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新选择

查良镛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了大半年，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人文环境，他虽然身处他乡，却时刻关注国内局势的走向。此时国内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内战胜负已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抢渡长江，攻占了南京国民党的总统府，国民党在失去南京后，深感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只有节节败退台湾地区而去。

此时，《大公报》也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作为新闻媒体必须慢慢顺应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积极向新生的政权靠拢。

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也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接到毛泽东同志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明确信号后，王芸生于十一月五日离开台湾地区，八日抵达香港。两天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左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公报》转向，全国上下百废待兴、气势如虹……这一切的一切不断撞击着查良镛的内心，想要报效祖国、大展宏图和对故国的相思，令他心潮激荡、辗转难眠，他不止一次萌发北上的念头。然而，他也明白时机还未到来，他蓄势待发等待着。对于这样一位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书香门第的年轻人，也经历过了时代大动荡的磨炼，二十世纪的大转折，正是他想施展才华之时。当时，在他内心深处，祖父、曾祖父直到查氏家族的先祖们，都是他走向人生辉煌的楷模，那时代的走向与趋势，每一天都在触动着他的神经，在他心中涌动的是根深蒂固的一句话，即为了实践“不为良相，亦为良医”这条人生之路，他可以冒任何人生之险，去闯他的事业之路。

正在他难以把握之时，他在香港却意外收到梅汝璈博士的电报，召他北上。这时的查良镛，他的政治嗅觉与敏锐的神经似乎全部调动起来了，立刻将机会紧紧抓住。他没有丝毫犹豫，甚至不顾妻子、亲人和朋友们的劝阻，铁了心也要北上报国。

他终于向《大公报》递上请辞书，踏上了北上的旅程，仿佛感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向他招手，一个未知的天堂在等待他，如锦的前程美梦在深深地吸引他……他本以为将永远告别香港这片原本就是阴错阳差而来的土地，他甚而想将会扎根内地，再也不会回头了，谁知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似乎就像一只小蜻蜓，在那美丽的荷花池上，绕了一圈，又重新回到原地。

呜——呜——，响亮的汽笛声，划过耳际，终将查良镛从回忆中惊醒，让他一下又回到眼前的现实中……他乘坐的从北南下的海轮，已经快到香港了。当他一路海路一路雨地堕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人生历程时，真是难以言说，让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回顾他所走过的二十六年的人生之路，他似乎找不到生活的坐标究竟在何处。他的抱负、信念以及理想……“现在，我该置于何处呢？”

每逢人生的关键时刻，查良镛心中的现实主义往往是占上风的。北上的失败，虽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但若从硬币的另一面来看，这也是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从这以后，查良镛不再是那个易激动的毛头小伙子，他的心智成熟了，性情淡然、沉稳了些，处世似乎变得荣辱不惊。人家说他为人木讷，其实不然，他又收敛起了那源自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由于他毕竟还年轻，一种目前还说不上是什么样的理想和追求，在强烈地诱惑着他的心智，它们成了盘旋在他心中的核心主题，当心中同时回忆了自己之事业和往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他突然悟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道理。他似乎懂得了他现在所面对与从事的，不是现成存在之世界，而应是他尚待去发现和奋斗的世界。

这种与过去、将来的精神联系，不知怎的，为这位暂时失意的年轻人提供了进一步向前走的信心。他细细地从往事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

从北京南下的船，终于到了香港，慢慢靠港，他又看见维多利亚碧波的海湾。接连几天的阴雨绵绵，也突然停了下来，阳光正从云层中透出，洒向大地，他心中不禁泛起淡淡的暖意。

也许，真的与这块土地有缘，也许，他“人生只合住香江”，这里才是他扎根的地方，既然人生这条路已走到这里，他决心向前看，坦然去接受以后的命运安排。

这似乎又是一种提示，正是他重回香港的决定，才有了以后不同凡响的事业，同时在这世界上，也才出现了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儒侠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