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到重庆读大学

确实，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政府的“党立最高学府”，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最早于一九二七年成立于南京，蒋介石亲自任校长。一九二九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这个学校又与三青团的“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而当年在重庆实际主持“中央政治学校”工作的，就是当时很有权势的湖州籍的陈果夫。陈果夫是陈立夫的哥哥，可谓是蒋介石的心腹。由他规定了这所学校的教育方法、课程配置。如规定“第一学期以军训为主，正其心志，严其纪律为其根本”。第二学期以后，则求博学，多设课程，改革以往的教育方法，使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以达慎思、明辨的目的。其余为学习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制度。这所学校还制定了军训军管等一系列制度。这些特别的课程无疑是当时其他大学教学上所没有的。

当然，这并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而是一座突出政治、军事并严格训练学生的大学。几十年后，金庸依然记得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时的状况：“……那是抗日战争发展到最激烈的那一年，有一个暑假里，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而像我这样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就住在学校里，天气炎热，除了游泳，我就在教室里埋头读一点书。我当时读了《资治通鉴》《世界史纲》等书。我记得《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字体很大……《世界史纲》却是大开本的插图本……读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后就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而后，我在《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也许，这写作的灵感自此而来。在那个暑假里，我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精神充实而快乐……”

的确如此，这时的查良镛过得还是非常畅心的。在他心里始终记得：在碧湖，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几乎使他失学。所以，到了重庆，他只埋头读书，尽管学校的派系斗争很激烈，但他从不介入。“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有太多的管束。”

但好景不长。一方面，因为这所学校毕竟与其他大学不同，在办学方针、培养目标上，它是一所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严加管束。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非常时期，如果从查良镛的出身和他从小养成的性格来看，在他心灵深处，他似乎总认为自己身处这突出政治和军事的学校，显然是不太合拍的。

的确，查良镛不去管读书以外的事，也即胡适先生的少谈点主义，多读点书的愿望。他很愿意接受胡适“在文明中游动自由理想主义”。这时，他的思想已深受几年来亲眼看到的血与肉横飞的残酷战争经历的影响，心里却想保持血统里早已形成的“儒者的安宁与朴素”那种人生状态，同时也是个有着“远远观察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一心只是想做个清醒的旁观者”。

他到了这所新学校后，没有兴趣参与当时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对于当时学生中的派系斗争，查良镛也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因为他毕竟是个从远道而来的学生，而且是抗日战争中落难于此的、一个无依无靠的学生。

我们在一起的那几天时间里，金庸曾经到刘家的藏书楼里参观，当他说起在重庆时的生活，也说一句有战袍味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话：“我曾经读了《资治通鉴》的线装本，虽然那时年纪轻，但心中至少已经知道一部中国历史中帝王将相与人民的生活，处于怎么一种状态。”

但只不过是查良镛一个短时间内的状态，也仅仅是一厢情愿之事。不管他读懂了《资治通鉴》，读懂了《世界史纲》，现实摆在这位年轻人面前的，是在这所学校的现实空间中生存，每天毕竟脱离不了这个环境中的人和物。就算你主观上想避而不见、视而不听，但在客观上却是万万逃避不了的。查良镛最终还是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不可避免的祸事还是发生了。

事情说来也很简单。因这所学校的性质是为国民党政府培育军政人才的，当时在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相当于调干生或委托代培生），他们因为入学前都有背景，所以往往自以为是，不免横行校园。有一天，这些职业学生与其他学生发生了冲突，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了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共产党）。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确实再也看不过去了，他为学校中有这样的学生非常气愤，一种责任和正义感从他原本已冷漠的心间升起，他向学校投诉此事，责问校方何以能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他甚至为了这件事，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发生了激烈争辩。

当时，在这所特殊性质的学校里，对于这类情况如果你不闻不问，倒也平安无事，你只读你的书就可以了，可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你却站出来去干涉，那当然闯了大祸。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非常严厉：没有二话，即勒令他退学。这个处理的潜台词就是：这由国民党政府特殊办的学校，能让一个学生随便责问吗？

于是，查良镛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了一年零两个月，大约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又一次失学了。但是，这次的勒令退学，却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后，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因为这次再另找学校读书，已经不可能了。被勒令退学的查良镛已别无他路可走，现在他面临的，是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否则他怎么来维持抗战时期自己的生活呢？因为家离他那么远，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好在那时，对查良镛这个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来说，在重庆还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当时在中央图书馆任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凭着这层关系，查良镛总算在重庆找到了一份可维持生活的工作。这便是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

查良镛进馆后被分配在阅览组工作，具体的活儿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两点至晚上十点。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伯爵》等。在他看来，这些十八九世纪的作家，他们作品的共同点是“故事性”。他曾对池田大作说：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真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并非由于他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

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张安静的书桌，被这所国民党学校赶出校门后，却在这里获得了一方安静读书的天地。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之创作，确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另外，那时有一本以时事译作为主的《时与潮》半月刊，在重庆风行一时，这是几个东北青年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武汉创办的，齐世英（一八九九——一九八七）为发行人。《时与潮》后迁到重庆，继续办下去。因为及时把国际上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文章翻译过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每期销到两万多份，又增出了副刊、文艺双月刊，合在一起总销量有三万五到四万份。（注：齐邦媛是齐世英的女儿，是《巨流河》一书的作者，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查良镛看到这个刊物受欢迎，想模仿《时与潮》办一份刊物，取名《太平洋杂志》，刊登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作品。他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料，每天上班，一有空就着手编他的杂志。下了班，他就带着英汉字典，赶到离中央图书馆不远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纸杂志，这些报刊由美军飞机直接带来，都是最近出版的。几个穷学生四处借钱，也没有筹到印刷费，好不容易找到重庆大东书局，勉强赊账给他们印出一期，算是创刊号，印了三千册，很快就销完了。但由于纸价飞涨，印第二期时，大东书局再不答应赊欠，《太平洋杂志》只出一期，就停刊了，创刊号成了终刊号。这件事也使查良镛很伤心，再加上那时形势也有了些变化，总感到在图书馆管图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决心离开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他向图书馆办完离职手续，就和余兆文一起匆匆离开重庆，告别了一年中有半年被雾和雨笼罩的雾都，又去湘西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这个沈从文专事描绘的世界，查良镛先后两次生活了约两年时间。《射雕英雄传》中的一灯大师、瑛姑都隐居在这里。“铁掌山”在洞庭湖向西，“经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这些地名，显然不是来自书本、地图，而是他足迹到过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所熟悉的。《连城诀》中忠厚纯朴的狄云，就出生在这片土地，“那是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乡下”。小说中有个细节，狄云在狱中度过了五年，终于出来时，“剥了萝卜皮，大大咬了一口。生萝卜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五年多没尝到了，想到了湖南的乡下，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戚师妹一起拔了生萝卜，在田野间漫步剥食……”

《飞狐外传》写到胡斐过五岭入湖南，在衡阳的饭馆吃饭时的情景：“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无菜不辣，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这当中确实有查良镛自身的体验。《射雕英雄传》中描写的沅江的纤夫，正是他熟悉的，“眼见日将当午，沅江两旁群山愈来愈是险峻……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弓身弯腰，一步步地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击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间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金庸曾说：“我的小说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的确，湖南的风俗习惯，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