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日子

一、从《大公报》到《新晚报》

从北京回到香港，查良镛又一次回到了他的老东家《大公报》，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他为何选择回到《大公报》呢？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他当时重回香港时的处境，也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个决定了。当时，他要在香港生存下去，一时间也无法找到更合适的工作，而《大公报》毕竟是当时规模大、历史长的大报业集团，待遇条件相对优厚，虽然他明白当初是自己执意递交辞呈北上，如今却又不适时宜而归，回来只是想求得一个暂时的容身之地。当然，重回“老东家”，也必然会招致一些人的不欢迎，甚至会遭到冷嘲热讽，但这确实是他那时唯一的出路。当时，查良镛在《大公报》国际新闻版的同事，有对文学有兴趣的萧乾、袁水拍两位前辈，有喜欢俄国文学、后来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他跟他们常谈的是希腊悲剧等话题。

查良镛继续在《大公报》做他的国际电讯翻译，这虽是他的“老本行”，但这次回来却干得并不舒心。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抗美援朝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一九五〇年十月后的《大公报》，为吸引更多的读者，便抽出了部分人手，创办了《新晚报》，此报由罗孚任总编辑。

一九五二年，查良镛由《大公报》转入《新晚报》，同时由国际电讯翻译转为副刊编辑。这一转变，也确实让他离开了原来感到压抑、沉闷的环境。虽然《新晚报》仍属于《大公报》管理，但终究是晚报形式，有了一片新的氛围。

查良镛在《新晚报》主编“下午茶座”栏目，这是一个消闲性质的副刊栏目。对他来说，做副刊编辑还是第一次，他却如鱼得水，驾轻就熟。因“下午茶座”毕竟着重于消闲娱乐，立意自应贴近生活，才能吸引读者；同时又要办得有品位，以赢得社会上一些上层高雅人士的欢迎。这个栏目涉及文学、艺术、电影、舞蹈、绘画等多个领域，而他作为编辑，也常常自己写些稿子。

他热衷于写影评，经常流连于电影院，几乎一天一部电影，如痴如狂地读着电影理论文章；他谈舞蹈，在栏目中解答读者有关舞蹈方面的问题，心血来潮还亲自穿上舞衣学芭蕾舞。

“下午茶座”由查良镛接手不久，就办得有声有色，雅俗共赏。当然，他也花了不少心思。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姚馥兰”，取自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希望以这个女性化的笔名与读者贴近，同时也冲淡过于男性化的风格。其实，雅俗共赏，是他一直追求的艺术境界，在以后的武侠著作中亦可见一斑：洪七公的一套“降龙十八掌”中的招式，“亢龙有悔”“飞龙在天”“见龙在田”等，都取自《易经》的“卦爻辞”象辞。《神雕侠侣》中的“美女拳法”，那一招一式，都来自古代历史和传说，文学作品中的美女，诸如嫦娥窃药、木兰弯弓、红线盗盒、文姬归汉等都有利用；甚至琴、棋、书、画，诗、文、歌、舞，乃至渔、樵、耕、读等，都被融进了武侠小说中。他将粗俗的武打，写得高雅化，令读者在阅读之中，得到美的享受。

甚至对内地电影如《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红楼二尤》这些带有中国民间色彩的故事，查良镛也同样喜欢，写出了许多有自己见地的评论：“我在看影片《梁祝》的时候，首次感到心酸的是在‘十八相送’；看《天仙配》听到董永唱‘听她说出肺腑言，倒叫我又是欢喜又辛酸。董永生来无人怜，这样的知心话，我从未听见’这几句话时，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两场本来都是欢乐的场面，却令人在喜悦之中受到极度的感动。我想，这因为在欢乐之中，也蕴蓄着真诚的深厚感情，而这种感情使人流下泪来。因为真诚的友谊、纯朴的爱情、受到怜惜时的感激，都会强烈地打动人心。”

查良镛为了配合演出，一些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他说，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可董桥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

例如《除三害》的开篇：“急锣紧鼓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地大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得：‘醉里不知天地窄，任教两眼笑英雄’，台下彩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另外还有评京剧《狮子楼》之文，也如此：“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地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到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洁地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这句“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也令董桥大为赞叹。

的确，在《新晚报》的日子，查良镛过得十分快乐、惬意，不仅因为负责“下午茶座”这个栏目，很对他的兴趣与胃口，办起来得心应手；还因为在这里他结识了两个好朋友，后来还成了他一生的挚友良朋，那就是当时《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和也在《新晚报》共事的梁羽生。

这似乎有点儿像刘邦、张良与韩信，正是因为这三个人的相遇，才会有后来的楚汉相争，才会有汉代的辉煌历史；而正是因为当时办起了《新晚报》，才有罗孚、梁羽生与金庸三人的合作，才会掀起后来那声势浩大的新武侠小说时代，仿佛冥冥之中，有所注定，此三人合作必定会擦出不小的火花，虽然当时他们彼此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金庸编他的“下午茶座”，而梁羽生则编《新晚报》的另一个副刊——“天方夜谭”。

说起梁羽生，可谓是个奇才，也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他原名陈文统，一九二四年生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圩乡屯治村。十四岁时，因患疟疾腹泻，休学半年，阅读了大量的名家词集和两份象棋棋谱。一九四九年，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一九五二年，他们两人先后调到《新晚报》编副刊。巧的是梁羽生与金庸，在出身、经历、爱好上，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是一九二四年出生，同样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梁羽生进入《大公报》，一开始也是翻译英文电讯，后来才转入《新晚报》，这些经历与金庸几乎完全相同。同时，他们在爱好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梁羽生也有很深厚的文学功底，诗词对联无不精通；他们同为棋迷，对弈时，两个常常忘我拼杀；他们均为书痴，阅读各种类型的书籍，涉猎十分广泛；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同为武侠迷，侃起武侠来如痴如醉、日日夜夜乐此不疲。当然梁羽生没有金庸那段学外交、国际法专业的经历。

他们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闲暇时间，总有聊不尽的话题，并且颇有英雄识英雄、英雄惜英雄之感。闲来无事时，他们一起下棋，在棋盘上拼个你死我活，且在棋罢畅谈一番。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他们老年，两位年届古稀的老人，还兴致勃勃地对弈，一度被传为佳话。

他们还一起在《新晚报》上发棋话，同样受到读者欢迎，引起了不小的影响。他们一起侃武侠……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荒江女侠》，一部接一部，直说得唾沫横飞、欲罢不能。

而后，这两位大侠，从只是闲来谈谈武侠的读者，变为亲自操刀的炮制者，并且在若干年后，都成了写武侠小说的大家，可那时他们两人，谁都没有想到今后会去写武侠小说。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来说，那么当年的香港《新晚报》，确实是查良镛和梁羽生日后成为新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摇篮。