的月下老人祠的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月下老人祠号称“司天下男女姻缘的庙宇”，在西子湖边，雷峰塔下，白云庵旁。祠堂极小，却是风雅之士与情侣们必到之处，查良镛空闲时，也常会去看看。他以后曾以瑰丽的笔触描绘了乾隆与红花会在西湖相会的情景：“五艘船向湖心划去，只见湖中灯火辉煌，满湖游船上都点了灯，有如满天繁星。再划近时，丝竹箫管之声，不住从水面上漂来……数百艘小船前后左右拥卫，船上灯笼点点火光，天上一轮皓月，都倒映在湖水之中，湖水深绿，有若碧玉。”

说真的，对美若仙女的西子湖，查良镛一直是流连不已的。但是，在杭州的工作，对金庸的事业和人生而言，只是一次小小的过渡。他还想有机会继续自己的学业，去实现更大的人生抱负。当时的杭州比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充满机会的人生大舞台来说，仍是太小了。再说，做外勤记者本不是他最高的理想，尽管他也由衷地喜欢这一工作，但毕竟太辛苦了，也缺少发展前途……总之，他不可能久留此地。

此时国内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战场上的炮火、硝烟，以及杭州当权者的醉生梦死，又一次触动了查良镛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决意向汪远涵递交辞呈，转往上海，寻找新的机遇。

他的堂兄查良鉴当时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这不仅是金庸理想的表率，也是一种现实的、可资利用的关系。大上海有他的堂兄、堂弟，他便转到大上海去求发展，那年他正好二十二岁。这样的年轻，谁不想去寻求发展机遇与人生腾飞之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