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白手赴香江

查良镛进入《大公报》没多久，时局就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一九四七年后，《大公报》生存日益维艰。《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忧心忡忡，他深感前途迷茫，一直想要寻找突破口，另寻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香港这座小岛，在清道光初年，被往来于零丁洋一带的外国船员称为“香港”之前，一般叫作“石排湾”或“赤柱”。一八四一年，人口不过七千四百五十人，全部是渔民。然而经过百年，世人对其视角眼光大变。这时，香港这个太平洋上的东方明珠，吸引了无数政治上的敏锐目光。香港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都市，在经济上、文化上与上海相比落后很多，但香港却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香港水深港阔，是难得的深水良港，且它历来在出口贸易、商业繁荣等方面，有着发展成大都市的潜力，人称世界的自由港；当时被英国殖民，紧连内陆，一旦国内战事爆发，香港不会受到战事的影响，必然会是一些富商、政要、达官首选的迁移之地。胡政之在心底权衡了诸多因素后，毅然下决心亲自带队到香港，以求《大公报》在异地的发展。

胡政之（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名霖，字政之，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他二十四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三十一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一九二六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他还创办过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终生以新闻为业，被外国报界视为报界巨子。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胡政之亲自带着费彝发、李侠文、马延栋、李宗瀛等报社骨干奔赴香港，开始了港版《大公报》的复刊工作。胡政之与几十名赴港员工，经过五十天上下的同心埋头苦干，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终于在三月十五日将港版《大公报》正式复刊。

胡政之对于《大公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香港顺利复刊，感到十分欣慰，他亲笔写了复刊词，重申了《大公报》的办报初衷是“文章报国”，是为了“代表中国读书人的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同时他还强调了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的《大公报》（香港版），只是为了应对抗战的临时组织，而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发展。

港版《大公报》的复刊成功，把新记《大公报》推向了时代的最后一个高潮。刚成立的报馆，急需一名翻译，于是准备派原来在上海报馆的张契尼前去，但由于张的妻子恰好临产，张无法抛下妻子和孩子远赴香港。就这样，派驻到香港的机会便落到了当时仅二十四岁的查良镛头上。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乡海宁，去了一趟南京，去了两趟杭州。三月二十九日，同事在南京路的报馆为他饯行，尹任先为他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飞。

三月三十日，带着半年就回来的期待，带着对陌生的香港的种种猜想，查良镛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人生中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他没有想到此行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对于查良镛来说，这个十分偶然的机缘，又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我们说人的生命之舟，有时就是如此迂回曲折，同时也不禁让人感叹人生如戏，充满着偶然性之发展。

离开大上海时，他确实对上海有些留恋，也不时想起在海宁家乡的亲人，当飞机慢慢地收起起落架，渐渐升空时，他亲爱的故乡，那山、那水、那代表嘉兴的南湖烟雨、那“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的西湖，在他的视线与想象中，变得越来越遥远。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心中不禁有些怅惘，他不知等待他的命运，将又会如何变幻。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旅程。但不知为什么，对此刻的查良镛来说，似乎像是一次普通的外出度假。此时的他也没有想到，今后人生的大部分岁月，将会在香港度过，更没有想到这海岛将是他成家立业的重要人生大舞台……

飞机升入五千米的高空，空中小姐送上了简单精致的午餐。查良镛边吃着午饭边想着自己到达香港后的行程，正当他迷迷糊糊冥想时，突然想起出门仓促，身上竟然没有带一分港币，这一想急得他一头冷汗，心想身无分文如何搭船至报馆报到，况且香港人生地不熟，这可如何是好。正当查良镛局促不安时，与他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看他神色不安，便关切地询问发生了何事。待查良镛把实际情况告知后，潘公弼笑道：“这有什么好忧心的。”说完就借给了他十港币。正是有了这十港币，查良镛才顺利到报馆报了到。这虽是一件小小的逸事，但也印证了金庸初到香港确实可称得上是“身无分文”，如果对照后来的身家资产，也可谓是一介书生的发家奇迹。

查良镛初到香港《大公报》时，工作内容与上海一样仍是国际电讯翻译。因是创业阶段，工作条件艰苦，生活条件也远不如上海。但是查良镛并没有感到失落，相反对这个城市感到十分新鲜。虽然与上海比，香港只是个小城市，但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

香港的《大公报》报馆是一个气氛融洽的团队，特别是一些资深的老报人，手把手地教年轻人，对新闻事业的呕心沥血，更是感染了报社的一大批年轻后辈，其中就包括查良镛。

胡政之先生的为人和学识，使查良镛体会到作为一个报人的理想和责任感；胡先生在工作中不辞辛劳，与年轻人同甘共苦的精神，也深深感动着他。“与胡先生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因工作、吃饭、睡觉都是在一起，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意义精湛的话来，现在却永远再听不到那些话了。”《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为人仁厚，乐意扶植年轻人，是当时公开招聘时的主考官，对查良镛可说有知遇之恩；杨历樵还精通多门语言，被称为“翻译圣手”，对查良镛的翻译工作，常给予悉心的指导。港版初创，内容与“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入。有一次吃饭，胡先生说：“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绝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某些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平，歪曲真理。”

这些老报人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的精神风骨，也无形中成为他人生的标杆，数十年后，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还深情地怀念过几位当年《大公报》的恩师：“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可惜这数位恩师都已经逝世，虽欲报恩而不可得了……”的确，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吸引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金庸曾说：“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这种天气，胡先生离开香港。我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坚道的斜坡。临别时他说：‘再会。’我问他：‘胡先生，你会回来吗？’他说：‘会回来。’说完淡淡地一笑，我从这笑容中看到一种凄然的神色，我立在门口待了许久，心中似乎有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的不祥预感。果然，他永不会再回来，这些话也永远不会再听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的一个夜晚，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在上海黯然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